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足跡
| 【內容提要】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不但產生了重大的新的理論成果，而且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與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實踐正呼喚並孕育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境界。 |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EE241UU1834678[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470(2011)01-0004-08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個前後相接並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成果。伴隨這兩大成果，具有當代中國風格、中國面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也在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著。一、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民主革命的艱苦過程中，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①毛澤東思想包含了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全部理論、戰略、政策和策略，也包括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初期的指導思想等，而其中活的靈魂，是貫穿於它的各個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就是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亦即毛澤東哲學思想。(一)關於中國革命的唯物史觀中國人最初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著述中最早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是梁啟超，他在1904年發表的《中國之社會主義》中說：社會主義「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但他作為改良主義者並不贊成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在「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②俄國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李大釗最早撰文予以謳歌，並發表兩萬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面介紹唯物史觀。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在全國相繼出現，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明確要在中國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此後在各大城市和農村展開的工農運動，掀起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中共黨內曾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在嚴重危機之際，共產黨人意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才可能指引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總結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③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正確選擇革命道路的根本保證；而只有正確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並從實際出發，不是從本本出發，才能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當時盛行一種「二次革命論」的觀點：認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無產階級可以參加這個革命，但無從領導這個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應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且資本主義發展後期才發生。「二次革命論」不僅否定中國共產黨對當時整個革命的領導權，而且要求黨放棄對自己建立的工農武裝的領導權。這種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作依據，並有當時設在蘇聯的共產國際的支持，曾在中國革命中一度佔據統治地位。針對「二次革命論」及其他類似觀點，毛澤東將唯物史觀作為認識中國社會的立腳點和方法論，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他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現實出發，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國革命的條件和特點，深刻指出：從世界範圍和時代特點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也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④；這一革命，是以「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⑤。就是說，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有其先天的軟弱性，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來領導，走一條與西方也與蘇俄不同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之所在，也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所在。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創立，開闢了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新時代。(二)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在領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到建設新中國的實踐中，毛澤東特別重視對用鮮血換來的經驗加以理論化總結和提升，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著作堪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之作。《實踐論》寫於1937年7月，它的副標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就當時的背景來看，《實踐論》主要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曾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的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等主觀主義錯誤而寫的。⑥但實際上，它所提出的問題及其意義，遠遠不止於此。例如，《實踐論》的第一段說：「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⑦就涉及了唯物論的歷史形態問題。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即舊唯物論，普遍具有機械論的性質，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缺陷。毛澤東一語中的地指出：這一缺陷的根源，在於其缺少唯物史觀的基礎，不了解認識的主體——人——的社會性存在及其歷史發展，因此更不了解社會實踐對於認識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認識論，正是與唯物史觀相結合，以對認識主體的社會歷史性把握為基礎，通過對認識與實踐關係、知行關係的全面考察，才充分把握了認識的本質、過程和規律，並用以指導實踐。《實踐論》以實踐觀點為基礎，以認識與實踐關係的運動為線索，系統完整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即「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原理，以十分簡潔、明確、富有中國風格的語言，概括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於人類認識發展的總過程、總規律，並處處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加以分析，重點揭露和批判了黨內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⑧在《矛盾論》中，毛澤東繼承並發展了列寧關於辯證法就是認識論、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從宇宙觀的高度闡述了對立統一的原理及其意義。