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憂樂精神

在中華倫理文明的思想寶庫中，中華憂樂精神始終是其耀眼的明珠。它從對「道」的追求和關注進而發展成為一種對國家、對人民的深刻情感，將個體生命價值同自己所屬的國家、國民有機地結合起來，鍛造培育出一種特有的民族精神，從而成為中華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中華憂樂精神是其憂樂觀、憂樂意識和憂樂情懷的集中表現，表徵著中華民族為什麼而快樂，因什麼而擔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麼又是必須念茲在茲的倫理情感、價值眷注、性靈胸次、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灌注著中華民族的歷史理性、哲學智慧和文明機理，在中華倫理價值體系中佔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樂得其道」與「恐失其道」：憂樂精神的原點

遠古先賢們認識到，貫穿於天地萬物和社會人生的「道」既是可以體悟和覺解的，又是很難真正把握和成為己有的，並於「得道」之快樂的同時產生了「失道」的憂患，形成了特有的「樂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憂樂精神。周人提出的「敬德保民」以及對殷鑒所形成的憂患意識是其憂樂精神的集中表現，周公之「臨深履薄」和《易》之「明於憂患與故」，凸顯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倫理眷注，而其抽象的本質則是對「道」的認識、覺解和把握。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則有了對「樂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辯證性思考和價值性探求。孔子明確提出了「君子憂道不憂貧」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命題，顏回則用實際行動確證了「安貧樂道」的倫理意義。老子將「道」視作長生久視的本體、母體和始基，認為人只有尊道貴德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存、發展和安全，並主張復歸於道和與道合一。聖人之樂在於樂得其道，其憂在於恐失其道。宋明諸儒深刻闡發了形上之道的內在價值，「憂道學之失其傳」之情溢於言表，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為儒家聖聖相傳的倫理意義，浸潤著一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意識和憂樂精神，並主張「尋孔顏樂處」，把求道、悟道、體道和弘道視為人生幸福的根蒂並把實現天下有道視為人生應有的價值追求。

「與民同憂樂」：憂樂精神的核心

中華憂樂精神在形上層面集聚於對「道」的孜孜以求或失卻上，而在現實的政治關懷和倫理秩序上則指向「與民同憂樂」的倫理精神建構。在儒家看來，得道與得民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性，「道」作為一種天下公理，本質上與民心向背是相契合的。孟子在總結「桀紂之失天下也」的原因時指出「失其民也」，並認為「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由此出發孟子得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結論，系統闡發了「與民同憂樂」的王道思想。孟子見梁惠王時，大膽批評梁惠王只能「獨樂」而不能「與民同樂」，並說古之「聖王」無不「與民偕樂」，所以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他以文王建靈台靈沼為例，說明只有「與民偕樂」，才能「樂其樂」。孟子憂樂觀以「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與民同樂」為顯著特點，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先憂後樂：憂樂精神的價值呈現

中華憂樂精神在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層面始終充滿著群體至上和群體優先的性質，強調個體的憂樂意識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賦予這種先憂後樂以民族德性和美德倫理的意義，從而為個體成員的尊道貴德、修道成德開啟了通途。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藉助「樂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道論」及憂樂情懷，闡發了國家社稷和芸芸眾生價值的至上性和倫理的合理性，為江山社稷的保護與建設、民生倫理的改善注入了一種內在的精神動力。「先憂後樂」作為中華憂樂精神的基本旋律，彰顯了個體與天下倫理關係的次序，強調個體只有樹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倫理精神，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功德圓滿的人生志業。

此外，中華憂樂精神的理性化、情感化和價值化還使得中華民族發展起了一種獨特的憂樂文化，而其憂患意識、樂感文化、悲憫精神以及宋詞中「豪放」與「婉約」互補共振的倫理品質無不是中華憂樂精神的生動體現及其意義構成。

二

中華憂樂精神凝聚著憂樂觀的精華，表徵著中華民族「憂道」「樂道」的價值旨趣和倫理追求，並通過以民為本、天下為公、公忠體國、利濟天下的倫理情懷和道德操守體現出來，成為促進國家發展、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原。

