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吧：中國歷史上謀國、謀身、謀天下的變局和困局
謀國者
來源: 廣州日報 作者: 林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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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點：
這是一本帶有文學和美學視野、個人性情和觀點的歷史筆記。著名作家林東林用千年改革、六大變法，寫盡中國歷史上謀國、謀身、謀天下的變局和困局。
霸業和人心——商鞅功與過
東漢末年，汝南平輿（今屬河南）人許劭知名於世，尤愛評論人物。曹操起事前，有一天慕名到許劭家裡去拜訪，請他為自己做一番評論：「吾何如人？」許劭起先因看不起他，不願意為之評價，後來在曹操威脅下，終於下了一句斷語「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聽了這話「大悅而去」，想必是這評價正合他心意——不問道德，只問能力。
史書中說，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又寫他「飛鷹走狗，遊盪無度」，典型一副遊俠兒弔兒郎當的樣子，但這番遊盪，卻不礙他日後成大事。
事實上，奸雄之奸與能臣之能是相通的。在中國歷史上，商鞅的名聲比曹操好一點，但也是好好壞壞。西漢名臣桑弘羊說他「功如丘山，名傳後世」；司馬遷則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最後「受惡名於秦」是罪有應得。然而商鞅死後，他的那一套法家理論，卻在中國大地上被後世用之不衰。但是我覺得，就為人臣子來說，商鞅對秦孝公，還是非常盡忠職守的。
《戰國策》里說，秦孝公在病重的時候，「欲傳商君，辭不受」，說明商鞅還是忠君的，變法也好，改革也好，只為帝王家，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有人說秦孝公這是在試探商鞅，怕他對太子有二心。我覺得以秦孝公的作為和膽識，他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與商鞅是在霸業上有共通之處和絕對追求的人，所以他傳位給商鞅，倒未必不是出於真心。在強秦的接力賽中，霸業之霸已經勝過了秦國之秦。
我相信在秦孝公眼裡，商鞅於他，已經超
後世又說商鞅有造反之心，這我更不信。商鞅相秦多年，雖然確實功高震主，不過對商鞅來說，他尚無造反的資本，更沒有造反的動機。商鞅是以成帝王業自居的人，為帝王之師和成帝王，畢竟是兩碼事。衛國這樣的文禮之邦、溫柔之鄉，走不出帝王，卻走得出帝王師，所以能出來商鞅這樣的侍奉霸業之士。在他心裡，是要輔佐出春秋五霸那樣的霸王來。
商鞅是法家不假，但道法同源這種纖塵不染的潔凈，讓他有一種超理性。
所以即便是太子犯法，商鞅也堅決要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便不能對太子施刑，也要讓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代受懲治。後來沒多久，太傅公子虔又犯了法，商鞅便施以割鼻，可見為了「至治」和霸業的不容忍，他已到眼中只有一人的地步。
商鞅之前，周禮治天下，「刑不上大夫」，但從商鞅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商鞅的為人，我絲毫不懷疑，這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人。千古功名惟氣概，商鞅絲毫不缺如此氣概，這一點他可以跟古今任何人比。
誰染黑了歷史
今天，很多人說起商鞅，很多話會脫口而出，如「偉大的改革家」之類，但是這些話顯然沒有經過大腦，人云亦云而已。
商鞅的變法，縱然是成功的，實用性很強，效果也非常好，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卻也是一場黑色的、血腥的、倒退的改革。
第一是經濟上的倒退。商鞅重農不重商，一切歸心於農，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對於因棄本求末或遊手好閒而貧窮者，全家都要罰為官奴。商鞅治下，秦國無貨幣，只能以物易物。
為增加國家收入，商鞅還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的，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要加倍徵收戶口稅等。
他又限制人口遷徙流動。當時秦國人丁稀少，又經常內鬥，因此商鞅制定法律，不管去哪裡，都要官府出具身份證明和通關文書，而商業的發展卻是最離不開人與物的流動的。
所以從商品經濟的角度而言，與管仲的改革相比，商鞅變法是一場巨大的倒退。
第二是社會功能的倒退。商鞅的重農還不是根本，根本是打仗，富要打，窮也要打，打仗是根本之道。所以他廢井田也好，開阡陌也好，廢世卿世祿以行軍功爵制也好，再或者重罰私鬥也好，目的都是打仗，富國也不是為了強民，而是為了強兵，以成為「虎狼之國」，所向無敵。只有先成為虎狼才能所向披靡，四方都俯首稱臣，對外才能達到「至治」。
