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把美國總統初選當作一場全民狂歡

該如何翻譯「state delegate equivalent」這個術語呢？2月1日，號稱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揭幕戰的艾奧瓦初選落幕之後，我就被問到了這個問題。在欣喜媒體更為細枝末節地解構美國政治之餘，我不禁又憂慮起我們美國研究的精細度缺陷。這個詞兒無論被翻譯成「州代表數等價物」還是「州代表數對應量」都幾無差異，因為無論是哪種說法都將是其在國內讀者眼前的罕見亮相。

▲ 總統初選前舉行電視辯論

不同於共和黨人的直接，民主黨的艾奧瓦初選並非統計參選人所拿到的支持選民數，而是執拗地換算起這個所謂的「對應量」。在目前公開的數據中，希拉里對桑德斯的選民支持率大概為49.9%比49.6%。按照這個數字分配全部1406個對應量的話，希、桑兩人的斬獲也就大致分享為701和697。當然，這裡的1406其實也具有實際意義，即2月1日從1683個初選站點產生的參加國會選區和州政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數正是1406位。進而，這1406位代表中的701位支持希拉里、697位青睞桑德斯。基於此，再推算出44位將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承諾代表的歸屬情形。需要注意的是，這裡說的44位尚且是那些佔據多數的所謂「承諾代表」，而數量偏小卻可能在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的未承諾執行民意的所謂「超級代表」則又是另一個世界了。艾奧瓦初選中民主黨人的「技術梗」讓世人初步領略到的這般眼花繚亂，其實也只是個開始而已。從初春到盛夏延展開來的初選程序，勢必秀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如果說艾奧瓦初選所採取的「黨團會議」或美國外宣時稱呼的「預選會」閃爍著「村社自治」光彩的話，2月9日的新罕布希爾州又讓人民意識到初選還可以採納與大選幾無差異的直接投票方式。而即便對選舉方式的差異有了思想準備，也還是遠遠不足以看清初選的門道，至少參與初選選民資格的認定以及初選結果的計算等環節在五十個州以及特區和各屬地的具體實踐中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個性化趨向。就像「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哈姆雷特」那樣，每個州的初選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模式。每次兩黨的成功提名者，都能稱得上是有足夠勇氣與智慧走出各州初選迷宮的幸運兒。在沒有考慮到政黨政治的發展的情況下，制憲者們更不會想到對初選制度施加任何雕琢。不但從未得到理性的頂層設計，初選制度從歷史的隧道里蹣跚走來之時，其形態更像是多次矛盾與改革疊加、沉積而成的活化石。時至今日的眾多差異性，大致都源自聯邦制與政黨政治交互影響的半陰影區。在聯邦制的框架下，初選是在各州先後分別舉行的，即便極大權重地決定著聯邦政府層次官員的人選，卻屬於各州管轄範圍內的選舉事務，處於47個州的州務卿以及猶他、阿拉斯加、夏威夷等三州副州長的直接監管之下。各州初選決定兩黨提名人的現行方式正式確立於1972年，但某些州在總統選舉層次實施初選的歷史至少得以回溯到上個世紀初。如今常見的讓選民在初選中直接選擇總統參選人、按照參選人得票多寡再分配代表的做法就發端於1912年的俄勒岡，於是也就有了所謂的「俄勒岡模式」。在其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初選程序在政黨精英控制下處於尷尬境地，各州都並不積極效仿。1916年，新罕布希爾州由於東北部的位置等因素首次成為率先舉行初選投票的州，而位於中西部的明尼蘇達和威斯康星也曾先後緊隨其後。直到1972年，中西部的另外一個州即艾奧瓦在早於新罕布希爾的1月24日舉行了初選。由於選舉方式的差異且互補，艾、新組合得以穩定地延續下來。在選民對參選人的低認知度、媒體與金錢等競選資源超額介入的情形下，艾、新兩個小州被賦予了超越應有政治影響力規模的「風向標」期待。雖然無法做到「贏艾、新者，得天下」，但艾、新兩州的初選卻足以提升勝利參選人的選舉勢頭，加速兩黨資源整合與選情明朗化。自1972年以來，除了1992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比爾·柯林頓的例外，兩黨最終提名人都至少在艾、新兩州初選中拿下了一個。

艾、新兩州的「風向標」引發了各州追逐初選影響力的「前置」競爭，於是也就多個州湧入同一日期舉行初選即「超級星期二」的折中安排。其最為直接的政治後果，即在初選中期即3、4月間兩黨具有競爭力的參選人就已所剩無幾、提名人幾近確定，屆時尚未初選的二十幾個州已別無選擇。比如，2004年3月2日約翰·愛德華茲的退選令約翰·克里鎖定了民主黨提名，而2008年共和黨初選在3月4日即邁克·哈克比退選後就已必須接受麥凱恩勝出的既成事實。面對如此明顯的制度缺陷，民意的分歧卻無法喚起任何切實的改革，其原因是前置初選各州的民意與後期初選各州的民意勢如水火。一個平衡各州初選影響力的切實努力，即在初選結果計算方法上以「比例分配」來更多取代「勝者全得」。與大選中急需第一時間實現紛爭最小化的塵埃落定不同，初選程序適合全國各州選民的長時間醞釀與參與，因而「比例代表」被普遍接受。以2016年目前已走完的艾、新兩州初選為例，按照「比例分配」的制度安排，在艾奧瓦勉強勝出的希拉里並不是包攬全部44位承諾代表，而只是獲得了其中23位；而桑德斯也因為60.4%的支持率分到了新罕布希爾24位承諾代表中的15位而非全部。這樣算下來，希、桑兩人的承諾代表數分別為32位和36位，而非「勝者全得」下的44位比24位。希拉里強勢回歸的預期並沒有兌現，「風向標」似乎被「桑德斯旋風」吹得有些凌亂。

