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被四面夾擊的胡適

　　早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就明確表達了對自由主義的否定態度。他在《中國之命運》中，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認為這兩種思想「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不切合國計民生，有違民族文化。他甚至認為，「自由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馬前卒。

　　「被殺死的摩西」　　在台灣，胡適度過了人生的最後4年，也是他被四面夾擊的4年。他與時代的摩擦達到了高潮。他為自由而去，但在台灣他依舊沒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對朋友嘆息說：「寧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適在日本東京接受記者司馬桑敦採訪時，曾有一段分析大陸學者吳虞的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他被指為左派，後來變為中間偏左，而逐漸的中間偏右，現在則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了。」　　吳虞是胡適的老朋友。40年前，胡適給吳虞的書寫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但時過境遷，人到暮年的胡適與老戰友吳虞的命運卻驚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他對吳虞的評說，看起來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陸方面曾經掀起過兩場對胡適的批判。從政治高度把他樹立為「人民公敵」，與蔣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國文化的「買辦學者」、「文化帝國主義」代理人和舊中國學界的領袖。胡適幾乎所有的門生舊誼都寫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與胡適劃清界限，都說過一些在今天看來會後悔的話。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形容說：「一犬吠影，十犬吠聲。」　　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早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就明確表達了對自由主義的否定態度。他在《中國之命運》中，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認為這兩種思想「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不切合國計民生，有違民族文化。他甚至認為，「自由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馬前卒。　　在台灣，蔣介石站穩腳跟後與「自由主義」者的蜜月期就結束了。自由主義思想構成了威脅其政權的離心力，蔣經國化名為「周國光」，通過「國防部總政治部」發布了絕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　　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回台灣時，一本《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已散發到台北各機關。這本攻擊胡適的書雖是匿名文字，既無出版地也無發行人，但殺傷力極大。它將丟失大陸的罪責歸咎於胡適，認為因胡適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對孔子，才破壞凝聚力，渙散了人心、軍心，最後導致「學運」不斷，軍隊望風而降。而胡適則是「國民政府」敗退的思想罪人，「剿胡」應該納入「反共復國」的總體戰略中。　　胡適逝世前兩年，雷震因《自由中國》案而入獄，從某種意義上即是為了胡適一生宣揚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適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敗而告終，他有一種強烈的破滅感。這年底，他給朋友張佛泉的信中沮喪地說：「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　　胡適去世前一年，他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變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新儒家學者。對胡適的文化立場攻擊，又如雪片而至，鋪天蓋地。參與圍剿的既有「立法委員」也有曾在胡適面前謙稱後學的文化人。　　此時，無論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各領域，胡適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義者的陣營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協和不夠激進而備受指責。胡適的健康也急劇惡化，去世前很長時間都必須住院養病。　　胡適一生都是在批判與論戰中度過的，這種衝突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達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後，爭議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還未結束。　　胡適死後，張愛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回憶：「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那麼，胡適是不是那個被殺死的摩西呢？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胡適已經逝世50年。就像我們去年對魯迅的回顧一樣，他們無法互為準繩，但都可以作為時代的一面鏡子。　　破壁者的「文藝復興」　　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時代的前夜　　「如果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這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18章中的一句詩。1917年3月，26歲的胡適把這句話翻譯在日記中。4個月後，胡適乘坐輪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闊別7年的中國。　　胡適對這句格言情有獨鍾，兩年後他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的演講中再度提起，並重新翻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便看看不同。」演講最後他大聲呼籲：「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胡適回國之前，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規劃。這一年的1月，他去費城講演，順便去看望了在華盛頓的同學朱經農。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兩人談話後的感想：「我們預備10年以後中國人有什麼樣的思想，此問題最為重要，非一人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也。」此時的胡適，已經立志回國後要去影響、塑造中國人的思想了。　　實際上他在1915年就有這樣的想法。他在這一年5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國人導師之預備。」這時候他已把「國人導師」作為自己的目標，並且開始為之奮鬥。4個月後，胡適結束了康奈爾大學的學業，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部跟隨杜威研究哲學。　　回國之前，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已經向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為教授，甚至願意把「文科學長」的位置也讓給他。對胡適而言，進大學教書是個再好不過的選擇。他在美國與教授亞丹的談話中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　　不過蔡元培看中的並不是胡適肚子里的洋墨水。胡適晚年回憶，蔡元培決定聘請他，是因為看到了他在美國寫的考據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這是一篇研究《詩經》中所有「言」字意思的文章。　　胡適去美國時還是宣統的年號，回國已換新天。但滿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卻大失所望。國號變了，國體也變了，他卻沒看到任何新的氣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依舊死氣沉沉，古國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氣。　　胡適把這些見聞寫進了《歸國雜感》。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戲，演員還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2年前的舊古董！」而他13歲初到上海讀書的時候，他們就佔據著舞台。胡適對朋友說，這大舞台就是中國的縮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做戲的還是那幾張老臉。　　他去逛書店更加沮喪，抽出一篇《墨學微》，還是梁啟超14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一個字；當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說是《新華春夢記》。他再去看英文書，「大概都是些17、18世紀的書，內中有幾本19世紀的書，也都是與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書」。有名氣的英文教師連蕭伯納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更不要提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適更加感慨：「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是真正的民主共和體制遠未建立。