「至治」之二在國內，即商鞅施行的連坐法，什伍間要「相牧司連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發，若不揭發，則十家連坐。連坐的罪非常重，不揭發檢舉的腰斬，揭發的獎賞則十分豐厚，同斬敵人首級一樣受到賞賜，窩藏有罪的人與投降敵人同罪。
所謂「至治」，也不過如此吧？雖沒有人治你，你身邊卻時刻有人在盯著你。
第三是文明上的倒退。為定秦律，商鞅還「燔詩書而明法令」，比秦始皇先一步將火把燃向書頁。可以說，沒有商鞅的「燔詩書」，也就不會有秦始皇「焚書坑儒」，兩者相隔近150年，但中國文明史上的這兩道衝天大火，卻如出一轍，熏黑了詩書，熏黑了世道人心，國家有法令而無文明。而沒有這兩道熊熊火光，也就沒有後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商鞅兩次變法，先後持續二十餘年，致使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帝國初成。這個實用主義者一切以結果為導向，挖掘出了人性的縱深潛能，帝國焉能不威武四方？
這番改革，如果換在一個公司實行，那基本沒有任何問題，因為公司是唯利的，唯結果的，唯效率的，今天還有很多公司管理層在學法家那一套。
但是商鞅錯就錯在，他把這番改革用在國家身上，而且是用在「一個人的國家」身上。要知道，人民沒有義務為國家奉獻所有。
然而商鞅變法是黑色的，而且一黑到底，黑色的硝煙在人心深處經久瀰漫不散。
今人是最好的風景
在古代中國，民間有一句歇後語，叫「閉燈看家書——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的道理，被我們一講再講，公家的東西不能為私用，就像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為公出力就不能徇私情；而私人的東西為公用，所謂毀家紓國，則是一種大德。
然而卻鮮有人知，「公私分明」這個詞其實最早出於商鞅的《商君書》。在《修權》一篇中他說：「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其意，與今日庶幾近之。
如果看過《商君書》，我們應該還會記住商鞅發明的另一個詞「壹民」，「壹民」的培養靠「壹賞」、「壹刑」和「壹教」三種手段，「壹賞」是說利祿官爵、富貴之門都是出於軍功；「壹刑」是人人平等，刑罰面前不分等級；「壹教」是只受一種教育，法家就是國教。
商鞅說，壹賞之下，士兵無敵；壹刑之下，令出必行；壹教之下，下皆聽上。這樣的手段培養出來的「壹民」，「入使民壹於家，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農則朴，朴則安居而惡出」，意思就是說，壹民在家只會種地，因為種地所以「朴」——不是樸素，而是愚蠢；在外只會打仗，在戰場上士兵們「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做到了秦朝這樣，把社會和人簡化到如此地步，把集權和效率發揮到這種程度，以至於弱小的秦國一躍而極強，在弱肉強食中創建了第一個大帝國。
郭沫若說，商鞅和秦孝公都是大公無私的人。不錯，他們的確是大公無私，但是小盜竊家，大盜竊國，他們的大公無私是大公為私，是要把天下眾生變為一人。在商鞅的治理下，所有人都是一個人，所有腦袋都是一個腦袋，只能想、只能做兩件事：種田，打仗。
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為吃得上飯、穿得上衣才能講究禮儀和操守，有恆產者才有恆心，有恆德。管仲拜相，變的是藍色的法，以商富民富國富人世；商鞅拜相，變的卻是黑色的法，以農養戰，打爛人心。
管仲又說「善莫於奢靡」，這幾乎就是孟德斯鳩的「富人不奢侈，窮人將餓死」。他自己也是如此，吃要吃味道最好的食物，聽要聽韻律最美的音樂，雞蛋要先在蛋殼上畫圖再煮吃，林柴要雕成藝術品再燒，所謂「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他為齊桓公出山時，還提過幾個條件，一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任他為上卿；二曰「貧不能役富」，桓公又賞賜給他齊國市租；三曰「疏不能制親」，桓公又立他為仲父。
而商鞅呢？在他眼裡，只有種田才會有收成，只有打仗才能擴張國土，消費游食都是坐吃山空，空談辯論更是蠱惑人心，所以不準經商，不準遊歷，不準入幕，不準辯論。客觀地說，這確實把秦國推上了大國崛起之路，然而這場「國進民退」，老百姓在人的層面上節節後退，無論是種地還是打仗，都要迸發所有的「私」滿足國家的「公」，公綁架了私，國家綁架了人民。所以到後來商鞅被五馬分屍，老百姓沒有一個為他叫屈，也可見民心所向。
十年當國
中國人對張居正有感情，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用盡心力拯救、且有效拯救了大明王朝的人，雖然毀譽、爭議不斷。
不過，張居正雖然功在社稷，但他治國的手段實在有限，跟商鞅相秦相比，跟王安石相比，他也許根本算不上一個改革家或變法家，因為他的作為幾乎都不涉革新。事實上，他說的前人都已說過，他做的前人也已做過——他甚至是復古，用心恢復執行祖宗的成法，在制度結構上他也沒有任何改進，調整的只是紀律和法律的嚴格施行，以及他作為元輔的個人權勢和魄力，在某種意義上，他更像是一個指揮家或者統籌家。
