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哪些環境效應？

在我國環境狀況惡化的影響因素中,外資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外部力量。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對我國的外資政策提出了某種警示：一方面,應制定以保護環境為主的外資進入產業目錄,嚴格限制污染性行業的外資進入,加大對「清潔」外資的引進力度;另一方面,肯定外資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也必須意識到,經濟增長並非改善環境質量的唯一辦法,政府的引導、環境監管措施的貫徹以及公眾的環保意識等,都是提高環境質量的有效途徑。

漫畫王林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9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額達到9454億美元,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人們對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稅收和就業等方面的貢獻作出了高度評價,然而,外資對我國環境狀況的影響卻較少引起關注。實際上,環境保護和國際資本流動之間的關係早在1972年聯合國發展與環境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後就已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家間環境保護標準之間的關係,最流行也最具有爭議的觀點是「污染避難所」假說。該假說的理論依據是包含環境因素的要素稟賦理論。該理論認為,由於環境保護程度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環境要素稟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布狀況是不同的,環境保護程度低的發展中國家,環境要素較為充裕;環境保護程度高的發達國家,環境要素較為稀缺。發展中國家將充分利用本國較為充裕的環境要素髮展污染密集型產業,而環境保護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由於環境要素稀缺必然把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由此,發展中國家將成為世界的「污染避難所」。該假說認為污染性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轉移完全符合經濟學的效率原則。但它沒有考慮到污染導致的負外部性可能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還有一種假說是環境庫茲涅茨假說。20世紀90年代,在對構建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及利弊得失的探討中,格魯斯曼和克魯格考察了環境質量和實際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實際收入水平的上升,環境質量首先出現惡化狀況;但當收入水平持續上升到一定階段,空氣質量就會開始改善。人們將環境與收入水平之間呈現出來的倒U形的變動軌跡界定為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或環境庫茲涅茨假說。該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於貧困和收入水平低下,為滿足溫飽的基本需要,人們更加關注收入增長、產出增加和就業機會的改善,這必然會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污染排放物的增加,從而帶來生態環境的惡化;但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環境質量最終會趨於好轉。因為環境質量屬於高檔消費品,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們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會大幅度增加。而且,人們不僅有意願,也有財力增加對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投入,這時環境狀況就會出現顯著改善。環境質量和收入水平之間這種倒U型的庫茲涅茨曲線是對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先污染後治理」模式的一種經驗概括,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政策選擇提供了某種依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環境影響如何?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以及國內投資環境的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一直保持著快速增長勢頭。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引資國,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引資國之一。作為世界上最大且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究竟是惡化還是改善了我國的環境狀況?或者二者之間沒有相關性?許多經濟學家從多角度進行了研究。但由於大量的實證研究採用的方法和數據採集口徑的多樣性,我們無法得到一個統一而權威的研究結果。然而,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和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所提供的理論分析思路,結合我國外資和環境質量狀況的觀察,仍然可以得到關於二者之間關係的一些初步判斷,這些判斷對於認識我國引進外資的效應評價和環境污染治理機制的調整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不可否認,無論從人均GDP的數量還是產業結構的比重分布來看,我國目前都處在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尤其從產業結構來看,無論與中低收入國家還是與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的工業產值比重明顯偏高。2008年,我國工業佔GDP的比重為42.9%,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46.1%。工業所具有的能源消耗大、污染強度高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和環境污染持續增長並存的階段,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階段。在這一階段,外資的進入不僅給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注入了強大活力,也加重了環境質量惡化的趨勢。外資在我國環境惡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加以分析。從總量上看,外資的大規模流入直接導致了更多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1990年以來,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持續提高。1990年大約為2.28%,2008年達到29.74%。經濟產出總量增加的過程,必然是自然資源消耗增加的過程,也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過程。考察我國外資流入和工業「三廢」排放水平的變化可以發現,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和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繫。其中尤其是工業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之間的聯動效應更加明顯。2000年以後,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出現大規模增長,伴隨而來的是我國工業二氧化硫和固體廢棄物排放水平的大幅度攀升。這一觀察與大量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吻合的。從外資流入的行業結構來看,污染排放水平較高的製造業是外資流入的首選行業。2000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在製造業中的比重均超過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比重高達70%以上。2008年製造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11568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98.9億美元,佔全國製造業比重分別達到42%和54%。進一步觀察外資在製造業的投資分布可以發現,近十年來,三資企業在主要污染密集型行業中的資產占該行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均大幅增加。2008年,外資投資的主要污染密集型行業,如造紙業、化學纖維製造業和橡膠製品業等,其資產份額占該行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分別高達45.69%、35.09%和45.5%。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國環境狀況惡化的影響因素中,外資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外部力量。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對我國的外資政策提出了某種警示。一方面,應制定以保護環境為主的外資進入產業目錄,嚴格限制污染性行業的外資進入,加大對「清潔」外資的引進力度;另一方面,肯定外資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也必須意識到,經濟增長並非改善環境質量的唯一辦法,政府的引導、環境監管措施的貫徹以及公眾的環保意識等,都是提高環境質量的有效途徑。(作者：陳軍亞　華中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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