他結合實踐重點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深入闡明了把握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對於正確指導革命實踐的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辯證法精髓的思想。毛澤東認為：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就是共性與個性關係；矛盾的共性是絕對的，個性是相對的；共性寓於個性之中，絕對寓於相對之中。「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⑨這一思想為尋求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提供了哲學依據，也為在一切場合下如何把握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論原則。「兩論」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兩論」共同地突出了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實踐本性，強調並顯示了它們在實踐基礎上的統一。這一點，在當時條件下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有了新的面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哲學的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上，它們充分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使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特有方式和風格。(三)人民主體論的價值觀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要解決的，不僅有艱巨、殘酷的對敵鬥爭問題，更有細緻、全面的自我發展問題；不僅要科學地說明革命和戰爭的客觀規律，而且要在黨的建設、軍隊建設以及根據地的政權、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確立起一套表達黨和人民的共同信仰和意志以及明辨是非、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價值觀念。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為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念作出了創造性貢獻。雖然毛澤東並不曾對哲學上的價值和價值觀問題直接作過闡述，但在毛澤東思想的整個理論和實踐中，卻鮮明地表達了人民主體論的價值觀念。其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的闡述。所謂「宗旨」，就是最高的、統率一切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原則。「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涵義是：「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並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⑩這裡完整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民主體論價值觀念。毛澤東價值觀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是他提出了「真理與人民利益一致」這個具有深刻理論內涵和實踐指導性的哲學命題，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條必然結論、一項基本原則：真理與價值之間，必須而且能夠在人類解放的革命實踐中，達到彼此之間的高度統一。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二、新中國建設的哲學探索從中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開始，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理論問題隨著實踐陸續湧現出來。在以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的問題上，中國再次經歷了複雜曲折的探索過程。(一)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到1956年，我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同年9月，黨的八大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還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等。八大對社會發展階段及其任務的判斷，反映了以現實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的實際利益為標準的思想路線。但是在如何清醒地認識形勢問題上，領導層卻出現了分歧。黨內一種「左」的教條主義認為，按照經典作家早已作出的論證，公有制比私有制優越，計劃經濟體制具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優勢，人們的積極性和勞動效率必然更高，因此應該立即全面地實現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以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精神，力促中國在所有制改造上更徹底些、速度更快些，中國開始偏離了正常的發展道路。正如鄧小平後來說：「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1)實踐證明，對現實的國情及其所處歷史階段作出正確的判斷，是制定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的前提和基礎。而對於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來說，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在充分調查研究、掌握了全部真實情況的基礎上，結合國際形勢進行科學的綜合分析，堅持以唯物史觀的生產力標準為根據，並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來進行評價，才能得出準確合理的判斷，據以制定正確的戰略和方針政策。然而恰恰是在這裡，毛澤東開始背離了他自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把一種美好的意願當作了出發點，過分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不僅使之理論化，而且憑藉個人威望使之成為黨和國家的政策措施。這種帶有唯意志論性質的錯誤，其直接和間接影響都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使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二)兩類矛盾與階級鬥爭依據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思想傳統，對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首先要與階級鬥爭的形勢聯繫起來。關於怎樣看待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矛盾，毛澤東曾作過深入的思考和論述。他在1957年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2)的報告，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在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要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其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大量的和主要的工作，因此它理應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然而，毛澤東卻未能將這一主題貫徹下去，而是用階級鬥爭取代了兩類矛盾。就在報告後不久，經濟領域裡的「左」傾冒進舉措、政治和文化領域裡的鬥爭和批判運動此起彼伏、接連不斷，直到爆發「文化大革命」。而這些，則是以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從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矛盾，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轉變是否有某種理論上的原因？