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學·考據篇 | 自序——談詩的研究途徑

熱愛詩歌是中華民族的特色，世上沒有一個民族，是那樣喜歡以詩歌作為生活細節的飾物。每當你登堂入室，望見楹聯畫軸，處處有詩；而所用的一器一皿，類如夏扇冬壺，往往有詩。詩，實際上已成為我們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也許正因為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慣用而不察」，我們民族似乎喜歡「感性」地涵泳在詩中，對於詩「知性」方面的研究考據工作，一直滯留在零零星星而缺乏體系的層次，鮮有進展。

近歲以來，由於研究詩歌的資料大量翻印，研究詩歌的學者先後崛起，承載詩歌的文物不斷出土，一面發揚舊有的考據方法，一面引進西洋的批評理論，這古今中西的巨大匯流，激起了新的研究熱潮，一時頗有成為「顯學」的趨勢。

在這股熱潮中，可觀的成績固然不少，但若干研究方法上的偏差也不是沒有，我以為有八種研究的途徑，我們常走，而卻是值得自我檢討的：譬如將一首前人的小詩，作漫無邊際的「欣賞」，雖然完成了我們自己的「想像馳騁」，但對原作者來說，可能很感「意外」，對讀者來說也是一種「浪費」，這樣可能犯了「蔓衍」的偏差。

又譬如有些詩篇是有問題的，甚至早已被判定是偽詩，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卓文君的《白頭吟》等，而我們還在把它當作美談，這樣可能犯了「盲從」的偏差。

又如我們牽合殷墟卜辭的對貞文字，解釋作詩歌和聲的起源，牽合小說中諸葛亮的造型，以為東坡詞中的「羽扇綸巾」不是周瑜，這樣可能犯了「枉牽」的偏差。

又如我們抄抄舊注、翻翻辭典，寫些與前人重複的見解，作些空洞的註腳或無謂的分類，名為整理，實則拼湊抄襲，這樣可能犯了「販抄」的偏差。

又我們若只對詩中某事某物，作狹角度的觀察研究，名為「小題大做」，實則「得其小而遺其大」，最後歸納出一大堆無用的結論，這樣可能犯了「管窺」的偏差。

又我們如對古典詩學理論，淺嘗輒止，滿紙都是陋儒塾師的看法，老生常談，全無新意，反而認為「詩道至此足矣，其餘概不足觀」，這樣可能犯了「泛論」的偏差。

又若喜歡從思想的分析去看詩人，詩人一談到樂天，我們就把他歸之於道家；一提及仁愛，就歸之於儒家。把詩人看作思想家的鼓吹仗衛，把集部的作品貶為子部的支流，這樣可能犯了「附庸」的偏差。

又如我們運用西方心理分析派的道理，見詩人一談到「花」，就是「性器」的象徵，甚至將「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原本是開玩笑的人故意想入非非、加以曲解的詩句，也認真作心理分析的證據，並作東西文學的比較，這樣可能犯了「亂比」的偏差。

舉述這些偏差來一一省察，目的不在排斥某些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能積極地匯聚學者的精力，作更有效的投資，我們不希望有門戶之見，但不能不知門徑的辨別。下面我想先談從考據方面去研究古典詩，有哪些途徑可以去繼續墾拓，下列有十個項目，如能潛心致力，一一完成，便奠定了研究中國古典詩的基礎，詩的研究前途，才有無比美好的遠景。這十條途徑，是從校勘輯佚的點點滴滴，匯向全面性的、整體性的、建立詩論與詩史的汪洋大海：

一、詩句異字的精細校勘

詩人在創作時，字字推敲，句句爭勝，一字也不肯輕易放過，吟哦停當，不容有誤。相傳有不少替人改詩的故事，只更改詩中的一個字，使得詩的情韻頓別，即號為「一字師」，可見詩篇往往是「以一字見工拙」，一字出入，關係甚大。

詩既難以容忍有錯字，但由於詩篇輾轉抄刻，行楷草書，往往誤認，傳至後代，異字不少，如不能予以校正，往往枉耗詩人們匠心錘鍊的功夫。所以如何彙集善本，有計劃地精細校勘各家的詩，乃是詩歌研究者首須進行的工作。

