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精神的演變-丁東

中國大學精神的演變

——在一所大學的演講

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談談大學精神的演變。

中國產生現代大學已經100多年了。清末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現了第一批新式學堂，新政中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制，中國興辦了更多的大學。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學精神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也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

這一個世紀，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國，到1949年為止，後一部分是共和國，從50年代到現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北洋時期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草創期，大學精神的形成期，大學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起點很高。當時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把中國大學帶到高起點上第一個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不到三年，但一直影響到今天。他主張的兼容並包，網羅百家，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到現在還是我們的願景。他對大學的定位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今天也不過時。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但網羅了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網羅了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高人。梁漱溟沒有大學學歷，只有中學學歷，但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顯示了學術水平，蔡校長就請北大教印度哲學。

蔡先生為什麼能夠站得高，成為開中國大學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有四個條件，第一，他是清末進士，是深通傳統文化的學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勛，光復會創始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第三，他是先當教育總長，後當北大校長。第四，他留學德國法國。留學德國很重要。當時世界高等教育最先進的不是美國，而是德國。19世紀，德國不但產生洪堡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同時也出現威廉三世這樣的君主，他提出了這樣的理念：「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帝政時代的德給大學充分的財政經費，保證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絕不干預大學的自我管理和學術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大學水平是最高的，諾貝爾獲獎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後，迫害猶太人，猶太知識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個國家，美國的民間社會很發達，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國給他們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天地，使他們有機會成為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電子計算機之父，把美國的大學推上了世界領先水平，從而保持國家的領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說，德國模式是國興科教，美國模式是科教興國。

北洋時期是武夫當國，領導人像走馬燈一樣，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穩定，民生無保障。但主政者對教育、對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預。蔡元培怎麼辦學，不需要請示誰。

1926年北京發生的三一八慘案，本來是國共兩黨發動的政治抗議活動，但政府衛隊打死了請願的學生，段祺瑞還是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從此終生食素，表示懺悔。

1928年以後，進入國民黨統治時代。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強勢，他主張以黨治國，國民黨政府主張黨化教育。但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對大學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學開設黨義課，講三民主義，大學並不認真對待。當時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大學的校長、教授在政府面前，沒有失去尊嚴，放棄獨立。蔣介石派羅家倫當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留學歸來，比較強勢，要在學校實行軍訓，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是教育家，他對大學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他尊重教授。清華大學他主政時間最長，成就最高。

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曾代表西南聯大校方致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一封信，很能說明當時大學和政府的關係：

敬悉部中對於大學應設課程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於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準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周智於萬物，人非至聖，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國公私立大學之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後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某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馮友蘭的信寫得比較委婉，但獨立精神還是躍然紙上。

從1928年到1949年，雖然中國經常處於戰爭狀態，大學的教學環境經常受到衝擊，甚至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教授的待遇也沒有保障，像聞一多這樣的名教授，為了養家糊口，還要刻圖章掙錢。但這一時期大學的精神是獨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學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出現了一代真正的學術宗師，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人文科學，奠基人差不多都產生於民國時代。民國時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國立大學，還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南開校長張伯苓，燕京校長司徒雷登，都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民國時代的大學精神至今令人嚮往。

二

後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學蘇聯，後一半毛澤東自行實驗。

建國初期，就開始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模式，把所有的大學打亂重組。蘇聯模式的特點是專業教育，目的是迅速培養國家需要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發展。原來那些綜合大學被拆散，變成文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財經學院等各種專門學院，專門學校。清華大學的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本來都是拔尖的，被併到其他院校，清華成了單一的工科大學。蔣南翔的指導思想是又紅又專，也有人歸納為聽話出活。最近，楊繼繩在資中筠自選集發布會上說，我和資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華大學，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學院。因為資中筠在院系調整時畢業了，而楊繼繩1960年代才入學。讀了五年清華，沒聽說過陳寅恪，清華傳統都被割斷了。

院系調整使民國時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學大傷元氣。至今不能恢復。國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的格局，也變成公立學校的一統天下。

