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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90周年系列報道——土改風暴

土改風暴
本報記者 唐錚

  木刻版畫《燒毀舊地契》 作者古元 1947年作
耕者有其田,這是兩千多年來中國農民的熱望。 解放戰爭期間,以1946年「五四指示」為起始的土地改革運動,猛烈衝擊著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別是在一億多人口的解放區,基本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改變了農村舊有的生產關係。 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億萬農民在經濟上獲得了解放,並由此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他們踴躍參軍參戰,為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這個清早,在東北松江省境內,在哈爾濱東南的一條公路上,牛倌看見的這掛四馬拉的四軲轆大車,是從珠河縣動身,到元茂屯去的。 這句來自著名作家周立波小說《暴風驟雨》中的描述,看似平淡無奇,勾勒的卻是一幅壯麗的圖景——長達數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正如小說中所說,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開始」。 書中「元茂屯」的原型位於長白山支脈張廣才嶺的一個山坳中,真名叫作元寶屯。1946年,38歲的周立波依據自己參與土改的經歷創作了小說《暴風驟雨》,使得那個不起眼的小山村獲得了「中國土改第一村」的稱號。 可是,土改工作隊在元寶屯的老人劉永清眼裡,卻是另外一個樣子——夏天剛過,呼呼的老北風就冒起頭來了。順著條起塵揚煙的土路,來了一支穿著土黃色軍裝的隊伍,打頭的是個二十齣頭的小夥子,後面跟著個小衛兵,屁股後面還晃蕩著一把盒子炮。 土路邊乘涼的鄉親們都挺害怕:「快看啊,『糧子』又來了。」 說到那會兒的「糧子」,有東北軍、日軍、「滿洲國」的皇協軍,還有從蒙古過來的偽蒙軍和東一幫西一夥的鬍子、土匪。只要拖槍帶刀,老百姓都管他們叫「糧子」,一見著就趕緊躲。由當家的挑著擔子,一頭放一床破被蓋,另一頭放著家裡最後的一點糧食,一家老小匆匆忙忙地往元寶山上的山林里躲。 後來,元寶屯人才知道,這個打頭的小夥子,是元寶屯土改工作隊的第一任隊長蕭洪達,後來成為《暴風驟雨》里主角蕭隊長的原型。 工作隊選擇元寶屯,既因為這裡是東北抗日聯軍趙尚志部隊活動的地區,離鐵路線較遠,與延壽縣交界,群山環抱,交通不便,又因為元寶屯是方圓四五十里的惟一大村,天然形成了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另外,「元寶」的村名源於這座山坳形似元寶,地形條件也有利於軍事活動。 劉永清老人那時還小,不過十幾歲。要說歷史的大勢,他看不太清楚,元寶屯的老百姓也看不清楚。但隨著工作隊紮下根來,人們漸漸地看出了些門道——蕭隊長帶著一幫「糧子」來,不是來搶糧,而是要讓老百姓吃飽肚子。 對於許許多多像元寶屯這樣處在飢餓中的東北農村,還有無數在苦難命運中掙扎著的農人,這無疑是一樁開天闢地的大事。 「五四指示」 要想弄明白土改隊來到元寶屯的原委,還得從當時的局勢說起。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一直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抗戰勝利後,毛澤東的打算是:「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減租減息,然後採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其他中央領導也基本上贊成這個做法。 但是,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卻使這一初衷不得不發生變化。 1946年3月,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薄一波和山東分局副書記黎玉先後向中共中央彙報,他們意外地發現,各根據地農民已經在直接或間接地採取措施,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耕者有其田,這是中國農民兩千多年來的熱望。在抗戰終於結束之時,這個變化正是民心所向。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由各個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區主要領導參加的工作會議,研究土地政策。 1946年5月4日,會議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徐特立等,還有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薄一波,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山東分局副書記黎玉等。 在會議上,劉少奇拿出了歷時一個多月,由薄一波、鄧子恢、黎玉等參與討論,胡喬木執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毛澤東率先說:「國民黨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所以民不聊生。這方面正是我們的長處。現在有了解決的可能,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 林伯渠說:「耕者有其田是我們黨早已確定的目標,現在,是該實行的時候了。」 