詩因版本不同而有異文，有異文就影響內容。譬如李白的《將進酒》詩，明代刊本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清人王琦在校勘時，已發現有作「天生我身必有財」及「天生吾徒有俊材」、「天生我材必有開」等異文，今見敦煌發現的唐人手抄殘卷，詩題作《惜罇空》，句子作「天生吾徒有俊才」。李白的詩，在唐代傳抄時最為普及，唐人的寫本，也最接近作者的年代，理應較為可信。若敦煌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是對的，那這句詩應解作「天才揮灑」者的「自負」，而不應解作「意氣凌雲」的「樂觀進取」。才差了幾個字，解詩者便不能據此說李白能「把握當下的確實性及人格價值」。可見許多分析或判斷，如果沒有精確的校勘作基礎，往往會有立說不穩的危險。

又如高適的《信安王幕府》詩，四部叢刊本有「波際隱朝鮮」句，今見敦煌殘卷本作「波際指朝鮮」，這「指」字用動態來展示，隨著這「指」的動作，使近處的人到遠處的景物，有了空間的深度感。而波際的朝鮮，順著手指的動作方向，隱約地呈現出來，所以這「指」字，已該括了「隱」的意思，如果不是「隱約難明」，就用不著勞神去「指」了，可見用「指」字比直用「隱」字要有味得多。

又如王昌齡的《長信秋》詞，明代刊本有「夢見君王覺後疑」句，敦煌殘卷本作「夢見君王怯復疑」，大概是因為「復」字與「後」字行書極相似，「復」誤成了「後」，「怯後疑」不通順，又改成「覺後疑」，「覺後疑」三字固然也很有情趣，但不如「怯復疑」，因為夢見了往日的君王，醒來半怯半疑，這半怯半疑已該括了「覺後」的意思，且將奚落在冷宮中那種畏縮失望的棄婦心情，描繪得傳神極了。

又如白居易的《題遺愛寺前溪松》，「暑天風槭槭，晴夜露凄凄」，平岡武夫所見日本舊抄，「槭槭」作「瑟瑟」、「露」字作「雨」。考彭叔夏校《文苑英華》，見當時宋本或作「瑟瑟」、作「雨」，正與日本舊抄本同。又考白居易另有《松聲》詩：「蕭寥發為聲，半夜明月前。寒山颯颯雨，秋琴泠泠弦。一聞滌炎暑，再聽破昏煩。」正謂炎暑月夜的松聲，猶如寒雨颯颯。故意用矛盾的語法，與前詩構思正同，足證舊抄本的雨字是可信的，「晴夜雨凄凄」比「晴夜露凄凄」更能表現松濤的韻致。

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說明校勘的功用，無論是作者思想的探討、作品美感的分析、文字結構的層次、內容意旨的研求，都要仰仗於精確的校勘。校勘不僅要校出異文，主要是能判定異文的正誤。

二、名家佚詩的徹底搜輯

我國歷代有兵燹禍亂，書籍的散亡率甚高。尤其是怡情悅性的詩篇，當初結集時，未必是作者自定的手稿，往往靠後人代為搜輯，搜輯時已有部分散失，傳至後代，詩人既多，篇章不少，傳抄為難，後人選錄部分謄抄，入選者少，遺落者多，使作品或傳或不傳，更形成了嚴重的散佚現象。

即以敦煌發現的唐人詩選殘卷（伯二五六七號）看來，除李白的詩全存外，其中所選李昂詩三首，兩首已不見於本集；王昌齡詩共七首，有兩首已不見於本集；邱為詩六首，五首已不見於本集；陶翰詩三首，兩首已不見於本集；高適詩兩首，今《高常侍集》中一存一佚，單從這張殘卷看來，名家詩篇散佚率之高已不難想見。

名家詩篇的散佚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吾人在惋惜慨嘆之餘，必須興起歆慕追求之心，要設法將亡佚的名作儘可能搜輯出來，這自然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搜輯佚詩的途徑約有下列數端：

殘卷

如英倫所藏敦煌殘卷中有韋莊的《秦婦吟》詩，不見於《韋端己詩集》，王國維氏已加搜輯考證；巴黎所藏敦煌殘卷中有《高適詩集》殘卷，有佚詩三首，阮廷瑜已加搜輯。至1985 年吳肅森有《敦煌殘卷高適佚詩初探》，孫欽善有《高適集校敦煌殘卷記》，施淑婷《敦煌寫本高適詩研究》列佚詩八首。又敦煌斯五五五號卷背有李岩《詠物》詩十首，均不見於《全唐詩》，我已介紹於《敦煌的唐詩續編》中，而一1982 年7 月中華書局出版《全唐詩外編》中，收王重民《補全唐詩》及《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約有唐人佚詩一百八十首。另有《補全唐詩拾遺》約一百首尚未收入。諸如此類，未曾收輯的部分尚多，亟待梳理。

