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縣華蓋寺石窟唐僧取經壁畫的初步分析

甘谷縣華蓋寺釋迦洞內的唐僧取經壁畫是現存於甘肅省東部的重要取經圖像之一。本文第一部分從壁畫內容入手，對其人物進行簡要分析。第二部分將華蓋寺取經壁畫同其它與之相似的取經圖像進行比對，並在第三部分結合畫面人物形象、洞窟重修歷史、畫面人物位置安排與取經壁畫分類及內容四個方面分析壁畫的繪製時間，由此對唐僧取經壁畫的出現位置、內容和傳播線索進行簡要的概括和梳理。

文中圖片點擊即可查看大圖

一、華蓋寺石窟概況

圖1 華蓋寺石窟

圖2 華蓋寺三眼洞

圖3 三眼洞布局示意圖

華蓋寺在今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縣城西約10公里處，因山形似華蓋而得名，華蓋寺石窟依山開鑿，大、小石窟18個，塑像60身，石窟開鑿年代待考（圖1）。山下建有寺院，因大殿上覆蓋鐵瓦三行，俗稱鐵瓦寺，今已毀。

華蓋寺石窟無量壽窟門左（北）上方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重修壁題，用雙線繪成碑形，記有：「特敘華蓋洞約辟於元朝……」。《甘肅通志》載：「華蓋寺，在伏羌縣朱圉山，明洪武十四年（1381）建。」《伏羌縣誌》載：「華蓋寺，西二十里，俗名鐵瓦寺，即椒山先生留題處。」《甘肅窟塔寺廟》一書記錄1965年華蓋寺出土一塊四面刻有佛像的經幢，或可將華蓋寺始建時間推至宋以前。

二、釋迦洞唐僧取經壁畫內容

圖4 唐僧取經歸來圖 圖5 唐僧取經圖

華蓋山上最高處的石窟為三眼洞，距地面66米，窟外修有一門二窗，窟內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空間，實為一體（圖2），每個空間內供奉不同神祇。進入三眼洞所見第一窟編號21窟，供奉千手千眼觀音，第22窟是老君洞，最里側第23窟為釋迦洞。釋迦洞高約1.9米，寬約2米，主尊為釋迦牟尼佛，高90厘米，神態安祥，面相清秀，結枷跌坐，右手施說法印，左手撫膝，左右立阿難、迦葉。兩壁各有一幅唐僧取經壁畫（圖3），以馬背上是否馱有經書作為參照，西北壁上繪《唐僧取經歸來圖》（以下簡稱《取經歸來圖》，圖4），東南壁上繪《唐僧取經圖》（以下簡稱《取經圖》，圖5）。兩幅壁畫長度各約3米，皆繪有完整師徒四人和白馬形象，壁畫四周有約10厘米寬的黑色墨框。

按住圖片左右滑動 依次為圖6、圖7、圖8、圖9、圖10

西北壁《取經歸來圖》中孫悟空在當前引路（圖6），猴臉模樣，無發，頭上戴緊箍，身穿淺褐色直裰兒，外罩紅色短褂，緊口長褲外裹虎皮裙，腳穿紅色靴，左手掐指，右手持金箍棒，頭部扭向後方，似乎因看見所獲經書而面露喜色。隊伍中第二位是沙僧（圖7），頭圓面方，禿頂髡髮，紅唇微張，表情似笑，著交領長袍，腰系黑帶，穿黑色長靴。他肩扛經書，右手扶擔，左手持降魔杵。《取經歸來圖》中白龍馬（圖8）將師徒四人分為前後兩組，背上所負的一摞經書暗示眾人已從西天取經歸來。壁畫中白龍馬並非膘肥體壯，卻精瘦幹練，其雙目圓睜，鼻孔細長，牙關緊咬，表情豐富似人。唐僧立於白馬之後（圖9），面目清秀，五官精緻，頭戴瓜皮小帽，身著寬袖長袍，左肩披硃色袈裟，腳穿紅色雲頭履，雙手合十，似乎正望向白馬背上經書。豬八戒跟在最後（圖10），體形巨大，頭戴扁帽，豬臉，雙眼皮，細長眼，長嘴上噘，長耳下耷，口露獠牙。身著交領長袍，領口處系一塊方巾，側身扭頭回顧後方。《取經歸來圖》中唯有唐僧是站立姿勢，其餘三人一馬均作前行狀。

