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問題探析

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問題探析 ● 楊清濤 　　 　　摘要：以改革開放為特徵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不僅引起了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體制、分配方式、就業方式的深刻變化，也導致了全民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正是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大量產生的深刻的社會背景。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表現是：貧富差距引發的利益矛盾； 勞資利益矛盾；官員中一些腐敗分子與廣大群眾的利益矛盾等。利益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居有基礎性、主導性地位。能否正確有效地解決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係到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關係到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 　　關鍵詞：社會轉型期； 矛盾； 人民內部利益矛盾 　　 　　一、社會轉型———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深刻社會背景 　　 　　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必須緊緊抓住社會轉型這一宏觀社會背景，分析社會矛盾與社會轉型的內在邏輯關係。唯此，才能對轉型期社會矛盾的表現、特點、根源及社會矛盾的運動規律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把握。「社會轉型」一詞是西方社會學家對生物學概念的借用，來描述人類社會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與質變，它在通常意義上具有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的內涵。「社會轉型」或「轉型社會」的概念引入中國學界的歷史並不久遠，大約不早於20 世紀 80 年代末［1］( P20) 。 　　關於社會轉型的概念，在理論上有著不同的表述。有的學者認為：「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變動及結構性變遷，它不只是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而且更主要的是社會結構方式的變化。」［2］( P5) 有的認為：「在廣義上，任何社會狀態的改變，社會類型、社會制度以及一個社會內部結構的轉變都包括在內。狹義上僅指一個社會內部產業結構以及經濟結構的變化。比如，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由產品經濟轉變為商品經濟，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等。」［3］(842) 上述觀點都充分說明社會轉型作為一場社會變革，具有廣泛性和深刻性的特點：一是社會轉型不單單是某一個社會層面的轉變，而更多地表現為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的整體轉變；二是社會轉型雖然有其自生自發的內在規律，總體上表現為一種漸進的過程，但它最終必然會帶來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質變，具有深層次的革命性的社會變革效果［1］( P20)。 　　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時期的起點，一般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即已開始，從那時起，中國社會便走上了一條艱難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社會轉型一直飽受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的困擾，在這期間偶爾的低速發展也經常被打斷。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社會本應步入自覺推進的轉型時期，但由於各種因素所致，社會轉型並未真正全面展開。只有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整體上才真正跨入了名副其實的全面轉型時期。 　　世界近現代歷史發展經驗表明，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並非個別國家社會發展中的特有現象，而是當代任何國家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必然進程。但是由於中國的現實國情，我國的社會轉型呈現出不同於其它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我國社會的轉型不僅要經歷西方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還要伴隨著社會體制的轉軌，尤其是伴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而且我國社會轉型把市場化與工業化重合進行的狀況，在蘇聯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也是沒有的。這些國家在上個世紀90 年代初走向市場經濟軌道之前，工業化早已完成，1991 年東歐國家的城市化率 62%，蘇聯74%，工業產值和城市人口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中占絕對優勢。而我國在 1978年工業化率是 49． 4%，城市化率僅為 17． 92% ［4］( P101)。可以說，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最深刻的意義就在於它把市場化、工業化與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三類重大的社會轉型濃縮在了同一歷史時代，從而構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波瀾壯闊的偉大社會變遷。 　　社會矛盾與社會轉型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美國當代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一個高度傳統化的社會和一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社會，其社會運行是穩定而有序的，而一個處在社會急劇變動、社會體制轉軌的現代化之中的社會( 或曰過渡性社會)往往充滿著各種衝突和動蕩。」［5］( P40 ～41)由於我國當前正在經歷著由傳統計劃經濟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之中，仍屬亨廷頓所說的「過渡性社會」。轉型期的社會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矛盾錯綜複雜、問題層出不窮的社會，這一時期的社會矛盾具有廣泛性、深刻性、多發性等特點。其中，人民內部不同階級、階層、群體之間圍繞利益問題而產生矛盾與衝突也更加突出。這正是現階段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大量利益矛盾產生的深刻的社會背景。 　　 　　二、社會轉型期必須著力解決的若干突出利益矛盾問題 　　 　　所謂利益矛盾主要是指社會結構中各個階級、階層、群體、個人等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因利益的差別而產生的相互關係不和諧狀態。這種不和諧狀態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導致一系列問題，甚至使整個社會的矛盾激化、衝突和對抗。 　　在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期，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係日益多樣化，社會利益分化日趨嚴重，人民內部的各種利益矛盾日益突出。比如現階段出現的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問題，先富與後富的關係問題，以及企業改制、下崗失業、工資、物價、住房、醫療、房屋拆遷、離退休人員的生活保障、農民負擔問題，無一不表現為一種物質利益關係的矛盾。尤其是以下幾個突出的人民內部利益矛盾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並著力解決。 　　1．由貧富差距所引發的利益矛盾。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不同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群體之間以收入水平為標誌的貧富差距日漸凸顯，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2000年基尼係數已經超出國際公認 0． 4的警戒線，高於印度、伊朗、波蘭這些發展中國家，也高於一些發達國家。而且還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收入差距的懸殊不僅表現在收入上，同時也反映在財富的佔有上。據統計，收入最高的10% 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將接近 50%，收入最低的 10% 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在 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財產僅占財產總額的一半。