選本

如唐人韋縠所選的《才調集》中，有白居易的《江南贈蕭十九》詩、賈島的《贈杜駙馬》詩，都出乎本集之外；宋人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有高適的《途中酬李少府贈別之作》等，不見於本集，另有十幾首詩不見於各家本集；元人方回的《瀛奎律髓》，也時有詩篇出於本集之外，如顧非熊的《送李騎曹之武寧》詩，《全唐詩》及《全唐詩逸》均失收。凡選本中可信的篇章，本集不載，皆可輯補。

詩話

在《全唐詩》的編輯過程中，已利用許多詩話筆記，搜輯了不少佚詩或殘句。厲鶚的《宋詩紀事》，更從詩話、筆記、府志、題跋、碑石中，輯出宋代詩人三千八百十二家，其中如尤袤為南宋四大家之首，但詩集全佚，厲氏從《後村詩話》、《梁溪遺稿》等書，輯得佚詩十餘首，稍能展現尤的面目。後來陸心源作《宋詩紀事補遺》，更增多三千餘家，可見詩話筆記

等書中保存的佚詩，數量驚人。

題跋

詩人題畫、題扇、題壁、題跋的詩篇，為數不少，若非經用心采輯，散在十方。如於大成據米芾的書法真跡及叢帖書畫中的詩篇，採補入岳珂所輯的《寶晉英光集》，例如《吳江舟中詩》、《多景樓》詩、《虹縣》詩等，皆在集外。跋文則如許衡《題米老真跡》詩，不在《白雲先生文集》內，方孝孺《題米老真跡》詩，也不在《遜志齋集》中，均可搜輯。

類書

唐宋人的類書中，引用不少前人的詩篇，若分別輯出，歸類整理，一定大有可觀。如《舊唐書·藝文志》說應瑗詩有十卷，今已全佚，幸《初學記》引有雜詩一首。又如荀勗詩有三卷，今亦全佚，《藝文類聚》存《從武帝華林園宴》詩一首，作者姓名已佚，幸《初學記》亦引此詩作荀勗，尚存吉光片羽。孫望據類書及金石志跋等輯唐佚詩數百首為《全唐詩補佚》，童養年亦據類書岩銘府志等引唐詩，輯為《全唐詩續補遺》，合印入《全唐詩外編》，可見類書及題畫、方誌中可輯者不少。

此外，如古籍注文所引，以及府志、古廟、碑石、器皿上都有大量佚詩遺存，如於大成據陳乃乾《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載安徽潛山縣有石刻為王安石《題石牛洞》六言詩：「水無心而宛轉，山有色而環圍。窮幽深而不盡，坐石上以忘歸。」為本集所不載。又如《考古學報》1980 年一期上載長沙銅官鎮湘江邊唐代官窯廢址下，挖出兩千多個殘破的酒壺，壺上面題有一首唐詩的共有五十四個，這五十四首詩中除韋承慶的《南行別弟》詩可與《文苑英華》查對外，其餘的詩都不見於《萬首唐人絕句》。這些佚詩寫得不錯：「我有方寸心，無人堪共說。遣風吹散雲，言向天邊月。」在敦煌殘卷伯三六一九號載佚詩「我有方寸心」句，仍不知誰作。取來與李約《贈韋征君》詩「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相比較，此佚詩更勝一籌。其他如：「聖水出溫泉，新陽萬里傳。常居安樂國，多報未來緣。」「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扣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嗔」本誤作「宴」，項楚以為是「厭」字，取這詩與敦煌本王梵志詩「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門。若是尊人處，臨時自射門。」內容十分相似，但更口語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與慕容垂《冢上答唐太宗》：「我昔勝君昔，君今勝吾今。」更迴環有味。凡此皆可作地毯式的徹底清查。

三、詩篇作者的真偽鑒別

成千累萬的詩人與作品，使我們這個愛詩的民族，有著傲視世界的輝煌成績，然而由於詩集數量的龐雜、流傳年代的長久、編刻者的疏忽，再加上後人有意的仿古作偽，有時使同一首詩有兩位「作者」，一篇久已失傳的作品，後代又有人附會流傳，於是「作者」的真偽起了疑問，「作品」的真偽也成了問題。學者如果利用這些偽詩作材料，立論就會歪曲，所以如何利用辨偽的法則，使作者檢回其所寫的作品，使作品鑒定其真贗，是一項需要費心去尋究的工作。

