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愛指責他國選手服用興奮劑暗藏偏見

核心提示：按照西方媒體的邏輯，只要是成績優秀的運動員，都涉嫌服用禁藥，但他們對本國運動員的行為視而不見……說到底，仍舊是無知與骨子裡的傲慢。因為無知，所以傲慢。這才是他們的內在邏輯

國際先驅導報8月19日報道 興奮劑一直是奧林匹克精神的大敵，幾乎每屆奧運會上都有運動員以身試險、服用興奮劑，國際奧委會一直對興奮劑「零容忍」，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處罰措施。里約奧運會前的俄羅斯興奮劑事件更是讓興奮劑成為奧運會難以迴避的話題。

然而，從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7月18日公布「獨立個人報告」指控俄羅斯政府操縱興奮劑檢查，並要求國際奧委會對俄羅斯全面禁賽，到奧運會上賽場上霍頓對孫楊的蓄意攻擊，再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對參賽俄羅斯等國選手的偏見，顯然這場爭論超出了體育範疇本身，透露著濃厚的政治意味和冷戰思維。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倡導，世界各地選手不分種族、職業、政治制度，朝著「更快、更高、更強」的目標展開公平競爭，這一理想依然任重道遠。

關於興奮劑的不當言論

在里約奧運會首個比賽日男子400米混合泳比賽結束後，獲得冠軍的澳大利亞選手霍頓攻擊孫楊是「嗑藥的騙子」，立刻引發輿論的強烈反響。孫楊曾被短暫禁賽一事早有定論：2014年孫楊因心臟不適使用違禁藥物沒有申報，造成藥檢陽性，官方認定為誤服。事實很清楚，程序沒問題，WADA也在深入調查後表示無異議。霍頓後來也承認這是「蓄謀已久」的，是故意擾亂孫楊。這一違背奧林匹克精神的言行堪稱卑鄙，而澳大利亞泳協和霍頓本人卻拒絕就此事道歉。

為何在里約奧運會首日就出現關於興奮劑的不當言論？其根源還在於俄羅斯興奮劑爭議事件所引發的偏見和歧視。

7月18日距離里約奧運會開賽不到20天，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布了由該機構的獨立委員會成員、加拿大律師理查德·麥克拉倫完成的「獨立個人報告」，該報告指控俄羅斯體壇的興奮劑問題是「政府行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以此為由聯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反興奮劑組織向國際奧委會施壓，要求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和殘奧會。

國際奧委會經過慎重考慮，經執委會討論決定不對俄羅斯實施全面禁賽的處罰，由各國際單項聯合會決定是否准許各自項目的俄羅斯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在西方媒體的煽動下，俄羅斯運動員被貼上了「標籤」，似乎只要是俄羅斯運動員都服用了興奮劑，面臨著來自觀眾和其他運動員的惡意。

由於涉嫌服用禁藥，俄羅斯著名女子游泳選手尤利婭·葉菲莫娃險些無緣里約奧運會，但獲得參賽資格後她獲得了里約奧運會女子100米蛙泳的銀牌。比賽開始前，觀眾席上對俄運動員吹口哨起鬨。賽後頒獎期間，獲得金牌和銅牌的美國選手也沒有向葉菲莫娃表示祝賀。一些西方國家的運動員早前表示，有過因興奮劑禁賽的運動員都不應該參賽。

偏見源於傲慢

俄羅斯的違規與孫楊有什麼關係呢？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在8月9日的文章分析道：「令中國運動員成為易受攻擊的目標的，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政治不信任。」文章寫道，冷戰期間，蘇聯的國家體育機器「炮製」出大量成績優秀的運動員，這其中顯然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而最近俄羅斯代表隊被發現存在興奮劑問題正好強化了這些懷疑。那麼，在西方國家看來，都是國家支持的體育機構，中國被與俄羅斯劃為一類。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外界更懷疑中國對女性游泳選手實施了一項興奮劑項目；澳大利亞和美國教練總是將中國在這一項目上的飛速進步與前民主德國曾經取得的令人生疑的成就相提並論——前民主德國長期以來都是國家許可使用類固醇激素的「頭號」範例。

而擁有廣為人知的興奮劑問題的國家——包括牙買加和美國——的運動員普遍面臨著較之俄羅斯和中國的運動員更少的猜疑（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外交學者》感嘆：「悲哀的是，中國運動員最終實質上是在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一項原則的現實體現『買單』。」

當然，孫楊並不是中國第一位獲得金牌後遭受無端質疑的奧運會選手。4年前的倫敦奧運會，美國教練萊昂納多將葉詩文的優異成績與興奮劑掛鉤，令部分外媒「圍攻」小葉，讓奧運會是否存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歧視和偏見成為當時的話題。