在城鎮居民財產中，金融資產出現更加迅速地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在 20 萬億的國內金融資產中，80% 為佔總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擁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佔城市人口 20%的少數高收入階層所佔有。也就是說，占人口 6% 的人佔有了 40%的金融資產。除了收入分配差距懸殊以外，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也在不斷擴大。各種統計數據已充分證明，目前我國社會成員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引發的利益矛盾日益凸現，總體而言，已超出了合理的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先富群體獲取財富的手段具有極大的不合理性。這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富者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而是憑藉不正當的競爭條件和經營手段而非法「致富」，他們富的不合理，不合法，如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假販假等。另一種是個別黨政領導幹部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其實際收入大大超過了其正當收入。他們或用權力直接經商，坐收紅利；或貪贓枉法，收受賄賂； 或鑽體制漏洞，獲取巨額價差、利差和租金而暴富。以這種非法致富、權力致富而導致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矛盾，就具有極大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已引起社會各界群眾的普遍不滿和社會的潛在危機。 　　貧富差距懸殊以及所產生的不合理利益矛盾，是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表現，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對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應有充分的估計：( 1) 會強化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甚至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偏離改革的價值目標和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2) 會嚴重地挫傷人們的積極性，阻礙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會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尤其是普通勞動者階層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引發許多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動搖社會穩定的基礎。 　　2．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中僱主與僱工的利益矛盾。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經濟的恢復和一定程度的發展，從根本上講，既是我國現階段適應生產力水平所要求，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但是隨著私有經濟的不斷發展，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中的勞資矛盾問題也日漸突出。現階段中國社會僱主和僱工之間的矛盾，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矛盾既具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同時又有對抗性的一面。這也是由現階段中國社會私營企業主的兩面性所決定的。在現階段，這一階層既有擁護憲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面，又有剝削僱傭勞動者取得利潤的一面。正是由於勞資雙方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僱傭勞動關係，就決定了勞資矛盾具有對抗性的一面，或者說它是人民內部矛盾中具有對抗性因素的矛盾。至於勞資關係中是對抗性一面佔主導，還是非對抗性一面佔主導，這主要看勞資關係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關係、法律關係的制約情況而定。 　　3．官員中一些腐敗分子與廣大群眾的利益矛盾。腐敗官員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是當前中國社會矛盾中的一個焦點，也是最具對抗性的一個矛盾問題。各級黨政官員作為法律政策的執行者(制定者)、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群眾的領導者，本來應盡職盡責，更好地為人民和國家服務。但是近年來，一部分腐敗分子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大肆侵吞人民群眾用血汗創造和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這種以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以換取一己私利的結果，不僅沒有起到創造社會財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正面作用，而且還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負面影響。這就是腐敗的泛濫，極大地破壞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毒害了社會風氣，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社會主義時期官員的腐敗行為，所侵犯的是黨和國家以及所代表的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腐蝕、破壞的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道德規範體系。從無償佔有剩餘價值這一層意義上說，腐敗也是一種剝削，但腐敗與剝削決不能等量齊觀。如果說剝削是資本所有者無償佔有他所僱傭的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話，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腐敗行為則是對全社會勞動的無償佔有。如果說在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剝削還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話，那麼腐敗作為社會肌體上的一個毒瘤，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積極作用可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對腐敗的危害性的認識上，黨和國家領導人曾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早在 1980 年，陳雲就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6］( P273) 1982 年，針對當時出現的嚴重經濟犯罪活動和幹部腐敗問題，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黨不嚴加註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麼，我們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決不是危言聳聽。」［7］( P403) 1989年，鄧小平再次強調： 「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8］( P313) 1997 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更加明確地指出：「反腐敗鬥爭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的政治鬥爭。」由此可見，腐敗分子所侵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是一種對立形態的利益矛盾，由官員腐敗引發的矛盾是當今中國社會矛盾的一個焦點。 　　 　　三、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地位和作用 　　 　　( 一) 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地位 　　人民內部矛盾，說到底就是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物質利益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體系中居根源性、基礎性、主導性的地位。因為根據唯物史觀的觀點，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物質利益是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一切社會矛盾在本質上都是利益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廣泛存在於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不同領域的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但是經濟領域的物質利益矛盾是最基本的，它是政治領域、思想文化領域矛盾的根源和基礎，對其它領域的矛盾的產生、發展、解決起著重要的影響和決定作用。 　　