「作者」有問題的，例如有一首《江南曲》：「長樂花枝雨點銷，江城日暮好相邀。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全唐詩》把它列入韓翃詩，又列入李益詩，作者的問題懸而不決，其實韓翃與李益的詩集，今日都沒有宋本可以查考，目前所見這兩家詩集較早的刊本，都是明代陳警所編的《唐百家詩集》，該集認定這首《江南曲》是韓翃作的，清初的錢謙益編《全唐詩稿本》，始輯入李益集。再考宋刻本《樂府詩集》卷二十六曾選載本詩，註明作者是韓翃。李益則別收《江南曲》「嫁得瞿塘賈」五絕一首，據此則宋代、明代的版本都將「長樂花枝」一首定為韓翃作，應該是對的，《全唐詩》以為是李益，並沒有可信的根據。

又如孫洙《唐詩三百首》載杜秋娘的《金縷衣》詩：「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首詩在宋刻本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十二作者標為「李錡」，其實本詩始見於唐代韋縠的《才調集》卷二，題目是「雜調」，作者是「無名氏」，唐人已不知道作者是誰了，而杜牧的《樊川集》卷二有「杜秋娘詩」，詩中只說杜秋娘「唱」金縷衣，句下杜牧自注云「李錡長唱此辭」，只說「唱」，並沒有說「作」。可見宋人郭茂倩說是李錡作，清人孫洙說是杜秋娘作，都是不對的。

「作品」有問題的，如《全唐詩話》載韓愈的《貽賈島》詩：「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因為孟郊死於公元814 年，陸侃如的《中國詩史》據此認定韓愈與賈島相識，是在孟郊死後，約在賈島四十歲左右。其實韓賈相識在元和六年春天（公元811 年），有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可證，當時孟郊還健在，詩中所寫孟郊死後再識賈島，完全荒誕無稽，因此知道這首《貽賈島》詩是偽造的。

四、箋注訓釋的彙集訂補

許多詩篇或詩集，各代皆不乏為它作注作箋的學者。也有不少號稱三家注、九家注、百家注，乃至千家注的本子。這些注釋，或出自親手翻檢，或輯自前人各家，但到了近人作注，大抵重複販抄，縱使有些新添的增注，也混在一堆舊注里，顯不出嶄新的創見。再這樣下去，必然使精力的浪費長期地延續，也未必能有精當的注本。所以對於舊有的註解，應重加查考，做一番彙集訂補的工作。

舊注的缺點約有三項：

收輯不齊

像柳宗元的詩文，宋人輯注，已號稱五百家，但一味誇大「採摭之富」，所說收輯「家數」多少，經不起一一查驗。

誤者不訂

如馮浩第一次注李商隱詩，抄用許多舊注，結果錯誤百出，後來一一查考重注，才較為可信，可見舊注中有不少是錯的。

闕者不補

舊注往往在讀者懂的地方，註解愈積愈多，注得太詳細，讀者不懂的地方，注得太簡略，大凡詩的「艱處奧處」，一直是闕略著的。

所以就「注釋」而言，應將每一本詩集作一次「結賬式的整理」，否則注家雖多，永遠陳陳相因，無法使後代學者知道誤在哪裡？闕在哪裡？哪些問題未解決？哪些疑難已克服？以致書局須翻印許多實質上因襲重複的資料，研究者又須翻閱許多因襲重複的書籍，造成物力人力的浪擲。

要作「結賬式的整理」，須先作繁賾的匯注，彙集各家的訓詁注釋，依年代排列先後，作成長編，再加考訂慎擇，寫成精要的讀本，編撰時一面披沙揀金，一面訂訛補闕，將前人的成績作一整理與總結，使後人確知日後努力的起程與目標，這工作極繁重也極有貢獻。像錢仲聯作《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收集了十種版本較好的韓集，一一寓目校勘，又博採舊注論評

達二百十一家，無論校異文、箋本事、解訓詁、集詩評、訂訛辨偽、系年編次，均達第一流的水準，在舊有的箋注集釋一類書籍里，它是一個傑出而成功的典範。

今後要研究某家的詩，項目還可比錢書擴大，可分為校勘、舊注、補註、訂訛、音釋、解義、集評、分析欣賞八方面，逐項彙集舊說、訂補舊說，算清「總賬」。其中訂訛一項，應依考據的法則，而不是單憑某權威者的意見。分析欣賞一項，應以具體的分析為主，而不是仍走抽象含混的傳統批評的路子。