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接著袁世凱又罷免了國民黨人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職務。孫中山和黃興即起兵討袁，號稱「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敗。孫中山、黃興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凱又囚禁了章太炎。隨後袁世凱稱帝，旋即暴斃。就在胡適的歸船在橫濱靠岸補給時，張勳的辮子兵剛剛衝進北京，導演了一場復辟鬧劇。　　在這個時代變革的前夜，感到寂寞與苦悶的並非只是胡適。遠在北京的魯迅，那時的周樹人，正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著生命。他搖著蒲扇，「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逛琉璃廠、抄古碑是周樹人苦悶中的唯一寄託。　　「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胡適後來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寫道。　　在胡適的意識中，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革命的問題。這與當年逃離仙台的魯迅十分相似。魯迅要改造的是國民性，而胡適的口氣更大一些，他要做「國人導師」。回國前，胡適豪情萬丈地填了一首《沁園春》，以詞明志：「且準備搴旗做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失望中，胡適不忘回趟安徽績溪老家。母親對他說：「你種的茅竹，現在已經成林了。」只是當他坐在上海劇場里看戲的時候，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時代推到大舞台的中心。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胡適正式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這時離他26周歲的生日還差3個月零1周。當年北大的校慶和胡適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適還曾做過一篇考證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實際是庚子義和團運動後復校的日子。真正京師大學堂創立的日子應該是1898年12月3日（現在北大的校慶是5月4日）。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四公主府」里了。當時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型大小」。胡拿著260銀元的一類月薪，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身8號，那是北大的單身宿舍。　　胡適在北大第一次亮相併非課堂，而是這一年的開學典禮上。他做了《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講，希望用現代大學的理念來改造中國的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　　蔡元培主政時的北大，正是人才薈萃的時代。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劉半農、陶孟和等陸續到來。「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規模較小但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說。很快他就成為一顆學術明星。　　1917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並非「時無英雄」。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幾尊大神還都健在。年紀最大的嚴復65歲，年齡最小的梁啟超只有45歲。但就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了「功成身退」的階段，否則剛回國的胡適也不會在書店裡找不到一本可看的書。他面臨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差異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進入民國後，中國的政體雖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實質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政治現象反而更加混亂。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　　面對時代的挑戰，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但卻是無法突破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缺乏對「西學」親切而直接的認識。他們關於西方文化的認識大體都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對這一現象，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這些搞「西洋思想之運動」的知識分子都是不懂西語的，吸收「西學」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膚淺」、「錯誤」。所以搞了20多年的西學運動，也沒有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對於文化的核心問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經沒人能發揮指導作用了。嚴復晚年的思想越來越保守，因此並不願再談西學問題，更不願談什麼中西融貫，甚至退回到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了。國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堅硬的牆，急需一個破壁者。胡適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他的優勢在於不僅接受了良好正規的西方學術訓練，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工業文明也有第一手的體驗和觀察。　　胡適留美7年，正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在這7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正處於低潮時期。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使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二十六七歲的胡適就成為時代思想的發言人。　　胡適用來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即尼采所說的：「重新估訂一切價值。」這種價值重估的態度，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治的層面提升到文化的層面，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從此以後，「中學」、「西學」的舊名詞基本便被「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類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余英時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蕩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於是，胡適的出現象徵著中國近代思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北大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便成為第一個價值重估的實驗室。　　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老教授陳漢章。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胡適接手後，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並儘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線索。不講權威，講證據，用西方邏輯學來講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諸子百家，都可以討論和批判。　　歷史學家顧頡剛就坐在課堂上，他後來記述道：「他（胡適）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這樣的思想震動，彷彿當年走進萬木草堂的梁啟超。　　「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胡適則捅破了這蒙壓在知識分子心頭的窗戶紙，把顧頡剛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東西說了出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這本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以儒非墨，也不「獨尊儒術」，而是諸子平等，「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自視甚高的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也肯定了蔡元培對胡適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來說，並非溢美。」　　余英時不無感慨地寫道：「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從美國帶回的「實驗主義」。在胡適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寫道：實驗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需勇於實行來試驗過。胡適特別提出：「實踐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在半個多世紀後，這句話又以極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並再度開啟了一輪思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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