思想改造運動，從最有名望的高級知識分子，到一般的教師學生，都要從頭學習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放棄原來的世界觀、方法論。毛澤東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領袖和思想文化領袖於一身，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專政。中國的現代社會人文科學，不論文、史、哲、經、政，都用毛澤東的觀點統帥一切。有些學科，如社會學，乾脆取消。經過批判胡適、批判胡風，特別是反右運動，一批有獨立見解的教師、學生被打入另冊，成為賤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獨立的思想。治學的天地越來越窄。御用文人成為學者的成功之道。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學歷是中等師範，到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受過氣。他對以往大學傳統有一種反抗情緒。他讀書很多，但瞧不起書本知識。在戰爭年代，許多科班出身的軍人，被他打敗了。他說，讀書越多越愚蠢。

中蘇分裂以後，中國大學不再學蘇聯，成了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實驗田。文革中，實驗進一步升級，毛澤東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大學在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71、71年恢復招生。招收工農兵學員，當時的口號是上管改，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大學的領導層還有工宣隊、軍宣隊。學工、學農、學軍在課程中占很大比重。階級鬥爭是大學的主課，參加政治運動壓倒一切。

開始，招生時還想搞一點文化考試。張鐵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試也衝掉了。大學招生全靠推薦。最初還選拔了一些工農兵當中的先進模範人物，很快成為拉關係走後門的重災區。

當然，毛澤東時代沒有市場機制，沒有金錢對學術研究的腐蝕。所以人們的思想比較單純，不敢在學術研究上弄虛作假，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島素，發現青蒿素，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當時，所有的大中專學畢業生都由國家包分配，畢業都是國家幹部。學生也沒有那麼多後顧之憂，學習態度比較認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誠的，青年師生對於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誠的。

有一些校長保持傳統的風骨和操守，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馬寅初，他是北大校長，民國時期的經濟學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論，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來勸他檢討過關。他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長吳玉章，教師謝韜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他把謝韜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後來不得已，謝韜才被關進監獄。當時周恩來對吳玉章很尊重。吳玉章和黨委書記胡錫奎合不來，周恩來原來相中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接替習仲勛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周就把郭影秋調到人大任黨委書記接替胡錫奎。

毛澤東去世以後，他的教育思想實驗難以為繼。這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從70年代末，中國高等教育開始撥亂反正，到80年代，中國大學精神出現了一次中興。

中興始於恢復高考。當時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鄧小平官復原職，８月初就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鍵。目前這種招生辦法，使大學生的質量得不到保證，原因有兩方面：一是中小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還是招生制度。現行招生制度有四大嚴重弊病：一，埋沒人才。二，工農子弟很難上大學。貧下中農說：『解放前上學靠錢，十七年上學靠分，十一年上學靠權。』三，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上大學，不需文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現行招生制度必須大改，必須真正保證擇優錄取，打破現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選人才。當前正是關鍵時刻。聽說太原招生會，目前尚有可為，迫在眉睫。我呼籲，今年招生開始就要當機立斷，下更大的決心，否則又是一二十萬人的質量問題。新生質量無保證，77年教學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空話。今年至少要採取一些過渡措施，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報考招生制度，應當體現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額不要下到基層單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級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可以看出學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三，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只要我們採取果斷措施，大學新生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顯著效果。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原來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達到高中畢業，名額分配到縣。自由報考問題，我贊成南翔同志的意見，但馬上要做，還要具體化。」鄧小平說：「領導批准應改為全國統一的招生，委員會定，該委員會由教師組成。」科學院李昌說：「招生問題，只要下大決心，今年是來得及的。」沈克琦說：「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見，如今年不解決，81年學生的質量無法保證。」鄧小平說：「改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量。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允許報三個志願，到校後再分專業。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針可以改一改嘛！」溫元凱說：「十六字可否改為『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說：「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但你的第二句話有點問題，比如他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脾氣怪些，領導不同意怎麼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有５７０萬人報考，只錄取了２７萬，２９人取１。中央音樂學院教師李春光、楊峻、儲望華、崔靜媛、潘一飛、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額太少，聯名上書鄧小平。鄧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華主席，先念，登奎，烏蘭夫同志閱後交文化部黨組處理。」使中央音樂學院成倍擴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萬人報考，原計劃招生２９.３萬人，實際招收４０.２萬人。擴招的動力不是來自教育部，而是來自社會和地方。特別是當時擔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從上海市委書記調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的。上任後，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數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額太少，這些人進不了大學。林乎加就專門召開了一次教育口會議，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領導也請來，討論有沒有可能擴大招生，把考試合格的學生都錄取下來。與會者說，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納不下。林乎加問，有沒有教師？他們說，有教師。林乎加說，可以招走讀生嘛！這樣就沒有宿舍問題了。這個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態度都很積極，提了很多建議，最後決定把一些中學拿出來做校舍，辦公經費和教師的工資，以及必要的試驗設備，由市財政負擔。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屬於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請示。教育部當時的領導不太贊成這個做法，怕不能保證教學質量。林乎加認為，這些學生是經過考試超過及格線的，與文革中推薦工農兵學員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鄧小平和彭沖訪問朝鮮歸來，曾在天津住了兩天，對天津各項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說明大學閑置教員很多，不能人盡其才。市裡有能力辦一些分校，讓更多的青年上大學，但教育部不太贊成。鄧小平很快批示：這是好事情，國家財政又不拿錢，可以讓他們試試嘛！得到批示後，天津就放手幹起來了。依託已有的大學，天津自籌資金辦了10所分校，擴招了8000名學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調到北京任市委第一書記。當時，1978級新生已經入學。和天津相比，北京達到及格線而未能錄取的考生更多，社會反映更強烈。於是，林乎加先在市委會議上介紹了天津辦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贊成。接著，以北京市委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所有大學校長參加的會議。林乎加說，有那麼多考試合格的青年不能進學校讀書，這對他們不公平。可能他們一生再也不會有機會上大學了。希望在座的校長能夠支持市委辦分校的決定。這個決定當即得到了所有大學校長的支持。會後都表示，要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儘早把分校辦起來。北京市委與各高校協商的結果是，由各校派教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到分校主管教學，利用本校的教學設備來解決學生的實驗和實習問題。辦學經費和校舍由北京市解決。市政府決定，每個城區至少騰出兩所中學給大學辦分校，有條件的局、辦和大企業也要盡量提供校舍。教學經費需要好幾千萬，北京市壓縮了行政費用，還擠佔了基本建設經費。當時基本建設方面的負責人曾表示為難，最後還是服從了市委的決定。