以「道」為原點、以「敬」為基礎、以「仁」為內涵的價值建構

中華憂樂精神集聚於「道」上，並藉助於「敬」「仁」「禮」等價值觀念得以呈現，有一種追尋原點、夯實基礎、充實內涵的價值建構特質。憂患意識在周初表現為「敬」，此後則融入「禮」，爾後更升進為「仁」。敬畏天命人道，仁愛天下蒼生，禮讚道德價值，既是中華民族感到心靈充實的快樂源泉，也是其憂患意識的價值集結之所在。此種意義上的憂樂同體共源使得中華民族發展起一種特有的「樂感文化」和憂患意識，積澱為一種珍重歷史、注重現實和面向未來的價值基質，故此能夠「歷乎無窮之險阻而皆不喪其所依」，充溢著對「道」的孜孜追求與價值堅守，開掘出有限生命的無限價值，從而使個體生命獲得一種精神的依持和動能的支撐，成就合乎群類本性的倫理人生。

以民為根本、以公為要義、以國為依持的精神追求

中華憂樂精神的實質即是憂國憂民。「哀民生之多艱」以及對百姓生活的關注是中華憂樂精神的立足點和出發點，而對「民謨」「民苦」「民飢」和「民彝」等的深切體悟、同情和對人民在歷史發展中地位的肯定，既體現憂樂情懷的深刻性，又吐露出民本主義的倫理光華。憂民聯通著憂國，因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憂國是人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前途命運的深刻關注和價值眷注。明末清初王船山所言的「一人之正義」「一時之大義」和「古今之通義」反映了憂國的不同層面或性質。中華憂樂精神將憂國與憂天下聯繫起來加以關注，體現了一種「天下為公」的倫理價值追求或「公天下」的倫理特質。

「不以物喜」的稟賦、「不以己悲」的情懷與「先憂後樂」的德操

中華憂樂精神建構起來的是一種個體成員自覺地「尊道貴德」「志道據德」的憂樂觀，是一種自覺地融己於群、以國家人民和天下為重的倫理觀，建構起來的是芸芸眾生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是民族倫理精神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敦勉個體成員成就「不以物喜」的品格，培育「不以己悲」的情懷，形成「先憂後樂」的德操，為個體成員實現自己的幸福人生和倫理價值提供了本源性的動力和目標性的引領。在中華憂樂精神的陶鈞中，中華民族的大道哲學、大德倫理以及天下意識、國家情懷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為中華文明的綿延性發展和創新性傳承注入了一種源頭活水的滋潤與啟迪。

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古人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這裡提到的政治抱負、報國情懷、浩然正氣、獻身精神莫不與中華憂樂精神密切相關，或者說是中華憂樂精神的集中體現。

新的歷史時期，弘揚中華憂樂精神，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繼承和發揚中華憂樂思想和憂樂觀，有助於培養共產黨人「在黨憂黨」以及愛國如家的精神。我們的黨和國家雖然現在一掃過去的恥辱與患難，但在新的征程中依然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新的考驗，迫切需要有一種深刻高遠的憂患意識和報國情懷。全球化、市場化條件下少數個體成員執著於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訴求的現象，使得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有一種被稀疏、被擱置的傾向，而如果任憑這種被稀疏、被擱置的傾向無限蔓延就會釀成巨大的家國悲劇。因此，弘揚中華先憂後樂的倫理精神，對於我們培育新時期的愛國主義精神，對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具有一種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本根性的倫理價值。

繼承和發揚中華憂樂思想和憂樂觀，有助於培養共產黨人「權為民所用」和利澤民生的情懷。「憂民」實際上是檢驗一個黨員幹部官德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永恆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到我們共產黨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個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大小，都是在為人民服務，都需要有憂民所憂的情懷，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多為百姓謀福利，才能真正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以實現。

繼承和發揚中華憂樂思想和憂樂觀，有助於培養共產黨人敢於擔當、敢挑重擔的優秀品質。中華憂樂精神內含著深刻的使命意識、擔當意識和攻堅克難意識，要求人們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捨我其誰」的主體性、不敢懈怠的進取精神去幹事創業，始終把擔當放在心上，把責任扛在肩頭，用務實之舉、謀實之策、踏實之行去推動歷史前進、文明發展。

繼承和發揚中華憂樂思想和憂樂觀，有助於培養共產黨人居安思危、拒腐防變的意志和能力。領導幹部應當常懷憂患之心，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要始終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的強烈憂患意識。

（作者：王澤應，系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新形勢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16JZD00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