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想文化差異

我在輔導讀小學一年級的小孩學英語時有這樣一個句子「A bird in the tree .」，意思是「一隻鳥在樹上。」我拿來考我正在讀大學英語專業的表妹：「請你用英語說『一隻鳥在樹上。』」她想了一下說：「A bird on the tree.」這正是我要的結果！我告訴她中文要講「鳥在樹上」，英文要講「鳥在樹里」。當時我小孩問我為什麼要這樣講的時候，我告訴她這是一種習慣，就像「請進來」和「進來請」一樣。對小學生用「習慣」來解釋是可以的，但是對大學生，僅僅用「習慣」來解釋是不夠的，還要講講「習慣」背後的原因。

中文要講「鳥在樹上」，英文要講「鳥在樹里」，或者說，中文會講「鳥在樹上」，英文會講「鳥在樹里」，這種「習慣」的背後，是因為我們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用直觀的方式，用自身或地面為參考，樹在地面之上，樹一般比人高，因此我們說「鳥在樹上」。西方人用邏輯思維的方式，因為鳥不可能停在樹頂之上，因此說「鳥在樹里」。

上面這個例子極好地說明了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概而言之，中國人與西方人看問題的著眼點不同。中國人先整體後部分，先集體後個人，先原則後具體，西方人與我們正好相反。同時，我們偏重於用直觀的方式看問題，西方人偏重於用邏輯推理的方式看問題。因此，在我們看來理所當然的「沒有國家，哪有大家？沒有大家，哪有自家？」在西方人看來，就像我們看待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沒有個人的自由，哪有團體的自由？沒有團體的自由，哪有國家的自由？」一樣，都是十分難以理解的。另外，我們比較強調靜態，西方人比較強調動態。

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呢？最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為地緣關係，其二為語言文字。

中國古代是一個發達的農耕社會，從而發展起與此相適應的思想、倫理、政治、經濟、藝術和哲學。農耕社會憧憬安居樂業，與靜態特點相關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勵而蓬勃發展起來。長時期地居住在同一個地方使得家族發展得很快，自然而然地形成家族觀念。和為貴、中庸的思想逐漸形成，天下太平是我們一種理想追求。古希臘（現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以航海、商貿為主的社會，發展起來的是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商貿、航海的條件，促成對個人行為的自決能力的強化，冒險的精神容易被激發、熏陶出來。從而導致個人主義的興起，導致家庭、家族紐帶關係功能的相對鬆弛，也就不會產生強有力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孝」的觀念。

在語言文字方面，中國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強大，無須藉助語法系統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達的含意。同時這種語言文字容易在我們的大腦當中熏陶出一種象形定勢思維，理解事物時，就容易側重從形象方面去了解它，從宏觀整體方面去把握一個事物。而西方歐語系語言文字則是拼音文字，它的文字都是符號化的，跟所表達的實物已經割斷了聯繫，就是它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看起來缺乏有機聯繫。正是直接表意功能的這一缺陷，導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統發展了一個龐大的語法系統來彌補，從而發展成為一種精細的語文。如英語就有性、數、格，主、謂、賓、定、狀、補和數、形、量、代一大套分類。西方的兒童從小就學習這類語言，容易培養一種條分縷析的思維能力。而中國的語言文字，語法形態比較隱晦。在《馬氏文通》出現之前，中國數千年來沒有一本語法書。中國人不注重語法教育，所以條分縷析的概念應用不像西方人那麼系統，從而影響了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綜合性強，而西方人更傾向於分析性。

由於思維方式和生存環境的不同，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價值觀。長治久安，靜態的文化，就落實到如何處理好人際關係的問題上，於是產生宗法制，。流動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觀念相對薄弱，促使他們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價值觀念發展得非常的充分。中國人注重原則，西方人注重細節；中國人喜歡在看重一般原則，西方人看重具體問題。在一件事情的「責、權、利」上面，中國人在利益和責任上重集體輕個人，在權力上重個人輕集體，表現為「集權」；西方人在權力上重集體輕個人，在利益和責任上重個人輕集體，表現為「分權」。這種差異在談判場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西方人表面看來是一兩個人出場，但他們身後卻往往有一個高效而靈活的智囊群體或決策機構，決策機構賦予談判者個體以相應的許可權，智囊群體輔助其應對談判中的複雜問題；中方則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中國人有「無訟」思想和「倫理至上」的觀念——訟，就是爭是非曲直於官府——迴避從法律上考慮問題，不願面對「是非曲直」的判斷，一旦發生糾紛，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贏得周圍輿論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方人卻恰恰相反，他們更多的是從法律上考慮問題。他們對於糾紛的處置，慣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中國人有「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傾向，「官本位」思想嚴重，藐視制度和法律，習慣於依靠當官的「後台」來做交易。在情、理、法三者之中，中國人先情、次理、後法，西方人先法、次理、後情。中國人重面子，西方人重利益。