從1978年的11月開始醞釀，到1979年2月開學，短短的三個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門試卷的滿分是５００分，凡是達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錄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進了大學課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擴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過百分之百。但歷史已經證明，這次擴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畢業生與本校畢業生相比並不遜色，大多數都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業骨幹，還湧現一批傑出的人才。關鍵是主張擴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沒有逐利動機，還要壓縮行政開支。學生當時上學不收費，80%學生還能享受助學金。可惜，教育部對此並不欣賞。他們傾向於限制考生年齡，讓高校以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有社會經驗的大齡考生則分流到廣播電視大學等成人教育機構。這樣做雖然減輕了高考的競爭壓力，但不利於營建學生之間互相學習的氛圍，使校園生態走向單調。

否定了文革，中國大學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種是和世界接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回到民國。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國際接軌，最突出的是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深圳大學校長羅徵啟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個時候校長的自主權比較大，比如劉道玉在武漢大學實行學分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導師制、學術假制、自由轉學制、取消政治輔導員，沒有請示任何領導部門，只有插班生制經過國家計委批准。現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學想嘗試走新路，第一屆直接從高中二年級招生，差點在招生環節就被卡死。現在教育行政部門是自己不作為，但絕不讓別人作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學校長的還有一些，如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還有一批具有民國時代遺風的老教授，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佳話。比如南京大學陳白塵，李龍雲考上他的研究生，單位不同意，不讓他帶工資，陳白塵說，你的工資我來發。用自己的工資給李龍雲發生活費。蘭州大學趙儷生招研究生。秦暉成績很好，體檢不合格，視力不行。趙儷生說，不讓招秦暉，我就不招生了。秦暉眼睛不好，陳寅恪眼睛也不好，誰敢說他將來不是陳寅恪？

當時的學生，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關注現實，勇於批判，學校的社團特別活躍。學生關心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一批學生還沒有畢業，就發表了一流的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的學術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軌。老的學科出現了新的觀點，被取消的學科迅速恢復，湧現了新的學派。應當說，這是一個中國大學精神中興的時代。大學站在了社會進步的前沿。

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到現在，中國大學精神再度進入誤區。有人說是大學失魂，有人說是中國大學之殤，總而言之，是出了問題。

