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楊念群等：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與現實關注

　　羅崗（華東師範大學）：

　　我是做中國現代文學的，但也同樣對汪暉的著作比較熟悉，也認為在我們學科裡面，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在1990年代之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經走到了一個非常困難的地步，當時做中國現代文學的很多重要學者說中國現代文學史要改名為民國文學史，而且民國文學史將來要放到中國文學史裡面去，就是說以後有清代文學、晚清文學，接著就是民國文學。這跟1989年重大的社會變化有直接的聯繫。

　　中國現當代文學曾有過重要的地位，但1990年代以後，中國現當代文學居然蛻變到民國文學史的地步了。所以，當時我們的考慮，就是讓中國現當代文學怎麼樣有可能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恢復跟這個時代的對話關係，或者說恢復某種活力。從汪暉的研究可以看出來，他也要從比較狹義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走到中國現代思想研究。在199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概念主要是通過汪暉的著作提出來，就是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因為講中國現代文學，我們馬上會產生一個聯想，現代文學，文學何以被稱為現代？把現代文學歸納到民國文學史，把現代文學直接轉化為民國文學史，覺得「現代」不重要，認為就是一個概念了，這個概念主要是理解為從五四運動，或者從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麼一段物理意義的時間，現代這個概念在當時是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實際上誰也沒有仔細探求它的意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的提出，好像是中國文學學科內部的考察，但是實際上，意義遠遠不止於此，它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學科內部的問題，更重要的一點，可能是對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思路提出了一個整體上的質疑，因為在現代化的思路裡面，中國無論是從社會制度還是思想文化，都要以西方現代化作為母本，作為一個追趕的對象，或者我們要變成西方，怎麼樣變成西方。通過對中國現代性的提出，這樣的看法遭到質疑，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在當時有很強的針對性，即對所謂現代化的敘事產生了一系列的質疑。

　　不過，我更想講的不是中國現代性概念當時具有怎麼樣的挑戰性，而是中國現代性問題或者中國現代性的概念又是怎麼被空洞化的。當我們一味強調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時候，我們會不會走向所謂普遍性跟特殊性二元對立的模式裡面？也就是說，如果僅僅在所謂西方文化多元主義的意義上強調中國現代性的經驗，表面上我們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論述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最強勢的代表），但是實際上是在「承認的政治」的意義上說現代性，比如說中國有現代性問題，韓國也有現代性問題，女性有現代性的問題，種族有現代性的問題……我們看見在西方世界、英語裡面，生產出大量的，在現代性前面加上一個前綴，在現代性上加上各種各樣修飾的概念，這樣的模板我稱之為「承認的政治」式的討論。中國的現代性本身，這個富有挑戰性的概念，在二十年的變遷中已經逐漸的空洞化，誰都可以講，大家在一個政治正確的意義上使用它。

　　這是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如果從學術思想變遷的角度講，中國現代性的概念有空洞化的危險，但是我們不是要簡單地放棄這個概念，不是要再找一個概念，我們要做的，是如何把它重新實體化。怎麼才能夠把它重新實體化？我覺得，在汪暉最近的一些具體的研究里，包括西藏問題、琉球問題，包括重新回到五四的歷史或者其他的研究裡面，包括他的四卷本的著作都可以看出來，有一種重新把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加以實體化的努力。

　　我們需要重新討論的是，現代性的問題是同一個所謂的特殊性，從原生的意義來講是西方世界產生的特殊性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種特殊性的訴求是怎麼被高度的普遍化，並且被我們所有人接受為一種普遍性的原則的？這個過程的展開需要我們重新探討。在從特殊性的訴求一躍成為普遍性的過程裡面，是各種各樣的非常複雜的鬥爭，或者說非常複雜的文化政治意義上的搏鬥、價值意義的搏鬥。但是僅僅這樣來講還是不夠，在這樣的意義上西方也是一種特殊性，只不過它搶佔了一個地位變成普遍性了，我們是不是也要搶佔普遍性的地位？如果這樣，我們還是在複製對方的思路。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然中國內部也存在著非常多的危機，這種危機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轉化，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我們有沒有可能充分將中國經驗闡釋為一種普遍性的原則？今天來說，恐怕不是經典的現代性，比如美國、歐洲其他的國家，他們如何重新構建世界的問題，而是那些在世界體系中被邊緣化、殖民過，有很強烈的現代化的訴求的國家如中國，怎麼重新改造這個世界。如果不改造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會越來越糟，中國的經驗會不會成為普遍性的經驗？這是一個鬥爭的問題，這個鬥爭的問題就是兩套普遍性的價值訴求的鬥爭。

