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甲午戰前的中日關係

　　十九世紀後半葉，清廷中的洋務派人士在軍事和經濟領域推行了很多現代化的舉措，期待中國「先睡後醒」，求強求富，但甲午戰爭的失敗表明，當時的中國，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請您先談談中國「睡獅」和「先睡後醒」的情況。

　　姜鳴：我們知道，「睡獅」的提法來源於拿破崙。1793年，英國國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急欲打開與中國貿易的大門，但他們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絕。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來華商談貿易。他抵達天津口外時，嘉慶皇帝告訴地方官員，「如要求開通商口岸，嚴辭駁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後來他又因跪拜禮儀而與中方糾纏許久，不被待見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歸途。

　　阿美士德在回國途中經過聖赫勒拿島，拜訪了在滑鐵盧慘敗後被監禁在那裡的拿破崙。他講述了自己在華的經歷，認為只有戰爭，才能使中國明白打開國門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道理。拿破崙評論說：「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說：「開始你們可能會成功，你們會奪取他們的船隻，破壞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設施，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他們會建造船隻，用火炮把自己裝備起來。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把你們打敗。」阿美士德反駁說：「中國在表面強大的背後是泥足巨人，很軟弱。」拿破崙指出，中國並不軟弱，它只不過是一隻睡眠中的獅子。「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

　　七十年後,1887年，剛從駐英公使任上卸職，回國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曾紀澤，在香港《德臣西字報》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表明中國奮發圖強和謀求國家和平的正義立場，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曾紀澤同樣使用了睡覺的概念。他說國與人無異，人有幼年壯年老年，亦有一息待盡。歐洲人認為中國衰微終至敗亡，其實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國，始知己之境地，實在至危至險，而不當復存自恃鞏固之心。」《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略己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須庚申圓明園之火焦及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越南），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

　　曾紀澤指出，1860年後，李鴻章整頓中國軍務，日有起色。今如他國再有戰事，中國終不至有庚申之禍。他認為：「中國能順受其顛沛，而從中漸復其元氣，如帆舟之航海，將狂風所損壞之物，悉從船面拋去，修整桅舵，以將殺之風，作為善風，乘之穩渡。」這樣的國家，不可稱之為將亡之國。

　　曾紀澤兼任幫辦海軍事務大臣。他出使英國時，主持訂購了「致遠」、「靖遠」號巡洋艦。他對於中國新式海軍的振興寄予很大的期望。曾紀澤死於1890年，他沒有想到，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會全軍覆沒，中國這頭睡獅尚未真正蘇醒。

　　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在甲午之前，琉球、越南、緬甸等藩屬相繼失去，清政府也都不了了之，怎麼對朝鮮如此看重呢？

　　姜鳴：這是因為歷史上，朝鮮一直同中國有著緊密的聯繫，也因為朝鮮緊挨著滿清興起的滿洲地區。清政府別的藩屬國都可以放棄，但就是朝鮮不能退讓。李鴻章很早就看出朝鮮半島將成為列強爭奪的是非之地。當時在朝鮮角逐的，主要是五股力量：一是欲奪取朝鮮為領地的日本，二是想在遠東拓展的沙俄，三是力阻俄國勢力南下的英國，四是主張「門戶開放」的美國，五是力保朝鮮藩屬地位和東北地區穩定的中國。李鴻章主張朝鮮對各國均等開放以形成平衡，同時也做了軍力上的準備。從北洋水師到北洋海軍，其主要軍事行動，都和朝鮮的局勢有關聯。為了應對朝鮮的內亂和日本勢力的滲透，1882、1884、1894年，中國曾經三次出兵干預，前兩次都恢復了朝鮮的秩序，第三次卻失敗了。

　　日本自己也曾面臨列強的威脅，為什麼對東亞近鄰卻有如此的侵略性？

　　姜鳴：當中國面臨西方列強入侵、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相同的挑戰，兩國對於西方的回應幾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法西方、「脫亞入歐」、政治改革列為國策，通過明治維新，消除藩封割據，完成了中央集權和君主立憲政體。又把海外擴張，以朝鮮為跳板，踏上中國大陸，繼而征服世界作為其發展的具體步驟。

　　幕末時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提出「得失互償」的攘夷保國之策，主張在與歐美和好的同時，將失之於歐美者，取之於鄰國。吉田的這種主張，通過他主辦的「松下村塾」，影響他的弟子。而明治維新的許多重要政治家，如伊藤博文、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井上馨，都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成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最高國策。

　　日本方面，吞併朝鮮的戰略應該是很清晰的，這與清政府對比很強烈吧？

　　姜鳴：日本很早就在作戰爭準備。甲午戰爭是日本挑起的。善於抓住機遇對外擴張，實現其國家戰略，是日本的特點。

　　從地緣政治上講，日本要向外發展，無論北上亞洲大陸，還是南下海洋，都要解決朝鮮問題、琉球問題和台灣問題。有鑒於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務省，主要為解決朝鮮問題，向日本政府提出並獲准通過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針。1871年9月13日，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在天津簽訂《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並於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換了批准書。通過簽訂這個條約，日本第一次獲得了在亞太地區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並為打開與朝鮮的關係創造了條件。