從哲學上總結經驗教訓，至少應該重視以下三個問題：一個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毛澤東一向高度重視階級和階級鬥爭，並且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標誌。但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寫給約·魏德邁信中的三點看法，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完整觀點。馬克思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之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3)總體上可以看出，馬克思把階級和階級鬥爭同生產力的狀況聯繫起來，意味著不僅階級的存在，而且階級鬥爭的發展和階級的最終消滅，都從根本上依賴於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以最終消滅階級和階級鬥爭為理想和目標的，並不是單純依賴階級鬥爭的特別愛好者和追求者。但後來卻產生了一種偏向，就是盲目地追逐和迷信階級鬥爭，不加限制地主張「用階級觀點分析一切」，認為「階級鬥爭要斗一千年一萬年」，因此脫離實際地提倡「以階級鬥爭為綱」，甚至人為地製造對立面等等。這種偏激的「階級鬥爭情結」有一個認識上的原因，就是許多人往往孤立地強調階級鬥爭的當下意義，而忽視了它的歷史性質，或者只是就階級鬥爭談階級鬥爭，卻很少將階級鬥爭的狀況與發展生產力的意義聯繫起來。這一偏向在毛澤東的論述中也有表現，就是脫離了生產力，將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條件與現實的階級狀況彼此割裂開來，把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孤立化並有所誇大，表現出某種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決定論的傾向。從理論上不能不說，這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個起點。另一個是如何貫徹人民主體論原則的問題。對於社會主義這個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的國家社會體系中，如何理解和依靠人民群眾是一個首要的原則問題。毛澤東在劃分「人民」和「敵人」時，未能把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矛盾看做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本環節，而是採用了一種單純政治化的標準，以人們(包括各個階級)的現實立場和主觀態度(是否擁護社會主義)為標準，而不是以他們同生產力發展之間的客觀聯繫為根據。這個標準實際上包含了一種主觀化的、隨意性更大的階級鬥爭意向。這樣就必然使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要求，在邏輯上缺少必要的、客觀穩定的前提，在實踐中缺少充分的主體性保障。起點上的偏差，導致了忽視對「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本質加以制度化落實和建設的必要。毛澤東在區分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時，沒有注意區分社會主義民主作為國家政治原則與作為具體組織形式之間的界限。他認為，在敵我問題上，民主只是與專政相對而言；在人民內部，民主只是相對於集中而言。從而把民主僅僅限定在具體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手段範圍以內。這裡顯然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作為人民民主國家的基本性質，社會主義民主並不只是一個手段，更具有目的的性質和意義。將民主單純手段化，顯然不利於從根本上理解建設民主和法治的意義。「文革」中，毛澤東發動群眾以「大民主」的手段來進行「繼續革命」，其決策的出發點及其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正是這一理論誤區所帶來的後果之一。(三)從辯證法走向「鬥爭哲學」的教訓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高度重視對辯證法的探索和應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考察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篇代表之作。在這篇文章中，他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堅持唯物辯證法與正確進行革命實踐之間的聯繫。但在對辯證法的理解上，則出現了一種簡單化的苗頭。毛澤東進一步發揮列寧的觀點，認為辯證法的規律其實只有一個，即對立統一規律，其他都應看做是這一核心規律展開的範疇。例如「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鬥爭的結果」，如此類推，可以重新闡述辯證法的體系，而「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並列的方法不妥」(14)，應予改變。這一哲學創新對於重新理解並以更加簡明的方式闡述唯物辯證法的精神實質，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在當時曾經掀起了學習和討論的高潮。但這個觀點畢竟是在舊的哲學框架下針對黑格爾的體系提出來的，不僅仍帶有思辨的色彩，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實踐和具體思考中還帶有了一定的政治偏向。在日益升溫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繼續革命」氛圍中，對立統一規律的涵義被加以不恰當的解釋和發揮，主要出現了兩大偏差：一是將對立統一規律簡單化成「一分為二」；二是將矛盾的鬥爭性加以絕對化，使它變成了僅僅為當時階級鬥爭服務的理論，從而走向了反面。將對立統一規律簡單化成「一分為二」的偏差，主要在於將本來屬於關係範疇的「矛盾」當作了一個實體範疇。把事物與矛盾混為一談，以為分析矛盾就意味著一定要把任何事物都分成「兩半」，並指認出其中的正面與反面、正確與錯誤等；分析的目的，只在於強調「分」和「對立」，並不在於按照對立統一規律的本意，把握對立面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完整關係。當時把這種思維方式當成了一個公式到處套用，事實上就是把「兩大階級對立」的模式普遍化、絕對化了。在這種模式下，「分」被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合」則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論」。當時曾有楊獻珍等哲學家嘗試用「合二而一」來說明矛盾統一性的特點，作為「一分為二」的補充，立即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及政治貶謫。可見，把「一分為二」當作辯證法公式加以普遍化套用的結果，不僅造成了對辯證法的歪曲，而且助長了思想封閉、頭腦僵化、作風粗暴的不良風氣。將矛盾的鬥爭性加以絕對化的偏差，主要在於將矛盾的鬥爭性與同一性割裂開來，孤立地看待鬥爭的絕對性，把它說成是矛盾運動的唯一形態。這種觀點發展成為文革中的「鬥爭哲學」是必然的。在「鬥爭哲學」中，不僅否認鬥爭是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將「革命的鬥爭」看做是可以任意剝奪人的平等權利的單方面「批鬥」，而且無視鬥爭的合理目的性、條件性和限度，鼓吹「斗就好」、「斗就是一切」；鬥爭的結果即所謂辯證綜合，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只有你死我活，沒有其他出路等等。這種「鬥爭哲學」與辯證法的精神相去甚遠。它表明，要正確理解和運用矛盾學說，必須以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解放為目的，把握鬥爭性與同一性的內在聯繫。正如肖前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指出的：無論怎樣，所謂解決矛盾，其結果都表現為通過鬥爭而達到矛盾的某種統一、和諧的狀態。「不以一定的具體的統一與和諧為目標的鬥爭，是盲目的鬥爭；最終不能達到預期的統一與和諧的鬥爭，是失敗的鬥爭；違背客觀規律(企圖阻止舊統一的瓦解和新統一的產生，或企圖建立沒有客觀根據的統一)的鬥爭，是錯誤的鬥爭。」(15)總之，在辯證法的名義下事實上存在著馬克思曾經指出的「兩種形態」，即「辯證法的神秘形式」與「合理形態」(16)的差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進程中，如何充分理解和體現馬克思主張的「合理形態的辯證法」，不僅成為衡量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水平的一個尺度，而且是決定實踐成敗的關鍵。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精神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一個具有當代高度的、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和哲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已在逐步形成之中。(一)回歸實事求是路線「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標準。」(17)這原本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基本的原理和常識。