薄一波說:「這個文件(指《指示》討論稿),在晉冀魯豫解放區不會引起什麼大的波動,因為實際上群眾已經做了。有了這個文件,『左』的錯誤可以減少,特別是黨內思想可以統一起來。」 最終,這個文件順利獲得通過,因為會議日期是5月4日,此後又被稱為「五四指示」。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諸多政策中,「五四指示」和隨後出台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此後被學者們目為重中之重。「五四指示」發出一個多月,蔣介石便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新的全國內戰爆發,國內形勢隨即發生了重大變化。 「回頭來看,東北的戰事是新中國成立的關鍵。但在開打之初,誰能夠佔上風還真難說。」周立波的孫女、學者周仰之說,國民黨的軍隊裝備上佳,但共產黨最終的勝利主要贏在了民心士氣。「軍隊可以在短時間內整團整師地擴軍,跟當時迅速又全面地開展土地改革有關。」她說。 其實,早在1945年底,毛澤東已在《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一文中道破了這一關係——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否則,群眾分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 抗戰八年,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和國民黨相比,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依然沒有改變。到1946年7月,國民黨方面擁有總兵力430萬人,其中正規軍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之比約3.4∶1。國民黨統治著全國約76%的面積、3.39億人口,還控制著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的鐵路交通線,擁有幾乎全部近代工業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而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佔國土總面積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處於經濟比較落後的農村。 在東北,由於1946年5月下旬的四平戰役失利,中共軍隊主力被迫退過松花江,放棄了此前佔領的大片地區。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做出了「全國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關於動員幹部下鄉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指示,號召他們「跑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統統到農村中去,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群眾為考查共產黨員品格的尺度」。 1946年七八兩個月,東北解放區有12000名幹部下鄉,貫徹「五四指示」,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周立波正是作為這12000名下鄉幹部之一,跟隨土改隊來到松江之畔的元寶屯參加土改。 「不是一件容易事」 周立波並不是第一撥跟著蕭隊長進村的。十月下旬,村裡人突然發現多了個臉孔白凈、個頭挺高的漢子,瘦瘦的,鼻樑上架副眼鏡,上衣口袋裡老別著兩支筆,有事沒事就掏出來寫寫劃劃,一看就是知識分子。 一直到現在,元寶屯知道周立波的人,還都習慣叫他「大老周」,小說中「郭全海」的原型郭長興就是其中一個。 郭長興記得,周立波與他的接觸是以一聲「小鬼」開始的——這個稱呼曾引得他老大不高興,直到明白這個「小鬼」是種親切的稱呼,不是「閻王小鬼」的意思,才慢慢接受。 日後以「進步青年農民」形象出現在小說和電影里的郭長興,確實與村裡的地主「韓老六」有階級仇恨:他們全家8口人租種了韓家的地,耿直的父親因為得罪了地主而被抓勞工,死在工地上。沒過多久,全家人又染上了傷寒病,母親和妹妹病死。郭長興好不容易從傷寒病中挺過來,又被韓老六以「地不能租給絕後戶」的理由收走了土地,讓絕望的他差點走投無路。 即便如此,在村裡第一次開批鬥會的時候,郭長興卻和大多數人一樣一言不發。「『郭孩子』,你咋不說話?」會後,周立波叫著郭長興的昵稱,笑著問他。 「韓老六的家裡人,五親六眷,三老四少,都在場里吹鬍子,瞪眼睛,大夥誰還敢說話?我個人說說頂啥用?」郭長興回答。 這是土改隊員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在《暴風驟雨》的開頭,周立波就筆致飽滿地寫下:工作隊的到來,確實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開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風是雨的頭,風來了,雨也要來的。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舊秩序並沒有在暴風驟雨下被驟然清理得蕩然無存,土改隊進村的頭一槍就放了個「啞炮」。這後來被周立波用寫實的語言記述在小說里。 1947年12月,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開始在《東北日報》連載。十天之後,周立波收到了一封由《東北日報》副刊部轉寄的讀者來信,署名霜野。 在信中,霜野先是提出了《暴風驟雨》里幾處文字語言的細微錯誤,之後摘錄了小說的幾個段落,對情節提出了質疑。 