明星「人設」崩塌，是當代文化工業所能生產的最終劇本？

互聯網時代的熱點總是突如其來地爆發，又迅速煙消雲散。以至於現在回想起上一周關於藝人薛之謙的八卦故事，竟然有些恍如隔世之感。但「追劇情」的節奏暫時停了下來，或許才是靜下心進行一些思考的好時機。

薛之謙是從選秀節目出道的歌手，在娛樂圈起起伏伏多年之後，最後竟因為微博上「段子手」的形象走紅。憑藉一條條搞笑的段子，和表現尚好的歌曲作品，他的微博粉絲，超過3000萬。而就在前不久，薛之謙在微博上高調宣布與前妻複合，又被認為是「深情」的表現。誰知5天之後，模特李雨桐公開指控他玩弄感情及金錢欺詐，並在之後幾天不斷公布新料。被戲稱為「要錘得錘」的爆料過程，令圍觀群眾紛紛感慨：「薛之謙的人設徹底崩了」。

薛之謙的身份認證為「原創歌手」，目前粉絲超過3700萬。

我們不想去討論這一娛樂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而想關注的是：「人設」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它成為現今娛樂明星們想要走紅和吸粉的法寶？「崩人設」又為何經常發生？

在熱鬧跌宕的娛樂新聞背後，今天這篇文章的作者看到的，有文化藝術的匱乏危機，也有對「輕浮」時代的憂慮。

撰文 | 諶幸

人設時代，留給藝術的空間更稀少

通過「人設」走紅，有著符合時代潮流的幸運。小花中楊冪自黑成風尚，演技派男星不乏劉燁、鄧超靠「搶沙發」與神經質長久活躍在社交平台，美國大表姐詹妮弗·勞倫斯的神經大條與口不擇言常常引發輿論冰火兩重天……眾多「人設」下的薛之謙是頗具代表性的一個。薛之謙的成功，背景是華語樂壇越來越荒蕪的現實。很難指責他沒有作品，但他的走紅也一定與其用心經營的個人形象有更大關係。

在網易雲音樂上，《演員》這首歌下對薛之謙的評價是這樣的：被唱歌事業所耽誤的青年相聲演員。而薛之謙本人也在採訪中直言：不想當段子手的商人不是好歌手。作為「段子手」翻紅的薛之謙，曾經在微博中低姿態的po出內心心路，自認粉絲關注他，先是因為廣告策劃案，然後是段子，然後是容貌，最後才是他寫的歌。

薛之謙在幾年時間裡持之以恆地在微博上發搞笑、自黑風格的段子。

自嘲的同時也樹立起通過做生意來支持自己音樂夢想的人設——歌手身份被薛之謙放在了夢想的位置，低姿態為夢想賺錢的人設無疑引起了大眾共鳴。至於在綜藝節目中類似「你神經病啊」的口頭禪，表演精分大聲喊叫的戲碼，似乎也都成為了粉絲眼中「真性情」的部分。即使是離婚，也讓人感受到「人設」中的深情一面。粉絲相信他們的偶像「有多不正經，就有多深情」——即使此時表象與本質分離，無法統一互相作證。

人物設置原本是影視作品、遊戲中的辭彙，但在泛娛樂化的今天，人設顯然已經進入了文本之外的社會語境。在無所不在的攝像機幫助下，明星的性格、特質逐漸獨立於作品之外，在訪談對話、遊戲任務中展現給觀眾。通過一次次看似無加工的自我呈現，形成對粉絲群體的吸引。綜藝、微博吸引產生大量粉絲後，明星對「人設」的追求也隨之出現。多重身份的雜糅，似乎讓人設更多重，但事實卻不難發現，無論是歌手，段子手，商人還是演員，大眾對於人設下明星的想像其實早已局限。人設讓藝人，在擁有典型化魅力的同時，也止步於這些身份定義和人設標籤。

明星是文化工業下的成果，文化工業將藝術祛魅，當偶像變成了幾個詞語就可以概括的符號，神秘感在私人生活與個人性格的曝光顯露前蕩然無存。神秘意味著豐富的可想像空間，正是真藝術的領土地；標籤意味多種可選擇類型，導向了名利場的生意經。明星的人設框架下，個性標籤、個人段子再多，依然彌補不了這種因神秘感消失，而帶來的想像匱乏。

《明星》作者:【英】理查德·戴爾譯者:嚴敏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1月

大眾娛樂工業化程度日益加深，生活變成了巨大舞台，明星具有比以往更強大的大眾文化符號影響力，當這種影響力成為匱乏的症兆而非藝術的動力時，我們無不擔心文化生態的可持續性。