五、詩律音響的詳密分析

音樂性是詩的特質之一。古典詩的音樂性，從具體而精略的方面說，就是聲韻與格律；從抽象而細膩的方面說，就是聲情關係的協合。自從詩與樂分途以後，目前在這方面深入深討的工作，還待加強。

就詩律方面說，好像研究的人很多，大抵只研究到近體詩的「定式」與「拗救」，就算完成。其實古體詩中，可研究的地方仍不少，如五古的格律變化就捉摸不定，自清代趙秋谷所傳的《聲調譜》，理出了五古格律的頭緒；董文渙的《聲調四譜圖說》，又分正拗各類，尤為詳密；至王力寫《漢語詩律學》，又分五古為「新式」及「仿古」兩種：王維、孟浩然的五古屬於前者，所作都有一種規律；李白、杜甫的五古屬於後者，所作不受規則的束縛。新式的發展在前，仿古的興起在後，新式的後來成為五古的正宗，天下慕響，大抵以「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為格式的正則，除第一字平仄不論外，其餘卻有著規矩。仿古的五古，杜甫以後，作手不多（由是可知為什麼李白說復古，而杜甫就那樣地為李白傾倒，原來杜甫追效李白的仿古格律，已成為當時詩人群中的少數派，趣味相投、知音難覓，也是其中的關鍵之一吧？）王力這種分時代、分派別的研究，使五古格律的研究又跨進了一大步。

要研究詩的格律，取材舉例，極為重要，趙秋谷於每體只採一兩首為例，選擇過略，例外必然很多，所謂「一法不足以概詩，一詩不足以盡法」，至董文渙則每體選二十餘首，仍不免有「強古就我」的可能。王力雖極盡條分縷析的能事，但取例能否該括全面性，仍值得懷疑，因為那工作恐怕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可勝任的。

在作全面性的詩律研究之前，像王軒那樣，研究沈約的四聲八病，就逐句分析沈約的詩；像簡明勇那樣，研究杜甫的七律是否「四聲遞用」，就徹底分析杜甫每一首七律出句的末一句，有無「上尾」的情形。這種看來笨重、而卻最為徹底的分析研究是有必要的，需要有「傻人」去做。由這些詩人個案的研究、詩律細節的研究，再推衍為斷代的研究，再推廣至全面性的研究，必要時更可以藉助於電腦來處理，才能將所有的格律或例外一齊歸納統計出來。

至於詩在「聲情諧合」方面的研究，前人偶爾提及，拙文《談詩的音響》（見《中國詩學·設計篇》），曾作了假設性的試探，若想再深入探勘，將牽連字根語根的研討，並與音樂、古音學、訓詁學、語言學等有著密切的關聯，其中天地極寬，似乎還是一片前人未曾墾拓的原野。

六、詩論體系的擘析歸納

在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創建過程中，能自成完整的體系，像劉勰的《文心雕龍》或鍾嶸《詩品》那樣的著作，非常少見。而零星地討論詩學理論的詩話，從宋代開始，卻十分盛行。

由於詩話可以逐條札記，隨得隨寫，無論紀事或評詩，都可各憑主觀，不像史評、史論那般嚴肅認真，這是詩話興盛的原因，也是詩話浮濫的原因。章實齋曾批評詩話說：「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儘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章氏的批評雖不錯，但在「人儘可能」的情形下，名家與低手各有著述，良莠雖雜處，其中自亦包括具有真知灼見的詩論。

這些散見各書的詩論，今日除可供校勘、輯佚、辨偽、系年、箋注等考據的用途外，更可以作為文學批評史、文學批評理論的重要資料。吾人首須訪求各種詩話，作成敘錄，再彙集各種詩話箋評，加以分類整理，使其條理化、體系化。台靜農曾將何文煥、丁福保所編的《歷代詩話》等書，再加上陳繹曾、趙翼、翁方綱的詩話共一百零一種，編成《百種詩話類編》，這種工作使散漫而缺乏倫次的詩話有了綱目體系，學者稱便。可惜所收的詩話不多，目前台灣已印出的詩話，據筆者在本書《研究中國古典詩的重要書目》中的統計，尚有一百八十六種可以作成續編，至於台灣未翻印的詩話，更是何啻倍蓰？