表現之一，是以官治學，行政擴張，權力本位。在大學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越來越強勢。從人事任免權、經費分配權、招生權、學位授予權，學術經費的分配權，學術榮譽和獎勵支配權，學術職稱的評審權，無不由行政部門牢牢掌握。校長的任命越來越不透明，不徵求民意，教授沒有發言權，完全是上級幕後勾兌。有人曾經認為，現在中國辦不出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教育經費不足。我認為這個看法有問題。經費也是雙刃劍。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經擔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窮。高層說，讓大家放心，會以項目的形式給錢。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官方這條思路的作用。現在過去將近二十年了，這條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權力對學術的既保持了強力控制，同時形成了市場條件下的新特點。毛澤東時代是以殺威棒馴服知識分子，現在在不放棄殺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羅卜為主。不是由權力直接扼殺學術，而是權力通過金錢的中介來馴化學術。是通過掌控學術經費、學術職務、學術頭銜、學術榮譽、學術傳播渠道等方式，來掌控和籠絡學術界。最終目的還是讓學術服從於、依附於政治權力。中國形成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強勢集團聯手分贓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錢袋子越來越鼓。大批知識人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逐步放棄獨立性，已經形成學界主流寵物化，獨立學者邊緣化的格局。現在財政經費多了，錢就變成了項目，變成了支配教師圍著行政力量團團轉的「抓手」。現在「抓手」越來越多，什麼211工程，985工程，什麼國家級科研項目，一級學科、文科基地，什麼長江學者，名堂越來越多，來頭越來越大。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裡，教師學生就必須跟著他的指揮棒轉，弄得大學的普通教師越來越鬱悶，失去了教學和科研的樂趣。在這種體制下，教育行政部門手裡掌握的錢越多，學風越壞。大樓越蓋越豪華，但大師的背影離大學越來越遠。圖書館越建越現代，但藏書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來越小，文化垃圾越來越多。

這些項目經費，本來都是納稅人的錢。如果這些錢到了NGO手裡，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這些錢現在掌握在官僚機構手裡，他們不受納稅人的監督，這塊蛋糕想怎麼切就怎麼切，想切給誰就切給誰。在這種體制下，蛋糕越大，後果越壞。

行政力量控制學術的辦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論是民國時代，還是八十年代，學術評價基本上是同行評價。水平高低，同行心裡有桿稱。評價過程不煩瑣，結果大體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學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脫穎而出。現在是數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論文按出版單位分為不同級別打分。高水平有創見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產平庸的東西照樣拿高分。更荒謬的是，誰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項目，誰得高分。鄭也夫說，農民種地還要看收成。

表現之二是盲目擴張，學歷貶值。新千年擴招的動力是拉動內需。引入收費機制，學費先是每年收幾百元，迅速上升到幾千元。現在有的二級學院收費超萬元。辦學只想從家長腰包里掏錢。窮人孩子考上大學，不是脫貧，而是返貧。特別是研究生擴招，現在每年碩士生招四十幾萬，博士生招六萬多。但是中國的人才並沒有增加，學生的創新能力甚至下降。這實際上是做了一個局，把中國的學生和家長都裝進去了，讓他們的大量時間和和金錢白白地搭進去了。社會公認的看法是，現在的博士，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碩士：現在的碩士，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現在的本科生，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專科生。本科生普遍對學術不感興趣，碩士生對本學科的學術動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學術前沿不沾邊。博士的學術水準和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大多數研究生，不論博士還是碩士，只對文憑感興趣，只對文憑背後的利益感興趣，根本沒有學術創新的衝動。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畢業時已經達到學術領先地位，已經是創新人才。現在的制度安排，拉長了學生受教育的年限。過去，本科畢業，22歲左右，就可以進入專業工作崗位。現在，大批年輕人混到碩士，25歲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將近30歲了，也未必能進入專業崗位。這就把青年人自立謀生的時間推遲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鬱悶，考上研究生也很鬱悶。鬱悶又不能不讀研究生，因為要是不混到碩士學位，很多用人機構不要你。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用人的學歷門檻越抬越高。邁不過這個門檻，就得不到體面的職業。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濫了。這場學歷膨脹遊戲的結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學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學歷擴張的衝動，一句話，就是利益驅動。教育部把學位授予權當作教育產業鏈的中心環節，學科評議組、大學、教授和考生之間形成一個設租尋租的利益鏈條。博士碩士的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學術水平以同樣的速度急遽下滑。在這個過程當中，官員和老闆兩個階層在職攻讀高學位，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一些黨政要員，公務繁忙，但做官求學兩不誤。中國的大學不獨立，不論人權財權都受政府掌控，本來就要在省長、市長、部長、局長的權力下討生活。高官稍微動用權力，就可以讓大學得到實惠。有些高官雖然不是大學的頂頭上司，也是他們的巴結對象。他們相信，只要接近權力，現在用不上，將來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稱，我招研究生，達不到局級不考慮。九十年代，博士學位在中國很吃香，高官讀博士便成為時髦。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喜歡博士帽，為什麼不離職讀書？其實，對他們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當官，大學也不會巴結他們了。高官讀博士，自然不同於年輕學子讀博士，對年青學子的考試要求、課程要求，對高官都成為可有可無可松可緊的條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讀北京某大學的博士，甚至可以不來學校上課，而是提供機票讓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畢業論文，也是秘書代筆，或槍手代筆。