當時，英國學者、《衛報》專欄作家馬丁·雅各布評述西方媒體的報道時說道：「按照西方媒體的邏輯，只要是成績優秀的運動員，都涉嫌服用禁藥，但他們對本國運動員的行為視而不見。……說到底，仍舊是無知與骨子裡的傲慢。因為無知，所以傲慢。這才是他們的內在邏輯。」

西方媒體的這種執拗式偏見還來源於對中國體育崛起的一種不知所措。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的獎牌大豐收主要是通過乒乓球、羽毛球、舉重和跳水等所謂「邊緣項目」實現的，對此西方尚可接受，而隨著孫楊、葉詩文等在西方傳統優勢項目上大放光芒，少數西方人會忍不住要說些「口水話」抹黑一下。法國游泳選手卡米爾·拉庫爾在男子100米仰泳決賽中獲得第五名，無緣獎牌，他在賽後也激烈抨擊了孫楊，還提到了在男子100米仰泳決賽獲得銀牌的中國選手徐嘉余。如此做法的原因，拉庫爾自己也說得明白：「我非常不喜歡被中國人擊敗。」

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將這種「標籤」擴大到中國選手身上。

實際上，興奮劑問題是全球問題，每個國家都曾經出現，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興奮劑問題一直都十分嚴重。如倫敦奧運會上，澳大利亞游泳隊接力隊6名隊員就服用了違禁藥物。2013年澳大利亞自行車賽傳奇人物斯圖爾特·奧格雷迪承認自己在1998年環法自行車賽前使用了興奮劑。美國人拿過7屆環法冠軍的阿姆斯特朗、短跑選手加特林和劉易斯都服用過興奮劑。2003年，一位美國反興奮劑官員揭露，包括前短跑巨星卡爾·劉易斯在內的100多名美國運動員曾葯檢陽性卻未受到處罰。

不去反思自身的興奮劑問題，而將興奮劑作為攻擊其他國家選手的武器，將奧運會這樣的體育和人文盛會變成政治博弈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關於興奮劑的雙重標準可見一斑。

排除政治干擾考驗奧委會

1999年11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成立，獨立於國際奧委會之外，自主負責全球反興奮劑工作。一直以來，雙方的合作還算和諧。但7月18日WADA拿出的「獨立個人報告」成為他們「開仗」的導火索。全面禁賽俄羅斯選手，對於那些清白的選手不公平，更為重要的是里約奧運會將會殘缺不全。因此，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滿腹怨氣。無論在新聞發布會還是國際奧委會（IOC）全會時，他都不忘批評WADA，指責他們早就應該抓住線索調查，卻偏要拖到奧運會臨近才做這件事，結果弄得雞飛狗跳。還有IOC委員批評WADA這樣做完全是為了「出風頭」，置IOC於不顧。

國際奧委會的最終決定，從而避免了「冷戰」後奧林匹克運動的又一次分裂。然而，國際殘奧委會（IPC）8月7日宣布，由於俄羅斯殘奧委會無法保證嚴格執行《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和國際殘奧委會相關反興奮劑規定，俄羅斯代表團將被禁止參加里約殘奧會。

國際射箭聯合會7日在里約熱內盧發表聲明，強烈反對國際殘奧委會做出的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里約殘奧會的決定，認為這個決定違反公平競賽原則，並且是基於一份未完成的報告，按照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表態，調查應繼續進行。

國際體壇的諸多人士認為，WADA和國際殘奧委會的做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國際拳擊聯合會主席吳經國6日在接受記者專訪談到允許11名俄羅斯拳擊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時說，不加分辨地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不公平。「我們在嚴格禁止興奮劑的同時，也要注意保護清白運動員的利益。」

國際奧委會委員楊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如何處理俄羅斯興奮劑事件，令國際奧委會非常為難。「不是因為事件本身而為難，而是因為這個時間節點正好趕在奧運會之前。很多事情不得不儘快作出決定，但決定又要基於搞清楚事實」。而事實上，對這份「獨立個人報告」的獨立性與可靠度，外界也有不少質疑的聲音。

楊揚說，從這次全會上的發言情況來看，不少委員認為，俄羅斯興奮劑風波暴露出國際奧委會以往在反興奮劑事務上過於依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但後者的實際工作與國際奧委會期望值存在差距。因此，國際奧委會未來將會在反興奮劑領域投入更多精力，以避免奧林匹克這樣一個百年品牌被摧毀。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里約奧運會期間意味深長地說：「國際奧委會呼籲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反興奮劑體系，職責更加明確，透明度更高，獨立性更強，各方行動協同一致。」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倡導，世界各地選手不分種族、職業、政治制度，朝著「更快、更高、更強」的目標展開公平競爭。面對政治因素的干擾，以反興奮劑之名行政治目的之實，國際奧委會為維護奧林匹克精神，該採用一些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