彙集這些詩話及箋評，可以分下列四類收輯:

作家為主的——分為批評某一詩人的，或比較兩位以上詩人的。

作法為主的——分別就造意、結構、音響、修辭、神韻等門類收輯，建立傳統的詩論。

作品為主的——總論某一體制，乃至析論某詩某句的。

年代為主的——分析各代詩派的流變盛衰，並比較各代的優劣及特色的。

經過完整的收輯歸納，可以提供有體系的材料供人研究，利用這些材料，可以寫成許多推陳出新而有用的詩論，既可以了解中國傳統批評理論的演進，又可以作為創建新文學的指南。

七、代表作品的公正挑選

中國詩歌數量之多，真是浩無涯涘，少數專門研究詩歌的人，尚無法將全部詩篇瀏覽一通，一般愛好詩歌的人，更是望而卻步，哪裡敢想進窺詩國的堂奧？

幸而有一本《唐詩三百首》的選本，至今成為家喻戶曉的普及書，許多詩論專家，就在三百首唐詩中反覆探索，已經覺得天地寬闊，縱橫有餘，這一方面要歸功於選本選的好，一方面也足以說明選本的重要性。

編成一個良好的選本，看似容易，實則極難，最起碼的條件是要做到「當於人心之公意」（姚鼐《今體詩鈔序》中語），所以選詩一事，他必須是詩人及詩論家，還須兼備才識學德四長，一個良好的選本，它應具有「持衡諸家，啟導後進」的功能，嚴格地說，它要達成三方面的目標：

對讀者來說——要能節省讀者的精力，使其用最經濟的日力，得見詩國概貌，並簡明地開示詩學的旨歸。

對作品來說——要能裁定精粗，區分高下，選出「專到獨絕」的代表性傑作，並能兼顧其「前有所承，後有所啟」的歷史影響。

對詩人來說——評選者的心地要能像鏡的「空」，像秤的「平」，以極高的鑒識力，使千古的詩人「屏息鞠躬，聽其抑揚進退，如孔子作《春秋》」（劉人熙《明詩評選序》中語）。要達成這三個目標，編選者應先有一套公允的鑒賞標準。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群、怨，這是孔子說明詩的功用，可能也正說明了編選《詩經》的標準；曾國藩曾想分古今體詩為四類，即氣勢、識度、情韻、工律，外加機神一類，如在各類中選出「獨到孤詣」的代表作品，則曾氏的標準可能著眼於詩的藝術性，而孔子的標準可能著眼於詩的思想性，無論從哪個角度去選拔，編選者居心的偏正、識力的淺深、體例的醇駁，都是選本成敗的要素。

目前詩歌的選本，約可分成十類：

各代選本——如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

斷代選本——如陳衍的《宋詩精華錄》、陳子龍的《皇明詩選》

地區選本——謝鐸的《赤城詩集》（浙東台州）、全祖望的《甬上續耆舊集》

各體選本——如姚鼐的《今體詩鈔》

專體選本——如嚴長明的《千首宋人絕句》

各家選本——如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

專家選本——如陸奎生的《杜甫詩選》、吳士毅的《洞庭吳氏集選》

各類選本——如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

專類選本——如葛質的《題畫詩鈔》、張信靈的《正氣詩鈔》

專題選本——龔弘的《釣台集》（專收與嚴子陵釣台有關詩）

無論是分期、分體、分家、分類的代表性選本，都需要專家去用心編選，挑出各期各類的優秀面目，使它簡單而精純地豁顯出來。

八、特殊語詞的斷代統計

所謂特殊的語詞，包括通俗口語中的單字短語、異族方言的轉語，及各代特殊的風俗制度所產生的名稱等。這些語辭有時在詩句中未必居於顯眼的地位，卻甚難解釋，一般箋注家往往忽略不注，一般辭書也往往失載，然而這些語辭在詩句的解釋上、考據的佐證上，常有用處，值得學者去統計研究。

要研究特殊的語詞，可以先作分人的統計，再作斷代的研究，如將元白詩中所見的方言，誠齋詩集中所見的俗語，一一加以統計，再擴充為唐代的語詞研究、宋代的俗語研究等，也是一條前程深遠的路子。