譬如他實行考成法，規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門，凡屬應辦的公事，都要根據輕重緩急立定期限辦理，設置文簿登記存照，依限辦完註銷。又另造文冊二本，一本送六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一本送內閣查考。若地方巡撫、巡按行事遲延，則部院糾舉；部院註銷文冊有弊，則六科糾舉；六科奏報不實，則內閣糾舉。一步一步環環相扣，嚴絲合縫。
比如一位知府，年初就要寫好年度計劃，自己留一份，給張居正一份。若計劃太空，就要退回重寫。計劃通過後，一年裡這位知府就要為完成計劃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對後發現他有什麼事沒有完成，那知府就會被貶為知縣；如果到了縣裡還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麼官爵都被削去，回鄉當個平頭百姓算罷。這就像是今天很多公司採用的末位淘汰制，逼著所有人奮力向前，發揮出最大的潛能。
但這樣的手段，並不需要變革任何一項制度，只是效率增加了而已，一如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所言，「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製文官組織」，「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1580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審核之際張本人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所以，他雖然嘔心瀝血當國十年，為大明王朝的江山綿延立了大功，仍然不免被後人詬病，因為這還是人治，屬於英雄治國，在制度上缺少開創性，不能讓帝國一勞永逸，輪到狗熊當政時就會完全是另一幅光景。
不過考慮到斯時斯地斯人，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他的初衷，正是因為張居正要「一心變法向太祖」，目的在於恢復朱元璋當年的制度和效率——作為開
張居正的妙手，為明朝積累兩百多年的沉痾開出了一副回春妙藥，在安江山之際，也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一條鞭法」使朝廷收入大增，國庫積銀達600萬兩以上，太僕寺也存銀400萬兩，南京的倉庫同樣也存銀250萬兩，可謂國用豐饒，同時北京倉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萬石，足夠支用十年，與嘉靖時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相比猶如天壤。
看細節，論成敗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陳蕃，經
對王安石來說，他最大的逸聞就是生活上不修邊幅。據說，他長時間不換洗衣服、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他不但不在意外表，而且不講究飲食。有一次宋仁宗大宴群臣，要所有人都自己到御池中釣魚，由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大家都去釣魚，只有王安石一動不動，把盤子里的魚餌吃光了，最後在眾人的驚訝聲中，表示已經吃飽了。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也說，有人告訴
然而邋裡邋遢的王安石，在政治上卻有一股神勇，坐著宋神宗的直升機青雲直上，在北宋大地上厲行變法，一心打造一個兵精馬壯的強大帝國。
與王安石相比，張居正則是個重視生活品質和細節的人。「須長至腹」的美髯公張居正，不但眉目清秀，還愛修飾整潔，長期在身上塗抹香脂，幾乎堪稱帥爺。他的友人也說，「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雖李固、何宴無以過之」。同時，張居正喜好收藏古玩，又好女色，他對女色的要求也相當高，不艷不取，他的部下、抗倭英雄戚繼光，就曾不惜重金購買數個被稱為「千金姬」的美女，還有在與倭寇對陣多次斬獲的珠寶及春藥，都獻給了他。
跟王安石相反，張居正看似時髦圓滑、熟稔交際、流連女色，事實上極端理性。張居正初入仕時，也曾經像王安石一樣，清流不粘鍋，因而四處碰壁，青雲無望，後來他辭官周遊天下，在出世的路上悟得入世的精要，所以他後來在官場閃轉騰挪，在高拱和徐階這樣的厚黑高手中能如入水之魚。在生活中千嬌百媚、艷羽如鳳的張居正，曾經十分嗜酒，和萬曆後來的「每日必飲，飲之必醉，醉之必杖人」有得一拼，他母親年事已高，很擔心他喝酒誤事，請人寫詩以「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示他，張居正竟能從此不招待至親好友不飲，終身不醉。
要知道，沒有堅忍的信念和大力自持，戒酒戒煙一類事，並不是誰都能做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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