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法律之源

現代法律體系，究竟應該是一套邏輯上嚴密自足的規範系統，還是源於生活、用於生活的經驗提升？此一問題，其實歷來是法哲學爭論的焦點，從各種知識背景或學說立場出發，諸種論證各有道理。就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而言，法律顯然不應脫離生活。從字源的角度看，「法」在甲骨文中作「彝」字，此乃米、絲和豖的字形組合，是祭品也是食品，這是中國文化中「法」的原生態，是從生活日用中的發源。因此，法律在中國不僅不能無視生活，反而需要處處以生活為本，時時考慮生活之需。

法律源於生活禮俗習慣

法律來源於生活禮俗。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與「禮」是密切相關的概念，它們都是以倫理為本位，內化為修己之道，外化為治人之政，進而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制度，成為禮治秩序。法律源自禮俗，而禮俗本於生活。古人所謂「禮」，始諸飲食，本於婚姻，揭示了這一文化形態是從飲食男女的生活習慣中起源的。禮的雛形，成型與氏族社會的祭祖儀式，商代人將之神化。西周以後，逐步演化為一套行為規範體系，進而發展為禮制，成為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人際交往的規範。傳統中國之禮法，雖然本於倫理，但並不是脫離物質生活的獨立存在，而是具有生活中的對應物，實質是將倫理觀念寓入日常器物中，將有形可見的器物內化為理性的東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這一內化的過程中，日用器物已經超越它的使用價值，成為人們溝通道體的媒介。從禮俗到法律的發展歷程中，生活始終佔據中心地位，離開了社會生活，法律與禮俗均無以立足。

法律淵源於生活習慣。法律的來源形式多樣，但在涉及與生活緊密相關的財產、婚姻、家庭等規範時，更多的法律來自於社會生活習慣。馬克思在批判林木盜竊法時，從傳統習慣的角度論證過農民的固有權利，他認為農民的習慣權利「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形成的或從先前的社會承傳下來的，或由人們約定俗成的、存在於人們的意識或社會慣常中，並表現為群體性、重複性自由行動的一種權利。」恩格斯同樣重視生活習慣之於法律的重要意義，在《論住宅問題》中，他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出來，設法使每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變成了法律。」在古代中國，生活習慣與經驗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規範，不少財產交易規則就來源於無數次社會實踐形成的習慣，這些規則又以各種方式進入法律體系。雖然人們也會無可避免地陷入法律糾紛，或求助於司法，但支持法律運作的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和認知，是符合天理人情的生活習慣，而僵化的「國法」常常是被規避和拒斥的那一個，特別是牽涉財產糾紛與身份糾紛中更是如此。

法律應指導、規範生活。毫無疑問，廣義的法律具有促進內政外交、實現國富兵強等作用，但對於芸芸眾生而言，法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調節日常秩序，維護生活安寧。雖然上古之時，「人民少而財有餘」，民不爭，但不久之後，隨著社會發展，「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法律通過確定產權，「定分止爭」，從而實現社會生活秩序。故慎子說：「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世易時移，法律與社會幾經變遷，但通過法律確定財產權、人身權，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仍十分必要，換言之，對社會生活進行規範，依然是法律最為重要的功能之一。源於生活、規範生活，正反映著法律作為人類文明的本質特徵。就法律實施的實效而言，只有更貼近普通民眾的生活，更符合民眾的社會習慣，法律才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也才能更好地規範每一個民眾的行為，對其發生具體、直接的影響。

生活賦予法律合理性正當性

生活賦予法律合理性。法律不僅需要邏輯上的自洽，更需要有現實的合理性。經由人類漫長的生活經驗凝結而成的法律，具備了自身的合理性。正如英國波考克所言，這樣的法律是藉助於最卓越的人的智慧，在無數的世代中，通過漫長而持續的經驗的檢測得以逐步完善，這是任何個人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經由漫長生活形成的法律，其蘊含的智慧已經積累到極高的程度，任何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的思考都不可能達到那個水平，不管他是藉助於哲學還是理論理性。只有通過無數代人漫長生活實踐，才能生髮出為大多數人所自願尊奉的法律，而合理性就蘊含其中。

生活賦予法律正當性。法律不僅應具有合理性，還需要有正當性，正當性意味著要符合良善道德的要求。法律之正當性，不只是指其需要滿足法哲學中抽象的正義原則，還要求其為民眾所認可，反映普通民眾對正當性的要求，即來自民眾生活實際的樸素的正義觀。源於生活的法律，本身即經歷了人們的選擇，蘊含了普通人的實踐理性，進而建立起法律被廣泛認同的正當性。

當然，申述法律不能無視生活，絕不是說法律需要事無巨細，對生活之細枝末節作全面的規範，或者無原則地遷就生活現實，而是意指法律需要照顧社會生活實際，體察生活中的人情世態；法律不應該被理解為簡單的技術化形式，只關注科學嚴謹的理論理性，也需要顧及來自日常生活的實踐理性。法律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甚至與生活語言等同，隨著法律科學的發達，以更為抽象的、更具涵括性的方式制定法律，成為一種趨勢，也反映著法律的現代化。但在此過程中，絕不應片面地將科學性、邏輯性作為法律的最終目標，而是需時刻回望社會生活，照應生活實際。法律需要以生活為依歸，而不能讓生活去遷就法律。社會生活的主體是人，法律顧及生活，就是顧及人的尊嚴、人的權利，這也是現代法律人文主義的應有之義。

質言之，生活，應該成為法律之源，它不僅應是立法的起點，更應該是司法重要的終點，只有在制定、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始終體察社會生活，照顧民情實際，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創造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諧。

（作者單位：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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