　　在這樣的情況下，汪暉的工作，無論是回到宋代以來中國的傳統，還是最近提出的中國的跨體系的社會等等，都是跟這樣的意識聯繫在一起。中國的現代性概念空洞化的狀態恐怕是一個更嚴重的狀況，大家拿來變成了一個套話，是講了以後就把這個問題打發了的說法。

　　中國學術界要嚴肅認真地思考中國問題，就需要做這個重新把現代性概念加以實體化的工作。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

　　我覺得應該把汪暉本身的學術貢獻以及他在艱苦探索過程中所遭遇的苦惱、困惑，甚至面臨的困境置於一種時代背景的演變環境中來談，因為他的學術生涯和經歷，跟整個中國學術思潮、學術體制的變遷，或者廣義地說是與中國學術生態大氣候的變化密不可分，我們不能狹隘地僅僅把汪暉個人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而是應該在學術思想變化的坐標中對汪暉進行定位，從中探尋我們這代人努力尋究的問題以及面臨的挑戰。

　　我想舉個具體的例子談談我對汪暉思想與時代如何發生互動關係的理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界出現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刊物叫《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它在香港出版發行，其實編輯主體都是在大陸操作，當時刊發了許多探討中國問題的很有影響的文章。汪暉和我都是裡面的編委，參與一些重要問題的討論。當時有一個引起廣泛討論的話題，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的「規範化」和「本土化」，後來被提煉為「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這是1990年代最為熱鬧的討論話題之一，但爭來爭去後來有點變味了，爭論的焦點變成了到底應該是重思想還是重學術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似乎1980年代重思想，1990年代重學術，非黑即白，打來打去，也沒有結果。

　　我當時的立場跟汪暉基本一致，認為在當時學術成果的發表處於大量引進西學的良莠不齊的動蕩時期，提倡中國社會科學應該走規範化道路是有一定針對性的，當時的討論說實話層次也不是很高，大多數的文章集中辯論寫論文的注釋是否應該規範，以及如何規範等這類比較瑣碎的問題上。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反思以後，我發現盲目推崇「規範化」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惡劣後果。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出在大多數學者因為過度強調「規範」，從而忽略了對中國學術如何實現「本土化」問題的討論，或者說得嚴重點，這樣討論的結果有可能把社會科學「規範化」與「本土化」兩者本身對立了起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盲目強調「學術規範化」逐漸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是發表文章要在規定的學術核心期刊範圍內，高校學術體制的逐漸行政化，學術評鑒標準的日益刻板化等等。最後發展到了用「學術規範化」上綱上線，變成了一根可以隨意打人的棍子，加上媒體不負責任地推波助瀾，把「學術不規範」作為任意定性為道德品質上的「誅心」之論，都毒化了正常的學術討論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在什麼意義上是規範的，是刻板遵循西方意義上的規範，還是中國經過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學術積累和精華之後形成了自身的規範，這兩者現在完全被混為一談，而且再也說不清楚，我覺得以後說清楚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混戰一旦升級到道德「誅心」的層次，絞殺學術真問題的所謂大批判風氣只會愈演愈烈，使得真正的學術討論統統變成了不夠刺激的愚人行為。

　　我們暫且把「學術規範化」在中國如何變質這個問題擱在一邊，我想說的是，過度糾結於所謂「學術規範化」問題，其實恰恰會忽略了中國學術本身在什麼意義上具有「本土化」特質這個問題。當然現在再談「本土化」有些過時，可能早已變成了一個假問題。很多朋友說過，所謂中國的「本土化」其實是把中國當作一個特殊性的對象加以看待，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被置於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了，你在什麼樣的意義上定位「本土化」？你是在「西方」規範的意義上定義「本土化」？還是在中國本身原有的「不規範」的意義上（比如文化保守主義的言說策略）定位「本土化」？這兩者之間本身已經構成了一個無法填平的鴻溝，所以這兩個問題同時都變成了偽問題。