被霜野批評的段落出現在《暴風驟雨》的第三節。在小說中,以蕭祥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來到元茂屯進行土改。剛到村裡就召集全村人開了個大會,結果會議完全失敗——只來了些老幼婦孺,而且沒過多久就各自找借口紛紛溜走了。 ……戴黑氈帽的老頭又說:「……請同志們原諒,我得先走一步,明兒還著忙脫坯。」 看著黑氈帽走了,白鬍子也說:「同志我也告個罪,先走一步……」說罷也走啦。往後有的說明兒要去拔土豆子的,有的說要去釘馬掌的,也有的說要趕著拿大草的。有一個人說,家裡媳婦坐月子,明兒不亮天,自己得起來做飯。一個一個的、三三兩兩的,都說著,往回走了。 ……趕車的老孫頭看這種情形,生氣的說:「都是些個滿洲國的腦瓜子。」但瞅沒有人看見,他也溜走了。 「這個開會的方式寫得不太對頭。」霜野在來信中說,「我的主觀認識是,這個會不可能開得這個樣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開闢工作的地區,初次召集一個群眾會,他決不敢說,我有什麼事兒,我有什麼什麼事兒,而一個一個的都溜了。」 「如果看出這是地主的一種詭計,一種花招,而不是把這個大會當做一個群眾真正起來的大會,就不會覺得:『這個開會的方式寫得不大對頭』了。」周立波在回信里解釋說,他不能同意霜野對第三節的意見,「打垮幾千年的封建,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一些實際經驗不多的知識分子,常常把這當作簡單容易的事情,因此常常上了當碰破了頭。」 在位於尚志市元寶鎮的《暴風驟雨》紀念館裡,工作人員張宇給記者展示了這兩封信,雖然信件內容上討論的是小說的情節設計,卻依然能從中看出當年土改時的艱難與曲折。 土改工作隊員們發現,農民過著貧困的生活,但他們卻認為自己種了地主的土地,是地主養活了自己。要想發動群眾鬧土改,就必須讓他們認識到這種思想的荒謬。於是土改工作隊員們召集村裡的農民開大會。沒想到,來開會的農民寥寥無幾。後來,他們一打聽,地主為了搗亂,請了戲班子進村,農民都去看二人轉了。 「多給老百姓一些好處」 土改時期第一任元寶區工委書記韓惠記得,元寶屯人階級意識的萌發,是從工作隊同他們的「嘮嗑」中開始的。 韓惠當時只有22歲,年輕有朝氣,但是缺少實戰經驗。蕭洪達和周立波等隊員多次舉辦積極分子訓練班,通俗地講解是貧苦農民養活了地主的道理,使他們懂得,只要農民們團結起來,就一定能推翻地主階級在農村的統治,有力量解放自己。 當時,村裡一共有446戶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戶,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溝時並進來的單身漢、散兵游勇和關內跑來的光棍,他們一身力氣,卻兩手空空。 周立波喜歡去村民經常聚集的人家嘮嗑,盤腿坐在炕上,跟村民們說笑話、教他們唱紅色歌曲。從周立波那裡,元寶屯人聽到了他們聞所未聞的故事:毛主席、朱總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吳滿有……熟絡了以後,村裡農民一天到晚找周立波聊天,早上他還沒起床就有人來,站在炕頭上就聊起來了。 自此,農民們開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貧窮命運,不是因為「八字」不好。 「道理光嘮不行,後來就開了個學習班,專門講地主怎麼剝削人。」郭長興回憶說,1947年初,農曆正月初三,元寶屯開了第一次短期學習班,參加學習的有農會、自衛隊、婦女會的幹部,也有新發展的積極分子。最初只有二十多人,後來增加到三十多人。學習班共辦了八天,以東北局宣傳部編寫的《農村政治課本》為主要教材,結合講毛澤東、八路軍的故事。當學員們聽了趙樹理的小說《大槐樹底下》,議論紛紛,都說咱們屯裡也栽上棵槐樹吧,晚上沒事就一塊談嘮談嘮。 周立波和韓惠覺得這個建議挺好,於是,學習班就增加了和實際緊密聯繫的一課——「栽槐樹」。晚間到誰家嘮嗑,「大槐樹」就栽到誰家。元寶屯被分成幾個區域,每到黃昏,學員們以小組為單位,各自選出一家貧苦可靠的農民來「栽槐樹」,把白天聽的課給大家講一遍,有時還唱唱歌,說說笑話。會開熱鬧了,經常深夜不散。 學習班到了後期,周立波試著引導元寶屯的窮人訴苦,「不要不好意思說,你當著大家的面,談你過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 周鳳鳴成了土改工作隊在元寶屯紮的第一個「根子」。 周鳳鳴是山東逃荒來元寶屯的,家境貧寒,性格開朗,敢說敢做。因為他從山東來,聽說過八路軍打鬼子的事情,接受道理快。 在周立波的幫助下,周鳳鳴在訴苦會上談到自己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無路可走的經歷,忍不住放聲大哭,引起會場的一片哭聲。 有了階級覺悟的元寶屯人開始站出來,與地主做鬥爭。地主們被鬥倒了,農民分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土地。 《暴風驟雨》用藝術化的方式呈現了這個場景:台上訴苦者的血淚控訴與台下手執紅纓槍的村民形象交替切換。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受壓迫感和憤怒情緒不斷釋放、膨脹—— 報仇的火焰燃燒起來了,燒得衝天似的高,燒毀幾千年來阻礙中國進步的封建,新的社會將從這火里產生,農民們成年溜輩的冤屈,是這場大火的柴火。 棵棵「槐樹」都栽活了,駐紮著區委和工作隊的元寶屯小學也越來越熱鬧。 在學校的大操場里,經常是紅旗飄飄,人頭攢動。鑼鼓聲、歌聲和口號聲此起彼落。控訴、鬥爭地主惡霸的群眾大會接二連三地舉行。 春節剛過,周立波和工作隊的同志們就分頭到「栽槐樹」的各戶老鄉家裡,組織窮苦農民討論,擬出分配土地的方案。郭長興記得,勞累了一個半月的蕭洪達臉又瘦又黃,鬍子老長也沒時間刮,但精神健旺。他在工作隊會議上說:「分吧。分地,分房,分牲口,多多給老百姓一些好處。越快越好。」 (下轉第20版)
土改風暴
本報記者 唐錚