在研究學問方面，中西方也有顯著差異。中國人形象思維能力強，在特別需要形象思維的領域，非常發達，如寫詩，填詞。在實踐性強的技術方面，中國人超前於西方。如一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建造了都江堰、趙州橋。而對抽象思維領域，人們沒有多大的熱情。莊子與芝諾年代相當，他的著作裡面探討的幾個與芝諾悖論相似的問題，沒有得到後人的研究與發展。就是在數學領域，中國古代也沒有從計數和測量的實用中脫離出來。中國人的學問圍繞著人來展開，倫理道德方面的學問非常發達。中國的工藝品、藝術品聞名於世。西方人由於語法體系的原因，造就了他們較發達的抽象思維能力和對抽象的東西抱有強烈的興趣。語法體系中的各種分類方法，其實就是現代的科學方法。科學理論就是一種分類的條分縷析的理論體系，一種概念體系。形式邏輯也已經包含在他們的語言成分裡面。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有兩樣東西至關重要，一是分類方法，二是形式邏輯。我們研究事物，不外乎對事物做出新的分類或找出事物之間的聯繫。以生物學為例，先用「界」作標準進行分類，把生物分為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後用「門」作分類標準，分別把動物、植物進行分類；依次用綱、目、科、屬、種對上一級分類結果進行分類，這樣構成的一個概念體系，尋找它們的過去、現在、未來，就是生物學。物理學也是這樣，宏觀、宇觀、微觀，恆星、行星、衛星，原子、質子、中子、電子、光子，質量、能量、動量，力、速度、距離等等這些概念，就是把事物用某一標準進行分類，並找出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西方語言蘊含著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這兩樣東西，科學理論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得到發展。而在我們中國的語文中，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這兩樣東西都沒有，這大大限制了我們對事物背後的理論的研究，削弱了我們對理論研究的興趣。因此，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史往往表現出技術超前、理論滯後的現象。四大發明之中，火藥，來自於道士煉丹，發現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東西弄點火就爆炸，然後就把火藥應用於製造鞭炮，以及後來簡單的大炮。對於這木炭是什麼？這硫磺是什麼？為什麼會爆炸？沒有人對此感興趣。後來西方人研究出因為他們之間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大量的能量，從而發生了爆炸。指南針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發現不管怎麼樣去擺那塊磁針，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從而發明了指南針，然後它變成了我們用來看風水的工具，但沒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西方人把這些問題搞明白了，我們才知道磁和電是同時產生的。科學沒有產生於文明一系沒有中斷過的中國，我想這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陳寅恪在論中國傳統思想時認為：「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亘萬古、橫九核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辭、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夫國家如個人然，苟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一切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係之學必發達。故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而佛教則未能大行於中國。尤有說者，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慾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真是異常精彩，堪稱不易之論。

前面講中國古漢語缺少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當然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而是講分類方法作為一種科學方法和形式邏輯作為一種思維工具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中國古人沒有把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作為一種獨立的對象進行研究。這跟古希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創立了分類的方法，並把形式邏輯確立為一門專門研究思維的學科，成為西方教育的重要類容。中國古代對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運用最好的是歷史學。司馬遷編寫《史記》，創製紀傳體，成為歷代正史的標準。在《史記》裡面，我們會發現，幾千年的事情，組織得有條不紊，得益於本紀、列傳、和志、表等為標準的分類；在探討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歷史人物的功過、得失時，言之有據、立論中肯，令人信服，其中運用邏輯不可或缺。魯迅先生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至為允當。中國古人在倫理學方面，分類方法和形式邏輯也運用得很好。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無別，中國人在人倫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數千年。老子相傳是國家圖書館館長，他歷覽前朝興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趙高演繹的「指鹿為馬」兩千年來反覆上演。「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劉邦封異姓王、趙匡義「杯酒釋兵權」、朱元璋誅殺功臣給出了最好的解讀。

前面講的是中國古代的情況。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退位，還統治權於人民，建立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四」運動以來，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政治被介紹到中國，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認同。語文由文言文改造為白話文，傳統的農耕社會逐步向工業化發展。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發生的變化，較之於之前的五個甚至十個世紀還要大。但是我們看到，在我們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方面，還有許多我們祖先的印跡。當然，如果沒有這些印跡，那我們就不成其為我們了。在這些印跡當中，有一些是超越時代的，有一些是僅僅適應古代農耕社會的。

我們現代的許多社會問題，源於我們沒有很好地發展我們祖先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中超越時代的部分，源於我們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中殘留的不適應現代社會的印跡，源於適應現代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沒有很好地發展、樹立起來。」

研究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在於獲得兩種文化的真髓。思維方式上抽象和具體的差別，反映到生活態度上表現為西方人更重實用，而中國人則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藝術上，如繪畫，歐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們過於抽象的藝術表現手法，我們有時也會認為歐洲人的藝術技巧過於寫實本分，缺乏靈氣。歐洲繪畫史上被奉為經典的宗教題材畫作，中國人在感嘆其技法寫實細膩的同時，也會感慨歐洲大師們想像力的貧乏：為了說明天使在飛，就非得給那些可愛的小精靈們加上一雙翅膀。而我們的祖先在那些美麗的仙女旁邊加上幾朵白雲，就使她們飛了起來，意境深遠。畢加索認為，全世界最好的藝術都在東方，這絕非畢氏自謙之辭。徐悲鴻畫的奔馬之所以形神畢具，得益於中西技法的融合。

東方以靜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它培養了人的服從性和順從性，人們不思進取，不求創新和進步，延緩了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傳統的中國社會缺乏獨立人格，不承認個性的奮鬥，忽視或輕視個人個性的張揚和滿足，過分重視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奉獻而輕視個人自我需要的滿足。但是東方文化重人際關係協調，重人的價值的實現，並注重個體對群體的責任、奉獻和服務，帶有群體和諧特點，這對工業化發展和自由主義導致的各種現代社會問題應是一劑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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