　　我們現在再回首反思1990年代有關「學術規範化」和「本土化」討論的時候，會發現我們當時提出的學術自主性的目標，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是否能實現中國學術自主，不在於我們能否完全遵循西方意義上的「學術規範」，因為這個問題不證自明，無需討論。學術自主的實現在於我們能否融會貫通現有的知識資源，轉化成討論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真問題。汪暉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麼，如何評價汪暉扮演的角色呢？我覺得汪暉採取的就是「跨」的方式，他不斷把中國所遭遇到的各種歷史和現實問題，提煉成西方能夠接納和理解的形式，在西方話語世界中傳播開來，造成影響。又經過不斷跟國際知名學者進行交流對話，把國際上一些適合中國學術需要的範式和話題引進來進行辯駁討論。這種「跨」的角度，通過不斷穿梭於兩種場域和境遇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消解了原先刻意構造出的「本土化」、「規範化」之間的二元對立。同時，汪暉的位置也具有其不確定性，汪暉到底代表中國還是西方？有人說他很晦澀，引用了不少西方理論概念，但是其實施的批判性解讀又說明他不能完全代表西方，但是反過來說，他代表中國嗎？也不一定，因為汪暉討論問題的整體框架受西方理論的強烈影響，儘管他從中融合了中國自身亟待解決的若干問題，這是一個中國過渡期歷史非常重要的特徵，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一般性特徵。從梁任公到李澤厚都具備了這種「跨」的雜糅性。汪暉之所以可以被作為討論的對象，我認為，就恰恰在於其位置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因為他尚不斷處於「跨」的狀態之中，而且仍在尋求「跨」的意義，這是我對汪暉在「學術規範化」及「本土化」討論以來尋找自身位置一個理解。汪暉的不確定，變成我們討論的起點，同時也可能會帶動一個新的學術生長發展的契機。

　　我們現在的輿論圈同樣把媒體和思想界的討論規則雜糅在了一起，但這種雜糅是有害的，因為兩者還在推波助瀾地糾纏於1990年代以來已經非常過時的「偽規範化」問題，汪暉所提出的所有重大的問題全被遮蔽掉，這是中國學術界非常大的悲哀。

　　第二，我想說的是，汪暉所謂的「跨」，其限度在什麼地方？如何「跨」得更加合理呢？我認為，汪暉最重要的一點是打破了學科專門化體制對現有中國學術的禁錮和限制，在這點上，他超越了1990年代中國「學術規範化」和「本土化」討論所自設的藩籬。因為當時有一種潛在的共識，那就是談「規範化」比較多的學者認為應該完全按西方的路子走，而強調「本土化」的人則掀起了一股新文化保守主義的潮流，所謂「學術史」的興起即與此背景有關。當代學術史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奢望恢復一些貌似很純潔的傳統，比如對陳寅恪、王國維等人思想的挖掘，而沒有考慮到其實他們的成就卓著恰源自於吸收西方理論，正是一種「跨」的標本。完全輕視西方的作用，力圖完全恢復到中國原生態的學術脈絡裡面，給自己定位，認為包裝過的一些「國學」就真是所謂中國原創的、傳統的再生，實際上怎麼可能呢？我們的生活從裡到外都全球化了，學術界時時刻刻用的是西方滲透進我們腦海里的思想、概念和成果，我們怎麼可能會真正實現「本土化」？這個問題的提出看來也可能是個偽問題。

　　比如說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談到了「國學」的命運。所謂「國學」，不過是漢學一個變種而已，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這個論斷，但「國學」仍然是「跨」學科的一個結果。我再想說說「跨」界在構造現代中國學術的意義。比如汪暉是文學出身，但卻改作思想史研究，我覺得他提出的歷史問題，已經超越了「文學」和「歷史」作為學科給自己規定的界限。我們現在的學科分類非常細化，有了二級三級及各種學術方向的劃分和限制，路子越走越窄，我相信，在未來幾年幾十年裡面，像汪暉這樣頻頻跨越自身受教育領域限制的學者肯定會越來越被主流學界所承認。當然現在有人對「跨學科」的說法提出了異議，認為強調「跨」某某學科本身這個說法是不是更加強化了專門化本身的特性，比如歷史學跨到了人類學，人類學反向跨入了歷史學，是不是反而強化了學科分類的意義？