  解放區農民積極宣傳《中國土地法大綱》

  手拿土地房屋所有權證的農民

  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會場

  翻身農民焚燒土地文契

  農民集會慶祝《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

(上接第17版)

可是,對於分地這樣的喜事,還有人顧慮重重。郭長興帶著一組人,量土地、評等級、分青苗,整整忙了五天。但有幾個貧農死活不肯要地。郭長興撂下其他工作,跟他們一宿一宿地嘮。最後,有個農民才說了實話:「地是想要的,地是命根子,還能不要?就是怕……工作隊呆不長遠,『中央軍』來抹脖子。」

「放心吧,出了問題你來找我。」郭長興乾脆地回答,「你找我,我找別的窮人,一個找一個,一個頂一個,咱們團結得緊緊的,『中央軍』敢來,來一個捉他一個,來兩個抓他一對。蕭隊長說:『關里八路軍就是這樣打垮日本鬼子的。』」

一席話,說得那些心存猶豫的人放下了胸口的大石頭。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極大地鼓舞了翻身農民的政治熱情,元寶屯及整個東北土改區都出現了參軍和生產的兩個熱潮。

當時,周揚之子周艾洛從東北回來,給周立波之子周路易帶來家人的消息:封鎖線靠近國統區的一頭是一片戰時的混亂,士兵們多半是抓來的,哭的哭、逃的逃,軍隊上層貪污,下層缺糧少餉,怨氣衝天,可是一到封鎖線的另一頭,士兵們一個個身材高大、面色紅潤,衣著整潔。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也互相尊重信任,互動良好。「國民黨是肯定要輸的」。周艾洛說。

兩個會議

1947年5月,周立波接到中共松江省委的指示,被調到省委宣傳部編輯《松江農民報》。雖然離開了轟轟烈烈的土改一線,但他始終回味著在元寶屯所經歷的鬥爭生活。「要創作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這個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

花了50多天的時間,周立波寫出了《暴風驟雨》第一部的初稿。這時,他感覺到素材缺乏,對一些人物和生活細節了解得不深不透。於是,從1947年7月到1948年上半年,周立波一有空就去鄉下參加土改,先後去過周家崗、拉林、葦河和呼蘭縣,繼續深入生活,挖掘素材。

在這段時間裡,土地改革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周立波的這些經歷,都被他寫進了《暴風驟雨》的第二部。

在第一部中,主要寫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之後到1947年9月,土改初期工作隊發動農民,反奸除惡的鬥爭故事。而小說的第二部描寫的是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蕭祥再次率領工作隊進駐元茂屯,保證農民「耕者有其田」,土地真正還家。

在小說第二部的一開頭,蕭隊長剛回到元茂屯的第一個晚上,有著這樣的描寫:

趕落黑前,他帶領新的工作隊,坐著大車,衝風冒雪趕了五十里。現在,他掏出懷錶來一瞅,十二點過了。他脫了靰鞡,解開棉襖,正要上炕,右手碰著衣兜里的文件,他掏出來放到桌子上,這是《中國土地法大綱》。

這部《大綱》誕生於1947年9月,美國作家韓丁曾把它同美國的《解放黑奴宣言》相比。他寫道:「新發布的《土地法大綱》在1946年至1950年中國內戰期間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作用。」

「五四指示」頒布後,土改運動大面積地在解放區鋪開。在戰爭間隙,劉少奇在晉綏邊區停留了20多天,對土地改革情況進行了調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劉少奇了解到,晉綏邊區雖然有些地方農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鬥爭,有些地方也正在進行工作,但群眾運動非常零碎,沒有系統。晉綏六地委又向他報告說:全地區5個縣共1500多個村,已有900多個村的群眾被發動起來,200多個村的農民已分得土地。但這200多個村分散在5個縣,不成一片。至今沒有一個完整的縣已經像樣地解決了土地問題。所以,完成了土改的村子也像海中孤島一樣,只要工作團一走,群眾的勝利既無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

了解情況後,劉少奇給晉綏邊區領導人寫了一封信,認為「沒有一個有系統的普遍的徹底的群眾運動,是不能普遍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在這年5月4日召集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和解決土改中的各種問題。1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各區黨委,要求他們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趕到延安。

但是,到了3月13日,風雲突變。

胡宗南指揮15個旅14萬大軍,向延安大舉進攻。劉少奇率領一部分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先行離開延安。3月18日黃昏,毛澤東、周恩來等也撤離延安。

時局波盪之際,中共中央仍在惦記著籌備中的土地會議。撤離延安當天,中央隨即電告各地:「延安情況緊急,五四土地會議之地點及日期,恐須看以後情況之發展再行決定。望各地出席會議代表暫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後再起身,但東北代表應即起身到山東或晉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澤東、劉少奇在陝北清澗縣北部棗林溝會合,並於當晚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決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陝甘寧地區,劉少奇、朱德等則渡過黃河,幾經輾轉駐紮西柏坡。

推遲了四個月後,7月17日,西柏坡村西頭的打麥場里搭起了一個帆布大棚,劉少奇站在講台上主持中共中央工委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出席會議的晉察冀、察哈爾、太行、晉冀魯豫、冀熱遼、晉綏、山東、陝甘寧、東北等解放區的代表110餘人。

四天後,中共中央在陝北的靖邊縣小河村召開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此後在黨史上被稱為「小河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習仲勛、馬明方、賈拓夫、張宗遜、王震、賀龍、張經武、陳賡,以及胡喬木、王錚等。

值得尋味的是,在這一周之內召開的兩次會議,不約而同地對我黨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做出了相同的判斷。而事實證明,兩邊的會議主持者之間並沒有事先溝通,起到信息傳遞最關鍵作用的是新華社的一篇社論。

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選擇。

決戰時刻

1947年7月,東北土改幹部趙德尊接到了率代表團參加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的任務。

這個任務,趙德尊已經原地待命,等了兩個多月。他甚至有些急躁,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在土改中的一些心得彙報給黨。

等到了全國土地會議的現場,趙德尊才看到,由於時間倉促,加上戰爭的影響,這次會議甚至來不及在會前準備工作報告,中央工委僅在會前編印了《馬恩列斯論農民土地問題》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關於土地問題的一些文件,作為參考資料。

會議開到第五天,輪到東北土改代表團發言了。趙德尊幾步邁上土台,連珠炮一樣地介紹了東北土改的成功事例,同時也講述了在東北土改過程中如何及時正確地糾正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他越說越激昂,突然停頓了一下,然後大聲地說:「土地改革一年多,東北的軍隊已經擴大到90多萬人,可以和國民黨奪取天下了。」

而趙德尊並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召開的小河會議上,中共中央對於局勢做出了和他相同的判斷,決定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也不等人民解放軍總兵力超過敵軍,就先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實行戰略反攻,迫使敵人轉入戰略防禦。