按住圖片左右滑動 依次為圖11、圖12、圖13、圖14、圖15

東南壁《取經圖》的保存情況略遜於《取經歸來圖》，壁畫尾部牆體開裂，致使部分壁畫剝落。取經隊伍的前進方向與西北壁相反，開路先鋒依舊是孫行者（圖11），頭戴緊箍，側身回望，右手持棒，左手攥拳於腰間。唐僧依舊戴瓜皮帽（圖12），圓臉大耳，眉清目秀。與《取經歸來圖》不同，此幅腳穿黑色薄底鞋。沙僧肩扛降魔杵（圖13），轉頭望向後方的八戒，伸左手兩指指向前方。白龍馬跟在沙僧身後（圖14），頭長方，雙目圓睜前視，低頭前行。白馬身體線條圓潤流暢，馬腿部分不存，馬背空無一物，表明師徒四人在拜佛求經途中。豬八戒依舊在取經隊伍最尾處（圖15），形象與西北壁壁畫中相仿，肩上扛方頭七齒釘耙，腿部壁畫剝落嚴重。

東南壁壁畫人物位置略顯散亂，實則以各自姿勢與面部表情互相聯繫。《取經圖》為眾人向著窟中主尊「走」來，依次是孫悟空、唐僧、沙僧、白馬和豬八戒，以示意前往西天；《取經歸來圖》則是人物背對主尊而去，返歸東土，由行者帶領。

三、華蓋寺取經壁畫與其它唐僧取經圖像的比較

圖16 榆林窟第3窟西壁南側《普賢變》中的唐僧取經圖

圖17 東千佛洞第2窟南壁西側《水月觀音》中的唐僧取經圖

宋代歐陽修記揚州壽寧寺有「玄奘取經圖」，《廣川畫跋》卷四亦載《玄奘取經圖》，二者今已無存。現存最早繪有玄奘取經題材的壁畫在今甘肅瓜州東千佛洞、榆林窟中，創作於西夏時期。本文僅列舉敦煌石窟「玄奘取經圖」二幅（圖16、17）、唐僧取經瓷枕和稷山青龍寺大雄寶殿唐僧取經拱眼壁畫與華蓋寺取經壁畫進行比較，這些圖像在內容和形式上與之更為接近。

段文傑先生總結東千佛洞與榆林窟中的幾幅取經壁畫「都不是獨立畫面，而是大幅變相中的插曲」，共同特點之一是：「出場人物只有玄奘、猴行者和白馬。玄奘為青年高僧，著漢式大袖襦，長裙，田相袈裟，完全為漢僧風貌。均作行進途中巡禮朝拜情結，多數表現西遊，白馬空鞍自隨。少數描寫東歸，白馬馱經。猴行者負經。

二者比較，相同之處有：

▲1、皆繪有白馬馱經、白馬空鞍兩種行進場面。

▲ 2、西夏「玄奘取經圖」中唐僧多呈雙手合十朝拜狀，華蓋寺兩幅取經壁畫中唐僧的動作也皆為雙手合十。

二者的區別也十分明顯：

▲1、華蓋寺取經壁畫不再附著於大幅經變圖像之邊角，而是獨立成幅，繪滿釋迦洞兩壁。

▲2、隨著西遊故事的流傳與演變，壁畫中出現了八戒、沙僧，由師徒二人一馬變為四人一馬。

取經故事裡唐僧的原型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師，孫行者的形象起源說法不一，《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下簡稱《取經詩話》）中出現的「白衣秀士」（猴行者）即小說孫悟空的原型之一。《取經詩話》中還出現了沙僧的雛形「深沙神」,乃沙漠的精怪。明百回本小說《西遊記》中形容沙僧「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長不長，短不短，赤腳筋軀。眼光閃爍，好似灶底雙燈；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缽。撩牙撐劍刃，紅髮亂蓬鬆。一聲叱吒如雷吼，兩腳奔波似滾風。」《朴通事諺解》和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都已出現豬八戒形象，後者記述其為「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車將軍……生得嚎長項闊，蹄硬鬣剛，得天地之精華，秉山川之秀麗，在此積年矣。自號黑風大王。」百回本小說中豬八戒的形象是：「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裰，系一條花布手巾。」

圖18 元代磁州窯唐僧取經瓷枕 圖19 《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插圖

沙和尚與豬八戒的人物形象均不見於瓜州東千佛洞和榆林窟取經壁畫中，卻在華蓋寺石窟中繪得栩栩如生。其實，四人一馬的唐僧取經人物組合可能在元代已有，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件描繪唐僧師徒西行場面的元代瓷枕（圖18）。《瓷枕與〈西遊記〉》介紹：「枕成長方形，白地黑花，色澤鮮明，長四十厘米半，寬十七厘米半，前高十一厘米半，後高十五厘米。上面繪唐僧取經故事，四角配菊花圖案，前面畫墨竹，後面畫猛虎，兩端繪飾牡丹圖案，