　　但我覺得，就目前中國惡劣的學術生態而言，我們只能在「跨」的上面尋求突破，我還沒有發現其他可靠的途徑。在這點上，汪暉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比如他提出關於「帝國」構造的問題，就是想超越「民族國家」話語的限制。關於清朝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帝國」這個問題，我和汪暉的看法有分歧，我認為他可能過度受到西方學者對西方歷史演變解釋的影響，直接移植過來用於分析中國歷史，是不是合適，我們可以再討論。但是他關於清朝建立「大一統」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在四大卷《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帝國與國家」這一卷中特別提出「今文經學」和清朝建構其合法性之間擁有關聯性等等觀點，都是頗具啟發性的。我覺得在如何「跨」越學科專門化的限制這一點上，汪暉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典範。至少在「規範化」與「本土化」的討論之外，我們有可能多出一種選擇。

　　最後我想談的一點是，我們不僅要看到汪暉的成就，他的困惑和苦惱也可以作為一個範本加以分析，因為他的苦惱和困惑也是整個知識界所遭遇的困境，也是需要我們一起來分擔的。我覺得他的苦惱就是其身份的不確定性。當他自己在不斷尋求「跨」越學科界線，跨越中西學術討論藩籬的時候，他自己的位置如何準確地加以定位呢？這就是他自己曾在《汪暉自選集》序言里談到的近代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這個問題在現當代還存在，而且越來越嚴重，劉禾說過一句精彩的話，她說：當代中國學界往往要「根據什麼東西不是中國的而來決定什麼是中國人」，這就是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所謂「現代性問題」吧？有人說汪暉面對西方時變成了中國現有思潮的代言人。中國學界確實需要在西方鳴響自己的聲音，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對他來說也有危險的一面，危險在於他可能下意識地圍繞著全球化浪潮給中國設定的很多議題，有意無意充當全球化過程中中國跟西方之間溝通對話的角色，不自覺地又可能成為西方話語在中國轉化的代言人，那麼這種轉化的代言哪些是適合中國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可能汪暉比一般學者要擔負起更大的甄別責任。這點不僅是汪暉可能遇到的困難，也可能是我們中國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學者共同面臨的困境。當大家把你作為一個符號、一個領袖放在那個位置的時候，西方認為你是中國學術思想代言人的時候，你可能會不自覺地按照西方喜好的議題安排自身的言說體系。

　　我跟汪暉是老朋友，但當我們討論其思想的時候，更應該出於諍友的直率態度。汪暉的成就的確非常了不起，是我們這代人的驕傲，但是他也有困惑，我希望以後的討論多說些困惑，和如何解決這些困惑，少說些溢美之詞，這也是對我們整個學術討論能夠健康發展的期待，也是對汪暉本人，對整個中國學界有所期待，同時也對我自己的研究是個鞭策。

　　賀桂梅（北京大學）：

　　我想在二十年來學術思想的變遷這樣一個比較大的歷史視野里解讀汪暉的研究工作。談二十年來學術思想的變遷，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1980年代知識界形成的共識在1990年代以來的分化。實際上，1990年代以來發生的許多論爭，核心問題不僅是1990年代不同立場或者知識脈絡間的分歧與論戰，更關鍵的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論戰；而且這個論戰一直延續到今天。

　　我們經常說1980年代是一個「共識的時代」，也就是說知識界形成了一些普遍關注的、共同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立場。這種「共識」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基礎上。一個最基本的現實態度就是是否支持改革，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知識的、學術的、思想立場的二元對立，包括計劃和市場、國家和社會、革命和現代化、傳統與現代等等。而且，我們今天置身其中的學院體制和主流的知識體制本身，其實也是在1980年代改革過程當中形成的。我們追溯歷史不要走得太遠，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初期的高考制度，尤其是學位制度培養出來的一群人，可以說也就是1990年代最活躍的一批人。有時我們也會把他們叫作「85學人」，因為他們是各個學科領域新建立的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制度的最早一批畢業者。1980年代那樣一個共識的時代，同時建立了學院體制和一套主流的知識體制。有著三十年歷史的這個學院體制和知識體制，不止是改革的產物，而且也是改革的一個構成部分。正因為它是改革的構成部分，所以1980年代建構的共識（其實是一種後冷戰的二元對立）也落實在學院體制的主流知識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