但是在「左」的教條主義泛濫和民主制度遭受踐踏的情況下，連基本常識也會成為思想禁區。發生於1978年夏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揭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對於恢復馬克思主義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以解放思想為重點、以實事求是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啟蒙，使全黨全社會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釋放出曾被束縛的巨大精神能量，煥發出了空前的創造熱情和活力，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全新局面。探索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中國化的形態，從來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實踐發展的要求。早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理論家，就曾探索有中國自己特色和風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對蘇聯教科書的哲學模式作過一定的反思和批評、糾正和補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解放思想不僅帶來了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回歸，也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的繁榮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保持了它與祖國人民共命運的歷史傳統，密切關注當代世界和中國實踐的發展，不僅深化了真理標準討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的內涵，而且針對現實提出並討論了許多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新問題。(二)價值與真理統一的社會主義觀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上，與蘇聯和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主義模式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突破主要有以下幾點：1.通過提出和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解決了現實社會主義形態的歷史定位問題。從哲學上看，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使全部思想和決策立足於一個科學的可靠的基點上，並不只是一個了解和尊重「外部」現實的問題，更是一個主體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作為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主人，如果不了解、不重視自己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起點上，有什麼樣的條件、能力和切實需要等等，就不會真正懂得應該和能夠做什麼，那麼所提出的目標和任務、路線和方針也必然發生實質性的偏差和失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認了我國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意味著明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從而也就意味著確定了發展戰略的基礎和出發點。回到「初級階段」，這一看似「後退」的定位，卻代表著一種思想方法的提升。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正是這一腳踏實地的理論回歸，能夠煥發起全社會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2.重新闡述社會主義的本質，在價值與真理統一的新高度上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定向問題。社會主義原本來自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美好前途的價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落空，不是因為它的目標不夠美好和高尚，而是因為脫離了現實。恩格斯說，空想社會主義本身產生於資本主義時代，但在它看來，現實社會「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而不是同時也孕育著消除弊病的要求和條件。因此他們揭露問題時面對現實，解決問題卻不注意從現實出發。其社會主義方案只是從理論原則出發的產物，並沒有現實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它「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18)。馬恩的科學社會主義則超出主觀的價值構想，「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19)，科學地解決了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據和必然性問題，使它從一種單純的價值觀上升為具有科學真理性的學說，成為價值和真理統一的、完整的、科學的歷史觀。但一百多年來的經驗也表明，馬恩在理論上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卻未必得到正確的把握。已往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等傾向的共同點，都是把社會主義的科學真理性、歷史必然性同以人民為主體、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割裂和對立起來。其中「左」的教條主義無視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性和條件性，蔑視群眾的現實利益和價值取向，把社會主義當成了僅僅靠政治權力強加於現實、強加於群眾的東西，從而使其失去了應有的基礎和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總結了這個重大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重新恢復並深化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義，其核心是重建了真理與價值統一的社會主義觀。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把價值標準引入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判斷標準之中。鄧小平在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和「三個有利於」標準等重要論述中，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優越性能否體現出來，並不是心想事成、徑情直遂的，而是總有個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沒有現實的社會主義。而這一切都取決於實踐，取決於在實踐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否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堅持「三有利」的標準，是否能夠使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達到讓「人民滿意」的效果等等。這就牢牢地把握住了社會主義的兩個客觀必然性基礎——一個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作用和趨勢，一個是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價值選擇，從而在動態實踐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確立了價值與真理高度統一的、自覺的科學社會主義觀。3.按照人類歷史規律和社會主義生長規律，論述了「什麼是」和「怎樣建」的統一，從根本上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定位問題。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中有一種不自覺的觀念，就是習慣把「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分隔開來，當作兩個問題；並且認為，什麼是或不是「社會主義」，猶如擺在面前的一紙工程「藍圖」，已經十分清楚確定了；只是在「如何建」即「按圖施工」的過程中，才可能出現問題。這種機械施工式的思維導致把社會主義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只知道生搬硬套馬恩關於未來社會描述中的、有些甚至是被斷章取義的、歪曲了的詞句，卻拒絕理解和貫徹馬恩作出這些描述時所依據的歷史條件與所採用的方法。