枕底有陽文楷書『古相張家造』印記。」瓷枕上繪的唐僧取經故事中，走在最前的是猴行者，手握長棒，雙腿邁開，大步向前。豬八戒肩扛釘耙緊隨其後，後面是策馬揚鞭的唐僧，沙僧在隊伍最後，手中無兵器，正在為唐僧撐舉華蓋。華蓋在唐僧取經圖像中出現不多，楊訥《西遊記雜劇》插圖中也可以找到一幅（圖19），此後相繼問世的《西遊記》小說的插圖中卻較少再出現華蓋圖像。瓷枕人物形象生動，特徵明顯，但「畫面上的孫悟空尚未束虎皮裙，豬八戒也不是大腹便便，沙和尚手中沒有兵器，只是為唐僧打傘……」這些同明代小說《西遊記》多有出入，卻也可窺見取經故事裡人物角色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完善的痕迹。

在瓷枕上繪製取經圖說明唐僧取經故事在當時已基本定型並被人們熟識和喜愛，對比華蓋寺取經壁畫，二者有相當明顯的區別：

▲1、壁畫中沒有出現華蓋。瓷枕中沙僧手舉華蓋，《取經歸來圖》中沙僧肩挑經書、手握兵器，《取經圖》中沙僧肩扛兵器。

▲2、人物排列順序。瓷枕中師徒四人的順序為：猴行者、豬八戒、唐僧騎白馬、沙和尚（或從人）。而《取經歸來圖》的順序是孫悟空、沙和尚、白馬馱經、唐僧、豬八戒。《取經圖》的順序是孫悟空、唐僧、沙和尚、白馬、豬八戒。而人物排序不同可能與收徒順序有關，詳見下文敘述。

圖20 山西稷山縣青龍寺大雄寶殿拱眼壁畫唐僧取經圖

山西省稷山縣馬村的青龍寺大雄寶殿內拱眼壁處有一幅唐僧取經圖（圖20），表現馱經東歸場面。拱眼壁畫位於青龍寺大雄寶殿內六幅拱眼壁畫的第三幅，雖面積不大,但獨立成幅，人物、馬匹、經書、風景皆有，三個取經人物為唐僧、僧侶和猴面行者，無豬八戒形象，推測繪製時間較早。該壁畫同榆林窟第三窟西壁南側《普賢變》中玄奘取經圖比較，相似之處有：

▲1、猴行者小腿處均縛有綁腿。

▲2、行者未持兵器，而是負責牽馬。

▲3、白馬馬背上皆繪有蓮花鞍韉，上載經書，經書上方均繪有閃耀的光芒。

▲4、兩幅壁畫均是唐僧走在最前，猴行者跟在後面，表明取經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唐僧而非猴行者。

青龍寺取經壁畫同華蓋寺的《取經歸來圖》的主要差別也正與以上幾點相關：

▲首先，華蓋寺取經歸來圖中人物形象刻畫與青龍寺壁畫有明顯區別，如悟空手持金箍棒，足蹬戰靴。

▲其次，白馬背上沒有繪蓮型鞍韉，而是將經書直接放於馬鞍之上，經書上方也沒有表示光芒的線條。

▲第三，孫行者在畫中處於隊伍之首，扮演著開路先鋒的角色。

▲第四，華蓋寺《取經歸來圖》畫面中人物為四人一馬，青龍寺取經壁畫為三人一馬，且其中一人身份不明。

▲第五，青龍寺取經壁畫中有山石、植被等景物描繪，《取經歸來圖》中則沒有。

四、華蓋寺唐僧取經壁畫的時間推證

甘谷華蓋寺的相關研究不多，對釋迦洞唐僧取經壁畫時間的討論更僅《甘谷華蓋寺石窟》一篇。文章認為「圖中唐僧頭戴瓜皮帽，而這種帽子是清朝才出現的，具有典型的清代風格，也是清朝人的一種便帽。根據這個特點，可以確定釋迦洞的取經圖應是清代所繪。」但瓜皮帽相傳為明太祖所制，作為一種「便帽」雖流行於清代，但並非清代才有。故僅憑瓜皮帽恐難作為壁畫斷代依據，筆者將從以下四方面對壁畫時間進行分析。

