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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五四情結(轉帖)

殷海光的五四情結(轉帖)(2009-04-21 14:47:33)

標籤:殷海光五四情結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銳氣獨立思想文化雜談

殷海光的五四情結

「五四」之子殷海光

1919這一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愛國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外禦敵侮,內懲國賊」,投入這場波瀾壯闊的愛國運動之中,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也進行的如火如荼。當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譯介西方名著,批判傳統糟粕,宣傳民主思想,為古老的中國帶來一股清新強勁的氣息。這一年殷海光出生在湖北省黃岡回龍山鎮,顯然對於五四運動,殷海光沒能躬逢其盛,說白點叫沒趕上趟,這使他終生都抱著「予生也晚」的深深遺憾。      1936年殷海光高中畢業後,在金岳霖教授的支持和援助下,隻身一人去了北京。他這一步沒有走錯,現在他終於來到了北京這個全國文化中心,依然還能感受到五四運動激蕩的脈搏。在這裡,他通過金岳霖的引介,與當時思想界的名流熊十力、張東蓀、汪奠基、沈有鼎等先生接觸,眼界大開,深感快慰。他一面也積極準備打算第二年報考北大哲學系。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很快就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啟蒙的陣營過早地出現分化,或歸宗自由主義或投入蘇聯共產主義陣營,很快蛻化為知識分子的內戰。一方面是啟蒙的隊伍單薄,往往反為國民惰性所左右,當年文化健將一個個相繼復歸於傳統。還有一個是戰亂的原因,阻撓了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可能。1937年日本發動侵略戰爭,7月,日軍攻入北京,大批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也隨之終結。在北京只待了一年的殷海光不得不逃出北京城,經天津、山東輾轉回到湖北,但好景不長,由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因戰火蔓延又南遷至昆明,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殷海光抵達昆明,這一年的秋天,他考入了聯大哲學系。開始了四年詩意般的聯大生活。羅家倫先生曾說過:「浩蕩成江的鮮血,滂沱如雨的炸片,時代掀起的亘古未有的洪淘,能不使我們,站在存亡絕續關口的我們,對於整個的人生問題,有一度新的審察和領悟?」這時的殷海光思想迅速趨於成熟,開始信奉三民主義,不過尚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此時的西南聯大名師雲集,學校存續了五四的文化精神,校園裡充滿了民主、多元、自由的學術氛圍,在這樣環境下,殷海光如魚得水,勤奮好學又喜歡辯論的他很快就成為學校里的學生代表。四年後他順利考上了研究生。在聯大六年的學習生活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時光。      由於與五四愛國運動「同年」,殷海光對五四運動有著一份特殊的親近,五四運動也是他一生的話題。他曾自稱為「五四之子」,在後來評價五四文化運動時,殷海光很客觀地指出新文化運動的不足,比如譯介的西方學說內容過於雜糅;當時的文化人物思想激進,但學養不足等,他也讚賞疑古精神稱之為五四運動的「主峰」。但殷海光對五四運動的肯定更在於知識分子本身。中國近代以來,從士紳階層中誕生的「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秉承著古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化傳統,自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起,就一直以強烈的社會關懷積極投身於社會和文化實踐之中。殷海光尤其看重的正是這種濟世情懷,這使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偉大節日。      1949年,殷海光隨著《中央日報》社全體南遷,來到了台灣。國民黨在退守台島後,重新實行獨裁統治,加速建構威權體制,大搞個人崇拜,號召民眾「無條件地服從領袖。」1949年8月,來到台灣不久,殷海光即離開《中央日報》社進入台灣大學教書,這是他生命中一個重要轉折點,不久,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轉變,通過對英美自由主義著作的譯介,逐步從原先信仰三民主義的立場開始向自由主義的皈依,如其自稱:「一方面,我向反理性、蒙昧主義、褊狹主義、獨斷的教條毫無保留的奮戰,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積極價值」。1951年,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方案,這標誌著國民黨徹底背棄了民權主義的承諾。面對島內肅殺的政治氛圍和文化界噤若寒蟬的現狀,殷海光從對五四這一偉大時代的熱切緬懷開始付諸於實際行動,自覺地承擔起五四未竟的使命。他自稱「五四之子」,提出了「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的號召。所不同的一點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自謂知識精英,啟蒙大眾,批判封建文化傳統,而殷海光除了對專製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外,更是將批判的鋒芒對準了知識分子這一群體自身,對台灣島內知識分子在獨裁統治面前表現出來的怯懦、軟弱進行猛烈的批判。

他指出「知識分子要有人類的關切心為其推動力,如果沒有人類的關切心,就如同沒有情感的機器」。他批評知識分子面對現實時如捧著塊稀豆腐一樣戰戰兢兢,指責他們放棄應負的責任而做了現實存在的俘虜。大聲疾呼「我們要有說真話的自由。」殷海光直言相告國人: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奇異的時代與環境——黑暗極權,號召知識分子要認清這個時代與環境,將「心鏡」揩拂乾淨,破除內心中對政治偶像的崇拜。他斥責台灣教育提倡狹隘的民族精神,養成國民「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矜心理。指出在泛政治主義之下,一切學術思想都變成了政治工具,政治教條成為學術思想之「先天的前題」。駁斥教育部長張其昀「民主的政治的三大真諦:愛民、教民、養民」之說不過是慈惠的君主專制,一旦與現代統治技術結合,就會變成極權暴政!他指出一個嚴格控制的社會,是一個生機窒息萎縮的社會,號召大家「是什麼就說什麼」。告誡知識分子「我們再也沒有退路,再也沒有徘徊瞻顧之餘地了。……今日之勢,不作自由人,就得為奴隸,除了這二者以外,真的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了。」     對於五四運動因時代造成的種種局限,殷海光作了認真的總結,如前所述,他批評五四前賢對西洋學術思想的介紹,沒有經過自覺的選擇,很少能夠體察西洋文化的全貌與脈絡,結果「零星販賣回來,眩人耳目而已。」他批評文化開路先鋒過於操切,一味「快刀斬亂麻」而引來禍亂。但他看重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出來的使命感,「五四人物的思想是淺薄的。但是,他們有銳氣。這種銳氣,是迎接新觀念思想的動力。」並指出這種銳氣正是今日知識分子所需要的。「五四本身的成就是毋庸誇張的。五四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浮動是不足為訓的。然而,在五四運動里,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所表現的銳氣,衝力,尋求新知識的饑渴,追求問題解答的熱忱以及理想的色彩,正是今日知識分子所需要的。」這種銳氣和激情殷海光視之為知識分子的閃光品質,也正是他熱情謳歌並在行動中一以貫之的。他在《致張灝》一文中說,他給自己命名為「五四後期人物」,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還保留著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殷海光評價傅斯年說他是一個有是非心的人,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而這也恰恰是殷海光自己的寫照。李敖稱之為「狂飆型知識分子」,所謂「狂飆」正是這種秉承於五四知識分子的這種銳氣和激情,「形之於身,就是至大至剛之氣;形之於知識方面,就是獨立的思想,……」      六十年代後期,隨著《自由中國》刊物被當局關閉,殷海光受到官方的打壓迫害,生活陷入極度貧困之中,而且此時殷海光已罹患癌症,時日無多,但殷海光並沒有屈服。1969年5月4日,殷海光在家中燃放了一長串爆竹,作為對五四運動五十周年的紀念。他將目前與死神搏鬥的處境象徵著今日知識分子的命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呼喚知識分子做時代的酵母,主動去創造春天:「生命是不斷奮進的過程,一個知識分子更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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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雯婕:

    2009-04-22 19:17:28

    永遠景仰的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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