一邊是來自土改一線的直觀判斷,一邊是來自中共中央的運籌帷幄,而兩方卻如此驚人地一致。

會後,劉鄧大軍於8月初千里躍進大別山,開始了全國性的戰略大反攻。「老革命們有句話,東北是一寸一寸打下來的,其餘的地方是跑下來的。」周仰之回憶,祖父周立波曾這樣向她形容解放戰爭中勢如破竹的戰略反攻期。

在小河會議確立戰略反攻目標時,毛澤東首次提出了用五年時間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的軍事計劃。他認為,如果不堅持土地改革,勢必喪失了農民,喪失了戰爭。「我們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進一步,因為農民群眾要求更進一步。」

7月23日,小河會議結束,全國土地會議仍在西柏坡如火如荼地開著。

全國土地會議大體分為兩個階段。7月17日至8月底主要由各代表團彙報、討論。第二階段自9月1日至9月13日會議集中討論土地改革的政策問題,重點討論「普遍實行徹底平分」。

這期間,劉少奇曾設想在各地彙報和會議討論的基礎上,起草一個像「五四指示」那樣的決議,他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寫出了一萬多字,但總覺得不成熟。和會議主席團溝通後,主席團的意見還是先講話,再寫一個短的文件。

8月20日和21日兩天,劉少奇在會上做長篇發言,談下一步土改政策的設想。他說:「土地改革運動,用一句話來說,基本上就是平分土地,將地主的土地財產分掉,一部分富農的部分土地財產分掉,一部分富農不動,中農不動,貧僱農得到土地,結果土地就大體平均了。」「只要我們做好這件事,就基本上完成了現階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劉少奇在這裡提出的平分,大體還是「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平分,不動中農,但到了9月4日,他卻又修改了報告的提法。

原來,9月3日,劉少奇看到了《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一文,這是新華社8月29日發表的社論。社論寫道:「現在的情勢與抗日時期已經不同,我國仍有廣大的、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統一戰線,但這個統一戰線已不包括蔣介石在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黨的土地政策改變到徹底平分田地,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農具、牲畜、種子、糧食、衣服和住所;同時又照顧地主的生活,讓地主和農民同樣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

劉少奇看到了這篇社論,隨即找到中央工委的其他負責人,他說:「這篇社論通篇都是講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徹底平分。不經過毛主席,這種口號是不敢提的。」

劉少奇估計得很準確。這個政策正是在小河會議上形成的,也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採取平分土地的方針。

原本土地會議已進入結束階段,四五天後即可閉幕,因為新華社社論提出徹底平分土地,會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問題上來。劉少奇要求各位代表,尤其是在一線做過土改工作的代表,認真考慮平分土地的好處和壞處是什麼,這樣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結果,多數意見表示贊成,認為徹底平分的做法簡單,進行迅速,利多害少。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劉少奇同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趕寫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兩次提交會議討論通過。

9月13日,大會召開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集中討論土地改革的政策問題,決定「普遍實行徹底平分」,即將「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的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村人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個人所有」;將接收和徵收來的其它財產,「分給缺乏這些財產的農民及其他貧民,並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分給個人的財產歸本人所有,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適當的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晴天霹靂一聲響,布棚下面創輝煌。打土豪,燒地契,喜笑顏開分田地。共產黨使咱翻了身,咱要報答共產黨的恩;去支前,去參戰,人人爭到打蔣第一線」。全國土地會議後,這首民歌迅速在解放區廣為流傳,形象地描繪了當年全國土地會議的情景以及土地會議後分到土地的農民的喜悅。一些口號也響徹大江南北:「解放軍打到哪裡,我們就支援到那裡!」「前方需要什麼,我們就送什麼!」

暴風驟雨來臨時

東北解放區比華北、華中等老解放區建立得要晚,但地域遼闊,土地面積大,因而在解放戰爭中,土地改革的意義尤其重大。

中共中央東北局於1947年12月1日在東北解放區發布《告農民書》,指出:「八一五解放後,共產黨八路軍幫助咱們翻身,肅清土匪,清算分地,挖財寶,分得土地、房屋、牛馬、農具及財物,定下了安家立業,發展生產的基礎,但是封建制度還打得不徹底,土地還分得不合理。這次要來一個徹底消滅封建,徹底平分土地。」

當時正在土改一線體驗生活的周立波自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威力。

在《暴風驟雨》第二部,儘管周立波已經離開了元寶屯,但小說中仍以元茂屯作為事件發生地,只是在主角蕭隊長、郭全海等人的身上,糅合了更多他在拉林、葦河、呼蘭所搜集的素材。