目前雖已有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彙釋》、李鑒堂的《俗語考原》、曲守約的《中古辭語考釋》、徐嘉瑞的《金元戲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劇俗語方言例釋》、陸澹安的《小說詞語彙釋》等，但想收齊任何一代或一種文體中的特殊語辭，少數的人力是難以勝任的，像張相的書，真可說是「寢饋功深」，但當他綜合各條詩詞的證據以假定某一語詞為某一意義時，或由於所輯的材料不完整、或由於句意往往可以兩通，所假定的意義就未必正確。如「好去」一詞，張相解為「居者安慰行者之辭」，但黃庭堅的《次韻裴仲謀同年》詩「青山好去坐無錢」，張書不曾將這個例子收入，如將這個例子收入了，則「好去」二字的意思，與張相「假定」的意思便有所不同。而黃詩句中的「坐」字，張相歸入「因為」條下，其實作「徒然」、「空枉」解，要生動得多。由是也可以說明解釋語詞的困難與統計語詞的重要。近年日人塩見邦彥作《唐詩口語の研究》專究「會須」、「儻令」、「盡教」、「合殺」等數百條，頗為盡心，但所輯仍不全，如「只是」、「祇是」並未納入。

至於各代的特殊名稱，如唐代人的「金縷衣」究竟作何解釋？杜秋娘所唱的金縷衣可不可以作「壽衣」解？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統計唐人詩詞中「金縷衣」的用法，唐人詩詞中用「金縷衣」處，除杜秋娘所唱以外，至少有十八處，據統計：兩次指壽衣，兩次指宗教仙女的衣服，八次指歌妓的華衣，六次指一般華麗的衣服。其中權德輿的《贈梁園惠康公主輓歌》「初笄橫白玉，盛服縷黃金。鳳度簫聲遠，河低婺彩沉」，及李乂的《淮陽公主輓歌》「金縷化邙塵，哀榮感路人」，都可以證明唐人貴族的壽衣，確用金縷衣作為一種榮盛的服飾，於是杜秋娘唱的《金縷衣》，不必作「壽衣」解，但有作「壽衣」解的可能性，參見《中國詩學·鑒賞篇》，這種斷代的統計，可以協助解決不少疑難。

九、作品先後的編譜系年

詩是作者心靈的投影，心事不易窺識，只有從創作的時、地、人、事各外緣的關係去考察，希望增進一些了解，所以將詩人的作品編譜系年，是解釋詩歌內容的最佳輔助。

詩人若遭遇的變故很多，居處不定，與庶務的關涉愈多，愈容易勘定其時事與年月。反之，明顯的事迹甚少，詩中又只寫些個人抒情的題材，自然較難考察。那只有努力分析作品的內容與生活的方式，並注意詩人相互酬答的關聯性，甚至將年代先後相近、生活地域相同的詩人，綜合纂連，彼此鉤貫，也可能增加些探察的線索。總之，這工作極艱難，需要高度的智慧與長期的耐力，如此由一人而一輩、由一輩而一代，再將各期各代的詩人編成一個總譜或詩史年表，對詩人的活動與詩的研究，極有價值。編譜系年的作法步驟簡述如下：

注視作品本身的消息——作品本身有著靈妙的消息，如杜甫在天寶十年（公元751 年）寫《杜位宅守歲》詩「四十明朝過」，又大曆三年正月初一寫《元日示宗武》詩「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據詩中消息就可以推定杜甫生於公元712 年舊曆正月初一。

碑傳資料的彙集——各種有關詩人的碑誌、傳記、詩話詩評、府志、酬答詩，以及有關生活、行蹤、交遊、心事等個別編集。

個人作品的系年——所謂「准居處、酌時事、證明游」，一一細心尋繹，然後以人系事、以事系地、以地系年，再循年貫穿，作成詩人個別的年譜及作品系年。

同期的詩人編譜——集合各詩人的作品系年，考查其離合的際遇及酬答的作品，編成一譜。像日人前野直彬所作《唐代的詩人們》一書，即截取初唐、盛唐中幾件國家大事或詩人們的盛會為核心，敘述了許多同期詩人的活動情形。如果將同期詩人都編成一譜，當然比他所寫的更周密更徹底。

各代詩人的總譜——詩人的降生或前或後，綿延不斷，據其生卒年月或仕宦創作的時期，核實次錄，集成各代詩人的總譜，再擴而為中國詩史年表。敖士英的《中國文學年表》，自屈原以下編至唐代以前，可說具體而微，如能依上述步驟切實地做，才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十、詩史流別的審慎釐定