鄧小平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提出和回答方式，是把「什麼是」和「如何建」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要求從理論與實踐、目標與過程的統一上來思考。這一求真務實的思想，具有極其深刻的理論意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向把社會進步當作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在它看來，社會是一個最複雜的生命有機體，社會進步也遵循生命成長的規律；這些規律的表現，是在人的活動和選擇中具體地生成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按照這樣方式去理解，共產主義從來就被看做是人類社會機體生命發展的一種形態、一定階段；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只能存在於本質上的「自然歷史過程」之中，而不在於客觀歷史之外的主觀意志；社會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而主要「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0)。按照這種歷史的、實踐的思維方式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就要自覺尊重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過程性，就要更注重從現實的基礎和條件出發，在實踐中發揮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不是用一成不變的觀念去剪裁現實。只有在卓有成效地改造現實的實踐中，才能創造出富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三)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崛起，在更加廣闊的領域逐步展開，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積累了極其豐碩的思想理論和精神文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檢驗和發展。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代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21世紀初的最新成果。發展觀，是關於社會發展方式的根本觀念，即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的回答。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發展觀不僅包括了關於社會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基本理念，更突出了關於社會發展目標、導向、方法和規範的理念。發展觀全面地反映出對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關係的理解和把握。因此，發展觀就是體現在國家社會體制和政策中的歷史觀、世界觀。發展觀的變革，是20世紀以來的一個世界性議題。在更加複雜多變、風雲激蕩的國際環境和因改革深化而矛盾和壓力日漸突出的國內環境中，中國社會發展方式的選擇，不僅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也關係著未來世界發展方式的格局。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不斷成熟和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種建設的理論，也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哲學。它的一個要點，是對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發展」意義的充分認識。它最初是同糾正「左」的錯誤、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聯繫在一起的。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發展」從來是應有的第一要義。而在現實條件下，我國究竟要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對這個問題的科學認識，也在實踐中經歷了一個從自發走向自覺、從膚淺走向深刻、從片面走向全面的探索過程。科學發展觀有其深厚的理論和實踐根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圍繞「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其中特別是對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公平與效率等重大問題的重新認識和經驗積累，無不從基本立場和思想方法上，直接間接地影響著發展觀的形成和改變；而圍繞「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包括執政黨要自覺地把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社會文化前進的方向、廣大人民的利益(「三個代表」)作為自己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包括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的把握，包括保持黨員隊伍的先進性、提高黨執政能力的建設，還包括改進黨的作風、反腐倡廉、加強黨與人民群眾聯繫的各種努力等等，無不與國家政府管理體制和政策的深化改革一道，為建立科學發展的主體條件做了必要的準備。正是在這些成果和總結髮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才形成了這種新型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發展，意味著要堅定地貫徹「為人民服務」這個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宗旨，充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意味著要在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自覺促進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構建起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特徵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意義，不僅在於指出了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要採取統籌兼顧的方法，達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而體現這種發展模式的先進性；更在於：它是一種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從而體現了唯物史觀與人民主體價值觀在當今時代的統一。大時代呼喚大手筆。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環境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處在一個需要、並且有利於產生新思想、大智慧的時代。中華民族的新的崛起，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新的巨大機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能夠回應歷史和實踐的呼喚，致力於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開拓創新，就能夠把握機遇，做出新的成績，達到新的境界。注釋：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R].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27通過.②黃楠森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6)：22.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2)(14)(17)毛澤東著作選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8，354，285，120，120，134，160，592，756-758，847，122.(11)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69.(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47.(15)肖前.肖前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17.(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2.(18)(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24,358.(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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