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列寧先鋒黨模式」與蘇共的滅亡

　　「誰不和我們一起就是反對我們，中立的人最危險。」——列寧

　　「列寧先鋒黨模式」有三大特徵：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職業革命家」為先鋒，以無分權制約的「民主集中制」和「領袖權力終身制」為組織原則，以暴力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共產主義」為行動目標。

　　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蘇共的執政黨地位就此宣告結束。蘇共滅亡的原因，從此成為中國的重大研究課題，實際上，中國也是世界上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投入最多的國家。但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研究，大多充滿了「意識形態」和「願望型學術」的痕迹（見「殘暴專制導致蘇聯解體嗎？」和「究竟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兩文），「有歷史無理論」和「有理論無邏輯」的分析幾乎到處可見。

　　黃葦町先生的「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南方周末》，2011-8-19）一文及其之前的《蘇共亡黨十年祭》，就是這類「願望型學術」的典型代表。在黃葦町的論述中，似是而非的觀點至少有三個：第一，「失人心而失天下」（列寧實際上是通過「失人心」而得天下的）；第二，「權力過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蘇共垮台的總病根」（蘇共在權力最集中的斯大林時期根本沒有垮台，在戈氏的民主化中反而垮台了）；第三，「斯大林受專制思想影響較多」，「最有民主風範的是列寧」，「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寧的政治產物。對於前兩個觀點，我的前兩篇文章已有專門的分析，本文將集中討論這裡的第三個觀點：「斯大林模式」真的不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邏輯結果嗎？

　　要特別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本文進行的是純粹的實證分析，不是策略性的規範分析；本文關心的不是「列寧先鋒黨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好壞，本文關心的是「斯大林模式」到底是不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邏輯結果，蘇共的滅亡又與「列寧先鋒黨模式」有什麼關係？

　　「列寧先鋒黨模式」起源於1903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形成的以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一個關鍵的標誌是，這個大會通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任務的黨綱。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拉格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決定驅逐「孟什維克」少數派，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黨。1918年，該黨七大根據列寧的建議將名改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蘇聯成立三年和列寧死後一年的1925年，該黨十四大將名易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52年，蘇共十九大將名改為「蘇聯共產黨」。

　　「列寧先鋒黨模式」有三大特徵：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職業革命家」為先鋒，以無分權制約的「民主集中制」和「領袖權力終身制」為組織原則，以暴力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共產主義」為行動目標。

　　列寧本人為締造這個先鋒黨模式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因參加謀刺沙皇而被處死；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也是一個「職業革命家」；列寧和斯大林在1907年導致近百人傷亡的「銀行搶劫案」中「籌集」到數百萬美元的「革命資金」），主編了《火星報》，先後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要的是國家，不是為了自由，是為了消滅敵人」，「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等論斷。

　　列寧身上的奪權意識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氣息，與考茨基的「議會道路」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列寧被馬爾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稱為「雅各賓主義者」，甚至被普列漢諾夫稱為「新的羅伯斯庇爾」。

　　按照「列寧先鋒黨模式」的「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共產主義」的行動目標，黃葦町的「最有民主風範的是列寧」一說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1917年俄國聖彼得堡爆發了「二月革命」，羅曼諾夫王朝的尼古拉二世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和「憲政民主黨」為主的黨派聯盟成立了「臨時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在同時成立的另一個政權「蘇維埃」中甚至也沒有取得主導地位。列寧迅速持著一本瑞典假護照從一戰中的中立國瑞士經德國和瑞典回到俄國，並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會議上作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在當時被認為是「狂人瘋話」的《四月提綱》改變了「布爾什維克黨」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其要點就是把當時的已經很激進的俄國民主革命，變成更加激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單獨執政。

　　隨後的「七月事變」中，「布爾什維克黨」對「臨時政府」的挑戰遭到了鎮壓，列寧被迫逃往芬蘭。不料，原來的保皇黨也向「臨時政府」發動進攻，「臨時政府」慌亂中求救於「蘇維埃」，「赤衛隊」隨之壯大。在寫於此刻的《國家與革命》中暴動奪權的「列寧主義」已定，列寧隨即回國。「布爾什維克黨」依靠「赤衛隊」和「阿芙樂爾號」的空炮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上的第一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

　　可在接下來的「立憲會議」的民主選舉中，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卻敗給了「社會革命黨」、「憲政民主黨」甚至是「孟什維克黨」。早在1917年12月的大選公布之前，列寧便成立了「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音譯叫「契卡」），隨後「布爾什維克黨」強制解散了「立憲會議」，開槍鎮壓了其他各黨的示威，致使同情「布爾什維克黨」的高爾基憤怒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1918年1月28日，列寧建議「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建立工農紅軍的法令，「紅色恐怖」以及與「臨時政府」之間的內戰一觸即發。

　　在高爾基的「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中，「1月9日」是俄歷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1月5日」是俄歷1918年1月5日蘇維埃向慶祝制憲會議開幕的人民開槍的日子。早些時候，高爾基在他主辦的《新生活報》上就曾警告：「工人階級不能不認清，列寧是在用他們的血來做試驗，他想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觀其後果。……大家必須明白，列寧並不是一個萬能的魔術師，而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騙子，他對於無產階級的生命和榮譽絲毫不存顧惜之心。工人階級不能允許那些冒險家和瘋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譽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責任，放到無產階級身上，因為將來這些罪行不是由列寧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來承擔的」。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也終於看到：「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