相比而言，以往曾在多個州初選中使用「勝者全得」方式的共和黨，在本次競選周期中也在3月15日即包括俄亥俄、佛羅里達、伊利諾伊等六州舉行初選的第二個「超級星期二」之前舉行初選的各州採取了「比例代表」，期待在參選人眾多且有難分伯仲之際，留下大浪淘沙的充分時間與空間。有些州也折中地採取了基於「比例分配」的「勝者全得」，即如果有參選人得到了50%以上的選民支持，便會觸動「勝者全得」方案。頗為值得玩味的是，至少從艾、新兩州的情形看，「比例分配」似乎對特朗普更為有利，克魯茲並沒有以艾奧瓦全部30位承諾代表而領先特朗普包攬新罕布希爾的23位；反而是特朗普加總後以17位代表支持領先，位列二三位的克魯茲和盧比奧也分別有11位和10位代表入賬。以勢均力敵取代懸殊差距，迫使參選人們在隨後各州初選中使出渾身解數，「虔誠」地接受選民檢視。與各州利益競爭的地域維度平行的是政黨與民意之間競爭的民主維度。美國政治學家謝茨施耐德曾言，「提名制度乃現代政黨最顯著的標誌，如果一個政黨不能從事提名活動，它就不再算是一個政黨」。但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又一個「美國例外」，即美國是西方世界中唯一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由民眾參與決定國家元首候選人提名的國家。美國總統的初選制度似乎始終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到底要限制政黨作用的直接民主，還是要由政黨主導下的代議制。甚至1972年初選得以成為主導制度本身就是針對這個問題的一種答案。1968年，在14個州以及華盛頓特區舉行初選的情況下，受到以林登·約翰遜為首的政黨精英的操縱，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最終提名了一場初選都未參與的副總統赫伯特·漢弗萊角逐白宮。這場政治鬧劇不但引發了芝加哥會場之外的高聲抗議，還釀成了民主黨的慘敗，最終導致了民主黨高層對於總統候選人提名制度的改革，將更多權力下沉到了選民手中。1972年各州民眾參與的初選在民主黨總統提名程序中開始扮演決定性角色，親身參與推進初選制度改革的黨內自由派喬治·麥考文獲得提名，但卻因為政見極端而敗北。1976年，民意驅動的初選制度又推舉出了來自南方的吉米·卡特：雖然贏回白宮，卻也因缺乏華府經驗而步履維艱。面對卡特的連任失敗，民主黨再次將矛頭指向初選制度，重新設置了由政黨精英出任的、以求平衡狂熱民意浪潮的「超級代表」。雖然僅佔全部代表數15%到20%的「超級代表」們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沉睡之中，但至少有研究發現希拉里在2008年民主黨初選中的惜敗一定存在著這些本黨同仁落井下石般的倒戈。在而今的2016年民主黨初選中，希拉里雖然在艾奧瓦和新罕布希爾的表現不太理想或者很不理想，但早就將至少356位即超過半壁江山的「超級代表」收入囊中。與桑德斯的14位「超級代表」相比，希拉里凸顯了身為建制派「大姐大」的霸氣。不過，在建制派遇冷的選情氛圍下，「超級代表」的擁躉會否再度轉向，甚至是福是禍，也難預料。除了「超級代表」直接傳達政黨意圖之外，其實各州初選的「門」也是一隻有效的「平衡手」。參與初選選民資格的認定標準在「開門」與「關門」之間的搖擺，即是否允許中間選民甚至非對手黨支持選民參與本黨初選的抉擇，本質上是可選性與政黨性之間的取捨。比如，2月1日的艾奧瓦民主黨初選就採取了所謂的「半關門」方式，允許所有申明不支持共和黨的註冊選民參與；而2月9日的新罕布希爾民主黨初選則轉向了「半開門」方式，允許申明支持民主黨立場的註冊選民參與。相對於「半開門」而言，「半關門」方式給更多中間選民發出了邀請函，這也部分解釋了相對溫和些的希拉里以微弱優勢領先艾奧瓦、卻又在新罕布希爾敗給了較為激進的桑德斯的殘酷現實。在2016年兩黨各自內部分歧加劇、建制派與反建制派劍拔弩張、民意甚至民怨思變的大背景下，聯邦制和政黨政治交互驅動的各州初選差異性持續發酵，為兩黨提名人的花落誰家增加了一波波懸念。前置州風向標意義的越發淡化、初選周期的持續加長，最終的贏家其實是普通選民。即便金主們也會在長周期初選中敏感地嗅出介入的孔道，但對普通選民而言，有所謂的「選擇」總是好的。或許我們應該少一些板起臉埋怨美國選民支持桑德斯或特朗普太不理性，也正是這些反建制派的粉墨登場，2016年初選才更像是一次全民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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