書中,周立波塑造了一個中農劉德山的形象,生動地描繪出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推動促進作用。

在小說中,謠言像黑老鴰似地飛遍全屯。有的說:「中農是過年的豬,早晚得殺。」有的說:「如今的政策是殺了肥豬殺克郎。」這些謠言起來以後,有的中農幹活懶洋洋,太陽曬著腚,還不起來。下晚不侍候牲口,馬都餓得光剩一張皮,都爬窩了。有的中農,原先是省吃儉用的,現在也都肥吃肥喝了。「吃吧,吃上一點,才不吃虧。」他們起初把肥豬殺了,頓頓吃著大片肉,往後,克郎也宰了。他們說:「咱給誰喂呀?」有的中農,也學地主樣:裝窮。他們把那稍微好點的東西:被子、棉襖、甚至於炕氈和炕席,都窖起來。十冬臘月天,土坯炕上,不鋪炕席,也不蓋被子,孩子們凍得通宵叫喚,老娘們也都鬧病了。

中農劉德山本來是個種地的能手,莊稼活樣樣都行,一樣的地,一樣的工夫,別人家出的莊稼總趕不上他的。他種的苞米,粒兒鼓鼓的,棒子有一尺多長。自從他聽到風聲,說要斗中農,嚇壞了。碰巧屯裡「出擔架」(支援前線抬傷員),劉德山慌忙報了名,不是真積極,而是去躲躲屯裡的風浪。

結果,到了前方,看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敗局已定,劉德山心裡先去了一層顧慮,前方的指戰員們都對他親熱,凡事又信得著他。後來,他自己抓著了兩個俘虜,人們越發敬重他。幾樁事湊在一塊,原本腳踩兩隻船的劉德山從前線一回來,跟先前完全兩樣了。

回家後,劉德山發現,家裡也和原來不一樣了。劉大娘樂呵呵地搬出酸菜粉條煮豬肉,炒豆腐皮子,還有餃子,這是平日里過年才有的澆裹:「農會糾偏了,劃錯的中農,都划了回來。斗出的果實也退回來了。咱們獻出的兩個馬都牽回來了。蕭隊長還說:貧雇中農是一家,貧僱農是骨頭,中農是肉,貧雇中農是骨肉至親。」

「可不是。」劉德山說,「前方也鬧這問題,李司令員說:貧僱農和中農成份的戰士,一樣打仗,一樣勇敢,貧雇中農,要團結一心,才能打垮反動派。」

《中國土地法大綱》「平分土地」的中心內容,克服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做法,又滿足了貧僱農的土地要求。既有利於地主富農的改造,也對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士氣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億萬獲得土地、糧食、房屋的農民,以「保田參軍」為口號,踴躍加入解放軍。華北區自日本投降至全境解放,有近百萬農民參軍,其中太行區全區平均參軍者已達全人口的4%,少數高的地方達8%。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3年以來,共有160萬人蔘軍。

在物資、人力等各方面保障上,解放區農民對前方的供應也鼎力而為,糧食、棉布、軍鞋等各種物資源源輸入軍隊。東北解放區3年來共交納450萬噸公糧,質量之好、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1948年底起征的公糧到舊曆年時,前後不過1個多月即已完成95%以上。

而在東北解放區之外,各地幾乎沒有機械化運輸工具,各種物資和傷病員的運輸全靠民工以體力或手工工具完成。

在解放戰爭後期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中,支援前線的人力達541萬,擔架107700副、馬(牛)車389820輛、小推車430900輛、牲畜1036300頭、糧食95000萬斤。

日後,高級將領們多次讚歎農民對於解放戰爭的貢獻。劉伯承說:「我軍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為我們是正義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們為保衛他們的翻身果實而戰,因此在戰鬥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陳毅則更直接表示:「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在短短的四年間,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美國作家韓丁在他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一書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的《土地法大綱》無償地沒收了價值二百億美元的土地,使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絕無和解的可能,把戰爭的主要目標從保衛解放區轉移到在全國範圍內打倒地主和買辦階級,促使了蔣軍大批地向人民解放軍投誠,推動了中國內地的農民騷亂,鼓舞了國民黨後方都市中工人、學生、商人和職員的示威運動。

蔣家王朝在大陸生存的最後一個機會,就這樣在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之下化成了泡影。

感謝中國美協版畫藝委會及觀瀾版畫原創基地提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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