1、壁畫人物形象

華蓋寺釋迦洞《取經圖》和《取經歸來圖》上各繪一組取經人物，從相貌特徵和手持武器上能輕鬆地辨識各自身份。唐僧取經故事源自唐初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的真人真事，幾百年來不斷為後人創作而演變為百回本小說。自唐以來記述唐玄奘西行取經的古籍、戲曲包括：《大唐西域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西遊記平話》、元末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尚無豬八戒，《西遊記》雜劇中已是師徒四人西天取經。《朴通事諺解》中對「孫行者」的注釋里寫道：「……唐太宗敕玄奘法師往西天取經，路經此山，見此猴精壓在石縫，去其佛押出之，以為徒弟，賜法名吾空，改號孫行者，與沙和尚及黑豬精朱八戒偕往……」蔡鐵鷹先生提及明萬曆二年（1573）抄寫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中有隊戲《唐僧西天取經》的節目單記，「唐太宗駕，唐十宰相，唐僧領孫悟恐、朱悟能、沙悟凈、白馬，行至師陀國……」加之元代取經瓷枕，包含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與白馬的西天取經的故事可能在元末便以出現併流行，明初已多見於戲劇、平話等作品中，因此，華蓋寺取經壁畫的繪製時間也應不早於元代。

2、洞窟的重修記錄

華蓋寺三眼洞的洞窟不見題記，但旁邊的無量洞卻有若干。其中之一為門上方的序文：「特敘華蓋洞約辟於元朝……」且「遭兵變，居民群避洞中，因村愚之不潔，致回祿之盪盡。」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開始重修被損毀壁畫。無量洞南、北兩壁有功德主名單，周圍用回形紋樣裝飾，名單蓋住兩壁部分壁畫，南壁名單題有「乾隆二十七年伏地施金紳士庶善姓人等敬立」，北壁題有「乾隆二十七年各屬施金客商紳士庶善姓人等全刊」。無量洞兩壁壁畫內容今天看起來依舊清晰，僅有小面積不規則坑狀破損。

相比於無量洞，筆者認為釋迦洞並沒有在乾隆二十七年得到重修，壁畫也未見得在此期間被重繪。首先，釋迦洞內不論是窟頂、牆壁上均不見有類似無量洞內的題記。第二，相比於無量洞內重修後的壁畫，釋迦洞內壁畫明顯破損嚴重，同在三眼洞內的老君洞和千手千眼觀音洞兩壁原本也繪有壁畫，今已無存，僅剩一點殘片。第三，三眼洞牆壁和窟頂處多呈黑色或深褐色，壁畫、牆體局部破損嚴重，也許因兵變時百姓在此躲避和生活所致。第四，無量洞重繪前的壁畫內容不得而知，現繪祖師出家、問道、成道的「連環畫故事」。若釋迦洞曾在乾隆年間被重繪，或許也會參照無量洞壁畫繪製更為形象生動的《西遊記》連環畫故事於壁上，用人們耳熟能詳的西天取經連環畫取代相對簡單的《取經圖》、《取經歸來圖》。因此，筆者認為釋迦洞以及老君洞和千手千眼觀音洞應該未在乾隆年間得到重修，釋迦洞兩壁的取經壁畫恐怕也並非繪於清乾隆年間。

3、取經人物的站位順序

取經圖像中人物的排列順序並非隨意為之，因「中國古代人讀書學藝,同門平輩稱師兄、師弟；先進師門為師兄,後進師門為師弟。佛門自然也不例外。」其徒弟間的順序位次不可混亂。西夏的取經壁畫中，取經故事的主人公只有唐僧與孫悟空二人。唐僧多於前禮拜，孫悟空同白馬在後，表示唐僧為取經過程中的主角，而孫悟空則扮演隨從保護的角色。類似的排列方式還見於山西稷山縣青龍寺大雄寶殿取經壁畫中，那時猴行者也未擔任開路先鋒的重要角色。元代唐僧取經瓷枕中，孫悟空揮舞著棍棒走在了隊伍最前，身後依次排列了豬八戒、唐僧、沙僧三人，其排位順序已同小說中唐僧收徒的順序一致，這也正是楊光熙先生論證《西遊記》雜劇早於取經瓷枕的論據之一。因為《西遊記》雜劇中唐僧收徒的順序為孫悟空第一，沙和尚第二，豬八戒第三。而華蓋寺釋迦洞西北壁取經歸來圖中人物順序也為孫悟空在先、沙僧排列第二、豬八戒列為隊伍最尾，與元末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收徒順序相符。雖然在東南壁取經圖中唐僧與沙和尚的位置有所交換，但並未改變悟空、沙僧、八戒這一排列順序。