第三方面的表現，就是學風敗壞，弄虛作假。教授沒有學術衝動，只有利益趨動。學生沒有學術興趣，只有文憑興趣。學術論文垃圾化。絕大部分學報、學刊，成為學術垃圾場。絕大多數論文，不再是表達新思想、新觀點、新發現的載體，而是學位、職稱的敲門磚。辦刊方以出賣版面謀求經濟利益。投稿方出錢買版面，是為了換取學位、職稱，再獲得經濟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學術論著外在規範的研究成果，也出現了普遍平庸化的趨勢。不是為了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的創新直面真問題，而是繞開真問題無病呻吟，做故弄玄虛的概念遊戲。

一些校長、院長、名牌教授，陷入抄襲剽竊的醜聞。韓國黃禹錫事件表明，韓國對自己的學術明星沒有包庇，學術環境保持著底線。而我們一些部門公然包庇一些明顯抄襲剽竊有一官半職的人。反而壓制揭露者，批評者，處分揭露真相的報紙編輯記者。把真與假，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都給顛倒了，解構了。這種學術環境，對青年一代的腐蝕極其嚴重。現在的大學生，研究生，越來越對學術失去了內心的嚮往，對科學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學、做論文，都是一種當下的利益交易。互聯網為抄襲和複製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個茶壺不是配四個茶碗，而是配幾十個茶碗，就是認真的導師也感到力不從心。況且大量的導師本來就不具備應有的學術指導水平和學術責任感。在學術標準普遍棄守的趨勢下，個別教授堅持博士、碩士畢論文應有的學術原創性，在評審時對過於低劣的論文說不，反而視為堂吉訶德式的可笑鬥士。以後再沒有人請他指導或評審。

學術腐敗的源頭不在學界，只是吏治腐敗和司法腐敗的派生物。搞腐敗都是一些官產學通吃的人物。大學本來可以充當社會的凈化器。民國時期，官場腐敗，教師醫生還是清流，現在已經匯入滾滾濁流。我本來寄希望教育領域比照經濟領域的改革，放權鬆綁，政府把辦學的權力還給大學，把教學的權利還給教師，還給學生，讓高等教育進入良性循環。現在中國經濟領域，民營經濟已經超過了半邊天，活力最強不是國營企業，而是民營企業。但是在高等教育領域，公立大學處於絕對強勢，民辦大學處於絕對弱勢。行政部門強行規定，民辦大學只能做高等職業教育，不能辦研究型大學。大家知道，在美國大學，排在前十名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私立大學辦研究型大學比公立大學水平還高。中國即使不能學美國，讓私立大學領先於公立大學，能不能給民辦大學和公辦大學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中國的高等教育，經過這一輪擴招，已經快到一個檻了。過去中國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應求，現在已經趨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時候，民辦大學可能就沒有發展機會了。吉利可以辦成一個很好的民營汽車公司，但在中國很難辦出一流大學。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大學泡沫破滅的時間不遠了，因為中國持續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減少，近幾年考生人數連年遞減。大學供需關係一旦過了拐點，就要發生危機。

以上是我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精神演變的粗略描述。我對現實的判斷可能比較悲觀。但是我要說，不管現實存在怎樣的問題，命運的選擇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大學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賢，前途仍然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