娛樂並非罪惡，但當娛樂圈成為了藝人變現的最大場所，留給藝術文化的空間更加稀少。觀察當下娛樂圈和大眾文化現狀，是否如同王小峰所言：「不僅製造者逐步喪失理性，連同這種文化下培養出的受眾也喪失理性，集體淪落成為毫無審美情趣和判斷標準的純消費動物，處於情感、利益或低級趣味的驅動。」於是偌大的輿論場上，「只有大眾，沒有文化」。

《只有大眾，沒有文化》

作者:王小峰版本: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8月

人設吸引：粉絲的幻想與孤獨

建立人設，把人設做到典型而新穎，在作品匱乏的時代，對於明星而言無疑是捷徑。人設之下，粉絲們的幻象都安然居於框架下，獲得作為一員融入團體的安全感。

在《柔軟的城市》中，喬納森·拉班這樣說過：

「在一個由陌生人組成的社區中，我們需要一套快速易用的模板和草圖輪廓，用以將我們遇到的人進行分類。」

明星人設的出現正如星座、血型等流行文化概念一樣，為孤獨的大眾提供了站隊歸類的標準。粉絲在進入明星的粉絲團體時，所付出的大額度感情，也反映著這個時代個體孤獨的無處發泄，個人情感最終流向了大眾文化工業的場域，尋找歸屬。

《柔軟的城市》作者:[英] 喬納森·拉班譯者:歐陽昱

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6月

粉絲對於「接地氣」偶像的喜愛，對不完美人設的認可，一方面來自於文化市場與氛圍的豐富寬鬆，另一方面也指向了粉絲群體中共同的需求——他們渴望交流，更渴望歸屬。日常化的偶像人設，不再如男神女神一樣無暇，而是頗有民主感染力的偶像符號。這種需求，是時代的癥候。

1962年的鮑勃·迪倫發行第一張唱片，年僅21歲的鮑勃·迪倫的廣播採訪中，主持人問他為何要來到紐約？他只說：我不能告訴你。鮑勃·迪倫的高冷態度，正是當下許多明星的反面。藝術和大眾之間有一面虛構之牆，這面牆讓觀眾始終無法觸及最神秘的歌者，但依然能為他的歌聲震動。

年輕時的鮑勃·迪倫。

讓訪談無法進行的自我保護，保護了藝術家之為人的神秘和豐富。當自我袒露的癖好蔓延成為時代風尚，人設之下的個體，有無數性格標籤，個性本身卻已經被架空。真的文化偶像，通過一生對自己形象神秘感的維護，保證了自己作品的力量。聆聽其歌聲成長的一代人，不會因為歌手的花邊心碎，爭吵和喧鬧，他們會自我治癒孤獨，在藝術的安慰下成長。

通過人設偶像緩解孤獨癥狀的當代粉絲，如同使用阿司匹林鎮痛的病人。藝術給人類以長久陪伴安撫的秘密，恰恰在於保持距離，讓人類自身敬畏神秘，富有想像能力，形成健康的判斷力和理智。在人設快餐的「投食」下，粉絲們簡單地接受刺激、自娛自樂，形成了封閉的圈子，卻難以真實體認人性的複雜和變幻。幫助現代心靈個體面對更長未來和更真孤獨的責任，明星人設無法承擔。

當「真」成為新的道德價值

娛樂圈非常事件爆發後的粉絲言論中總會有：「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至少他很真實」。如果虛偽是他真實的一部分，是否也值得被粉絲追捧和讚賞？所有的不完美如果沒有了崇高作為背後的光暈，大眾的幻想性自我欺騙和高潮，娛樂時代的段子手也就成了讓一切藝術、意義終結的劊子手。

這反映出的趨勢之一，便是在真善美這三條維度中，「真」被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倫理之善所代表的秩序給社會以最初的評價標準，道德王是最高榮譽。隨後，藝術之美模糊善惡，將「惡之花」引入了大眾視野，邪惡而美麗的事物有了值得品味的瞬間。而當「真」所代表的客觀性空降大地，將大眾的選擇從善惡美醜之中解脫出來，「真」與 「不真」成為了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維度，大眾文化也開始走向了價值隕落的時代。

正如鮑德里亞所言：「隨著時間的流失，真善美玩著奇怪的音樂椅遊戲。」對大眾文化而言，看似擴容，實則抽空。而在這場遊戲中，「真」代替倫理之善，成為新的道德價值，充滿了獲得快感的可能，卻也失去了判斷快感的意義。

《冷記憶：1987-1990》

作者:[法] 讓·鮑德里亞譯者:張新木/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