由此推測在繪製華蓋寺兩幅取經壁畫時，雖師徒四人形象已基本定型，但百回本《西遊記》小說可能還未成書。壁畫中人物排列的順序所暗示的收徒次序和《西遊記》小說仍有出入，所以壁畫有可能繪於小說寫定之前。另外，《西遊記》小說中的豬八戒遠比「默默無聞」的沙僧搶眼，壁畫若繪於百回本小說成書之後，料想不會將如此重要的角色畫在壁畫的末端。

4、唐僧取經題材壁畫的分類及內容

若將唐僧（玄奘）取經壁畫進行分類，第一類或應為邊角取經壁畫。例如榆林窟和東千佛洞取經圖像，此類取經壁畫多處於大型經變畫的邊角位置，不是畫面主題內容，人物僅有猴行者、玄奘和白馬（紅馬），多做朝拜狀。第二類為獨立取經隊列圖象，如山西稷山縣青龍寺大雄寶殿拱眼取經壁畫。此類取經壁畫獨立成幅，人物呈隊列式前行，以示西行取經或取經歸來，隊列式獨立成幅的取經壁畫可謂唐僧取經壁畫的過渡時期。第三類應為唐僧取經故事連環畫式壁畫，包括甘肅省張掖市大佛寺大佛殿取經故事畫，蘭州市天祝縣東大寺大經堂兩壁取經故事畫等。該類壁畫不僅為獨幅，面積較大，而且以連環畫的形式，描繪具體的故事情節，不滿足於僅僅交待「西天取經」這件事情，而是把取經路上所遇到的諸多神靈、妖魔結合故事內容一併繪於其中，生動形象，如同電影般一幕幕地讓人回想起小說精彩片斷，應歸為唐僧取經壁畫發展的高潮階段。同時，三類壁畫也對應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間段：邊角陪襯類繪製年代較早，約為西夏時期；取經故事連環畫式壁畫大致出現在明末至清代，內容依照百回本小說《西遊記》而繪；取經隊列類壁畫的繪製時間約在上述二者之間。依照上述類別與時期的劃分，華蓋寺兩幅取經壁畫大致可歸為第二階段，即獨立取經隊列類。這類壁畫的時間跨度較大，內容並不統一，會隨故事內容的不斷創作而改變。華蓋寺釋迦洞的兩幅取經壁畫繪製時間應在取經故事內容發展至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之後及在百回本小說《西遊記》寫定之前，根據現有的資料推測乃元末明初至明代中期所繪。

甘肅省甘谷縣華蓋寺釋迦洞內的兩幅取經壁畫，是甘肅省東部現存極為重要的兩處取經壁畫之一，它同平涼縣紅崖寺第四窟兩壁的十二幅取經故事畫共同將河西地區所保存的諸多寺窟取經圖像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條跟隨玄奘法師西行足跡的取經圖像流傳線路。同時，華蓋寺取經壁畫的內容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取經圖》與《取經歸來圖》既不同於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等早期取經壁畫的簡單，又不同於張掖大佛寺、天祝縣東大寺等取經故事連環畫的豐富，比起稷山縣青龍寺取經壁畫的人物卻又更加完善，同人們所熟知的小說人物形象相符合。這些都給予了華蓋寺取經壁畫特殊的地位和價值。

筆者通過對華蓋寺取經壁畫的內容的分析，與現今發現的其它地區取經圖像對比討論，從壁畫人物形象、寺窟重修歷史、畫面人物位置安排與取經壁畫分類及內容四個方面分析壁畫的繪製時間，認為華蓋寺取經壁畫可能繪於四眾西天取經故事內容出現至小說《西遊記》寫定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即14世紀末至16世紀前後。此外，華蓋寺取經壁畫或許還可以為《西遊記》的文本研究提供啟示，甚至可以根據壁畫而大膽地推測，在小說《西遊記》成書之前，也許確有一個類似於《西遊記平話》的故事版本存在，其中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三個徒弟的形象刻畫已幾盡豐滿完備，但仍或多或少地繼承了《西遊記》雜劇的內容，成為百回本《西遊記》小說寫定前的重要過渡階段。

※ 下拉屏幕參與文章留言和建議

原刊《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

投稿請聯繫客服

佛教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