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基礎性、主導性地位，取決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經濟發展的落後，社會生產還遠遠不能滿足社會成員首先包括物質利益需要在內的各方面的需要，求大於供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長期存在，並由此引發了人們之間為爭奪物質利益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實際上，人民內部矛盾正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矛盾問題上的集中體現。換言之，正是由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了人民內部矛盾必然大量地表現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物質利益矛盾。 　　人民內部物質利益矛盾的基礎性、主導性地位，也是由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社會變革的現實所決定的。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收入分配在平均主義基礎上保持低水平的均衡，而且當時更多強調的是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對人們的具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重視不夠。經濟利益是依附於政治利益，並隱藏在其背後，整個社會處於物質利益的休眠狀態，物質利益矛盾和衝突服從於並表現於政治利益矛盾和衝突。而今天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於按照價值規律和利潤原則進行資源配置，以及社會所有制和分配製度的重大改革，使得社會利益關係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也極大地喚醒人們物質利益意識，在人們理直氣壯地、公開地追求物質利益並展開競爭時，物質利益矛盾也就從原來社會矛盾體系中扭曲的錯位逐步復歸到了正位，並在社會矛盾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使得人民內部利益矛盾越來越凸顯。 　　( 二) 正確處理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 　　應該看到，一定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是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常態，而且這種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很可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當然，這種利益分化應當是適度的、有限的，利益矛盾應當是可調控的，只有這樣，才可以對社會的發展起到正向的推動作用。如果說利益分化過度，利益矛盾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和調控，那將會對社會發展起到反向(即阻礙) 作用。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目前利益分化以及利益矛盾總體上還是有限的、可調控的，對社會發展主要是起著正向的推動作用。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帶來的危機也是客觀存在的。 　　1． 能否正確解決好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係到黨執政地位的鞏固。江澤民指出： 「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9］( P473) 歷史經驗證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中國共產黨是靠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才奪取和建立政權的，要鞏固政權同樣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說明，無產階級政黨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黨群關係是事關成敗和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當前，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正是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切身問題，也是影響黨群關係的突出問題。同時，還是檢驗黨執政水平的重要課題。人民內部利益矛盾解決得好，群眾就會切身體會到我們黨不僅聲明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黨，而且也是有能力有辦法解決各種錯綜複雜矛盾的黨。群眾就會衷心地支持和擁護黨，黨才能鞏固自己的執政之基。 　　2．能否正確解決好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完善。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一著。然而，由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轉型以及工業化發展是處在同一個歷史進程，各方面利益關係變動較大，各種矛盾會非常突出。因此，整個社會發展也處於高風險時期，長期積累的矛盾、危機，隨時可能找到突破點而爆發。因此，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只有採取各種措施解決我們面臨的錯綜複雜的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才能及時化解各種不安定因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否則的話，我國改革的進程有可能被打斷，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也將被葬送。 　　3．能否正確解決好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係到改革的順利推進。改革的實質是人們各種利益關係的調整。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係的調整的過程，各種利益關係主體必然發生碰撞。當改革觸及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既得利益和權力時，會引起他們不同程度的抵制。就是在改革中得到利益的某些人，也可能因為和自己的期望值有差距而產生不滿。要推進改革，就必須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形成讓絕大多數人滿意的利益格局。處理好人民內部各種利益矛盾，既是改革中的課題，也是為改革提供動力。 　　4．能否正確解決好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係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的問題關鍵是靠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要靠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當前不斷增長的各種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明顯地影響著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廣大人民群眾身上蘊藏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力量，就要從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各種人民內部利益矛盾入手，理順廣大人民群眾的情緒，才能激發出巨大的熱情。 　　5．能否正確解決好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物質利益多樣化是不可避免的，不同階級、階層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日趨擴大，圍繞利益產生的矛盾日趨增多和突出，利益矛盾已成為現階段我國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並嚴重影響到我國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10］。因此，能否協調好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係，解決好各種利益矛盾，已成為能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適應社會利益多樣化的新情況，黨和政府應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不斷地滿足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要求。只有不斷地制度創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體制不斷完善的基礎上，使各種利益矛盾得到妥善的解決，各種利益關係得到合理的協調，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它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成果，才能從根本上確保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 考 文 獻 　　［1］嚴勵． 秩序的中國解讀［M］．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2］陳晏清．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論［M］．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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