一部偉大的詩史，就鴻博而言，須有總攬通觀的眼光魄力；就精審而言，須有慎擇約舉的考辨功夫。前面所說的輯佚或詩話的總纂等工作，都可使詩史包羅宏富；前面所說的辨偽、校勘、箋注、編年與格律的分析等，都可使詩史取材精審。所以一部偉大詩史的完成，必須是彙集前述點點滴滴的研究，總歸於這個全面性的、整體性的創建工程。

要編纂詩史，先須作詩史長編，長編的基礎工作應包括下列各項：作品評語的彙集（如譚黎宗慕作《杜牧研究資料彙編》）、詩人年譜的編訂（如張爾田的《玉溪生年譜會箋》）、師友影響的考述（如李嘉言在《賈島年譜》後再作《賈島交遊考》）、淵源流派的釐定（如徐英據鍾嶸《詩品》作《漢魏六朝詩派衍變略說》）。

詩史流派的釐定，應該作於最後，釐定流派時，可以從四個角度去劃分：

以「淵源所自」來分——如鍾嶸論漢魏六朝詩人的源流，謂古詩十九首及曹植等源出《國風》，阮籍源出《小雅》，李陵、王粲、曹丕等源出《楚辭》。徐英則謂阮籍源出《楚辭》，陶潛源出《小雅》，曹丕源出《國風》，而漢樂府一派，以楚聲雜以胡樂，對王粲、曹植、鮑照等影響亦大。

以「風格所近」來分——如楊啟高《唐代詩學》分風格為雄壯、婉麗二體，雄壯中雄渾瑰偉的如陳子昂、張說；豪宕恣肆的如李白、李頎；典贍奧衍的如韓愈、劉叉；清蒼幽峭的如賈島、姚合。婉麗中緣情綺麗的如初唐四傑與晚唐的溫李；沉鬱頓挫的如杜甫、岑參；沉摯俊秀的如白居易、鄭嵎；真朴淡遠的如張籍。

以「格律所近」來分——如董文渙從格律圖譜來解釋五、七言詩的格律，應以四言為權輿；而四言的格律，以曹操的《短歌行》為詩法的「開山」，證明古詩到曹氏父子已「具備正拗諸法」。又如王了一從五古的規律，分析王孟與李杜的五古有著明顯的分野等。

以「思想所近」來分——如林文月從詩中的遊仙思想，將曹植、嵇康、阮籍、何劭、張華、郭璞、庾闡歸納為同一流派。又由遊仙為主、山水為次的遊仙詩，發展成以山水賞美為主的山水詩，復將謝靈運、鮑照、謝朓歸納為同一流派等。

綜合這四種角度，靈活運用，對於流派的剖析，應極明晰。有了明晰的流派衍變，才能寫成上乘的詩史。目前已有的詩史，是陸馮兩人合著的《中國詩史》，由於缺乏考據的基礎，像賈島「推敲」的故事，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書中卻大書特書，而且對於流派的區分，又缺少歸納的實證，距理想的詩史還很遙遠。其他文學史中所敘的詩史，大抵只從文苑傳及詩話中抄一些資料，更不足以窺見中國詩史的全貌，所以一部偉大詩史的完成，正有待於研究者戮力以赴。

以上十條研究途徑，大抵是從考據的方法著手的，至於詩歌的鑒賞角度、思想類型及藝術形式等方面的研究，筆者都另有專書探討，在此不贅。舉述這十條研究途徑，深覺詩學的研究工作，任重道遠，過去的一些研究成績，只能作為一個起點，亟應趁著目前復興民族文化的熱潮，認清途徑，避免偏差，共同開創燦爛的前途，相偕欣賞詩國的花季。

最後，還須一提的，是我在這本《考據篇》中，除開列一份研究詩學的重要書目外，對於上述的十條研究途徑，提供了校勘、箋注、辨偽的方法，至於輯佚詩及作品系年等方法，還有待來日補述。我想：單就這些方法而言，應該是對的，但所舉的例證，哪裡敢說沒有錯誤！因為新資料不斷地產生，舊見解不斷被修正，所謂「學有新知，論多改定」，是千古以來必然的事，也是千古以後必然的事。既然如此，我還是勇于歸納實證、提出方法、開闢途徑。至於是否尚有疏漏、蒙受糾彈，那是在所不免，也在所不計的。高明的讀者正多著，匡訛正謬，歡迎指教，因為求信求真，原是本書的精神所在！

黃永武

識於台灣高雄1976 年12 月

（2007 年稍作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