　　從1917到1922年間，死於「契卡」槍下的俄國人有數以百萬計，其中包括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不僅罷工者遭到槍決，抗糧的農民也被紅軍用毒氣鎮壓。1918年8月30日，視列寧為「革命的叛徒」的「社會革命黨」人盲人女殺手范妮·卡普蘭暗殺了列寧，逃過第二次暗殺的列寧激起了人們對這個傳奇人物的個人崇拜，暗殺也導致了報復性的「紅色恐怖」的蔓延，可搶傷最終導致了列寧6年後病亡（生於1870年的列寧有俄羅斯、德國、瑞典、猶太和蒙古等多種血統，列寧自己也不掩飾自己家庭的貴族背景）。吉爾後來評論說：「俄國人民掉進泥潭苦苦掙扎，對於他們來說最壞的事情莫過於列寧的誕生，而第二壞的事情則是他的死亡」。

　　如果還有誰對列寧的「最有民主風範」有幻想，我們可以提醒他：民主不是一種「工作作風」，民主是一種「行為規則」和「制度規則」。「列寧先鋒黨模式」與「工作作風」無關，「列寧先鋒黨模式」是一種政治。用列寧自己的話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也是一個好的契卡特工」。

　　在關於「蘇聯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討論中，有人認為1918年到1920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模式」，1921年到1929年的「新經濟政策模式」和此後的「斯大林模式」是「蘇聯模式」的三個階段。這種看法其實同把「列寧模式」與「斯大林模式」對立起來一樣是錯誤的，且不說「蘇聯」是1922年才成立的，「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也僅僅是臨時性的特別政策。關鍵在於，所有這些模式，其實都不過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表現，即是「一黨專政模式」的需要和延續。

　　按照這個視角，「新經濟政策」就決不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本性，「新經濟政策」毋寧是列寧在挽救新生政權的無奈中的一個暫時妥協，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性政策。一但新生政權取得鞏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會拋棄「新經濟政策」，因為，共產主義就是列寧在1920年所說的「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只不過列寧的死，讓斯大林有幸攤上了「第二壞的事情」。

　　蘇維埃政府一成立，土地、銀行和大工業就已經被國有化，「戰時共產主義」只不過把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供給制、中小企業國有化、餘糧徵集制，以及「人力國有化」。列寧雖然還沒空大搞「思想國有化」，但他1918年2月21日頒布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已經明確規定：「資產階級中凡有勞動能力的男女，均應編入挖壕營，受赤衛隊員的監視；違者槍斃」。

　　事實證明，自由主義的「臨時政府」及其「白衛軍」都大大低估了「列寧先鋒黨模式」的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尤其在這個有專制文化傳統的國度，自由主義的力量相比之下實在是不堪一擊。後來的世界歷史發展也表明，「列寧先鋒黨模式」在奪取國家政權上，確實有著無與倫比的制度優勢。

　　但是，上帝是公平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列寧先鋒黨模式」的致命點是：在奪取和鞏固國家政權時需要強人，需要依靠「領袖權力終身制」；而一旦政權得到鞏固，獲得威望的政治強人也就因權力慾望而難以改「領袖權力終身制」為「限任制」。連提出過領導任期制和輪換制的赫魯曉夫，也是在執政11年後「被迫退休」的，「領袖權力終身制」最終成為蘇共自我滅亡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終身制和限任制對政治行為及其預期的決定性影響，至今仍遠遠沒有被認識清楚。

　　另外，共產主義的「公有制崇拜」也從不曾料想的角度損毀了「列寧先鋒黨模式」的政治合法性，因為，這個模式的「奪權邏輯」無法轉化為「建設邏輯」。「奪權的邏輯」靠的是強力和謀略，「建設的邏輯」靠的是自然規律和市場規律。馬克思的「概念公有制」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現實的「行政公有制」則只能以對抗自然規律和市場規律為起點，命令經濟不可能不失敗。

　　可見，在最重要的「領袖權力終身制」上，「斯大林模式」僅僅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邏輯延伸；斯大林的「政治、經濟、思想三壟斷」也只不過是「列寧先鋒黨模式」的自然結果；「計劃經濟體制」則是「公有制崇拜」的意識形態必然。至於說斯大林的殘暴和政治清洗，那也不過是「契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已。

　　黃葦町說：「列寧多次講選舉制、罷免制、代表制、報告制是黨內民主的基本原則」；「列寧提出要把黨內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適當分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都由代表大會選舉並對代表大會負責，各級監委重點監督同級黨委」。可問題是列寧說了什麼未必重要，而列寧實際上做了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所謂「列寧時期，政治局、書記處是在黨代會和中央委員會授權下工作」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民主集中制」本質上只能是「下級服從上級」的命令制。

　　如果還有人認為斯大林模式「與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那就等於說「列寧先鋒黨模式」也「與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一樣荒唐。列寧自己說的最坦然：「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還有一點是肯定的，要是沒有列寧，人類的20世紀就會完全不一樣。謹以此文祭奠蘇共自我滅亡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