　　這時，日本國內「征韓論」盛行，並於1873年達到高潮。當時主持日本政府的西鄉隆盛，就是一個堅定的征韓派。1876年2月，日本強迫與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大門，邁出了登上大陸的第一步。同時也否定了清朝與朝鮮的藩屬關係，開始打破了東亞「華夷秩序」。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變」，與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取得了向朝鮮的駐兵權，並第一次向亞洲大陸擴張軍事力量。「甲申政變」失敗後，日本又與中國於1885年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獲得了將來出兵朝鮮的依據。

　　在「征韓論」盛行之時，日本的「征台論」也興盛起來，並且是與吞併琉球的戰略相關聯的。1874年，日本借口台灣土著殺害琉球船民事件，派兵入侵台灣島，同時在北京與清政府交涉。中日簽訂《北京專條》，中國政府支付五十萬兩白銀，換取日本從台灣撤兵，並將琉球船民稱為「日本國屬民」。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後首次針對中國的用兵，它不但踐踏了中日《修好條規》，更為日本吞併琉球創造了條件。1875年，日本決定廢止琉球向中國的朝貢關係。1879年又決定廢琉球藩，改為沖繩縣，琉球國覆亡。

　　1880年代，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著名的「脫亞入歐論」。伴隨著明治初期「富國強兵」政策的實施和擴軍備戰，日本在與歐美列強修好的同時，以武力從南、北兩個方向向亞太地區擴張的對外政策已經比較明朗。而這樣的政策，矛頭最終指向中國。1887年，參謀本部第一局局長小川又次提出《征討清國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維新之初，常研究進取方略，先討台灣，干涉朝鮮，處分琉球，以此斷然決心同清國交戰。此國是實應繼續執行。」這就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國策 ，進行了最好的表述。

　　日本的這種擴張意識令人印象深刻。記得山縣有朋還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

　　姜鳴：1889年12月，日本根據「明治憲法」組成了山縣有朋內閣。1890年3月，山縣在他的對外政策意見書中，提出了「利益線」的主張，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之外，還必須保衛「利益線」，並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國、琉球、越南、緬甸。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國會上發表施政方針的演說，公開了他的「維持國家獨立、伸張國勢」的對外主張：「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守護主權線，二曰保護利益線。所謂主權線，乃為國之疆域。所謂利益線，乃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攸關之區域。如若不保主權線及利益線，則國將不國。方今於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獨守主權線已不足，非保護利益線不可。」標誌著作為近代日本國策的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亞太政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即甲午戰爭以前已基本形成。

　　中國方面當時是否意識到日本的挑戰呢？

　　姜鳴：中國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對中國生存的威脅。在民族存亡的競爭中，日本將成為中國的最主要的假想敵。1874年底，李鴻章就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為了防禦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視海防，組建北洋海軍。他說：「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人們常常引用李鴻章1876年1月24日會見日本使臣森有禮的一番很有意義的對話。李問：你怎麼看中西學問？森答：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李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嗎？森答：五分尚沒有。李問：你們連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森答：這是外貌，其實在本領尚未盡學會。敝國上下俱好學，只學得現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李鴻章沉思道：久久自會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們後面繼續的對話。森說：據我看來，和約沒甚用處。李反駁道：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怎能沒用？森說：和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於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說。此是謬論！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說：萬國公法亦可不用。李說：叛約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他還指著桌上酒杯打比方說：「和」是和氣，「約」是約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了，酒就不會泛溢。森答：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呢？

　　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叢林法則，他們早將國際法看透了。

　　您剛才指出，清政府建設海軍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付日本，可是面對日本在戰略上的步步緊逼，我們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軍事、外交方面的準備？

　　姜鳴：準備還是有的。從1874年至1894年間，中日兩國的軍事對峙或衝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灣土著居民殺害出兵台灣，清政府以支付五十萬兩白銀的代價換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廢琉球國改設沖繩縣，清政府雖多次談判交涉，最終卻不了了之。這兩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視海防，發憤建設海軍，並使中國在中日海軍發展競賽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中，由於中國海軍迅速運兵入朝，把朝鮮攝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強勢，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圖；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清軍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擬趁機侵略朝鮮和中國的企圖無法實現。此外，北洋海軍的主力艦隻還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訪問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國鐵甲艦的威力。

　　在「壬午事變」的時候，中國比日本要強得多。但是日本單獨與朝鮮談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僑民的死傷，要求朝鮮賠償。朝鮮政府答應賠償，並答應保護日本僑民、允許日本在朝駐兵。對於這次朝日交涉，張佩綸是堅決反對的，他說日本人憑什麼提那麼多的要求，我們索性發兵打到日本去。但李鴻章拒絕打仗，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變」是指1884年12月朝鮮發生的流血政變。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的開化黨人暗殺守舊派大臣，佔領王宮，主張改革內政，脫離中國獨立。袁世凱率駐朝清軍鎮壓了政變，但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擊，使館被焚燒，而與朝、中展開交涉。最後，伊藤博文來華談判，簽訂《天津專條》，確定中日均從朝鮮撤兵；今後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要派遣軍隊，應先行知會對方，一俟達到目的，應立即撤回。李鴻章認為雙方照約退兵，於全局有益，卻沒料到這個條約為後來甲午戰爭爆發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