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一篇關於陝西當下文學批評現狀掃描的文章

三足鼎立,眾聲喧嘩

——中國文學批評地圖陝西版①現狀掃描

孫新峰

(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陝西 寶雞,721013)

 陝西作家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濃厚的鄉土情結。誠如白描所認為的「陝西作家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具有豐厚的地域文化背景」。他說:「陝西作家都有一塊自己堅守的領地,比如三個領軍人物路遙、陳忠實和賈平凹。其中路遙代表了高原型氣質形態,開闊豁達;陳忠實代表了平原型氣質形態,堅實厚密;而賈平凹則代表了山地精神氣質形態,靈秀俊逸。」[1]他認為陝西三個地理板塊,三個文化板塊,造就了陝西作家的寫作風格,使得陝西作家的精神氣質出現了鮮明的分野:有淳樸雄渾的高原型、舒緩沉穩的平原型和輕揚靈脫的山地型。而陝西師範大學李震教授認為,「陝西的文化傳統除了陝北、關中、陝南三種文化外,還有一種不容忽視的胡夷文化。這種文化有其自身特點,值得研究,其代表作家作品包括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葉廣芩的家族系列小說以及紅柯的作品等」。[1]可以說,陝西三大地理文化版塊,對陝西作家其人其文在氣質個性、創作理念、敘述主題、人物形象、文本風格等方面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且這種文學和文化版圖的對應一直受到學界的重視。楊義指出:「解讀中國文化密碼的任務就是給中國文學和文化發一張中國式的通行證,讓他與當代世界對話」[2](P430),照此推論,解讀和梳理陝西文學批評現狀,就是為了給陝西文學和陝西文化發一張陝西式的通行證,讓中國文壇都能聽到陝西的聲音。與陝西作家類型化創作風貌相對應,陝西的文學批評版圖也呈現出比較清晰的三足鼎立圖景和眾聲喧嘩的局面。

首先是以梁向陽、馬澤等為代表的高原派。他們立足陝北高原文化,以延安大學文學研究所為平台,主要研究路遙作品。如前所述,因為路遙是高原型氣質形態作家的代表,這些人主要研究路遙,所以將他們歸為高原派。儘管路遙已經逝世,可是其作品尤其是《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隨著時代的推移,其魅力愈益彰顯,價值不斷凸現。尤其是路遙繼承並堅持柳青以來的的人道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巨大成就,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推崇和學術界的重視。在路遙的校友、著名青年評論家李建軍這個精神領袖的感召下,陝北高原路遙研究的規模日益擴大,檔次也越來越高。繼《路遙研究資料彙編》(馬一夫,厚夫,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之後,又先後出版了《路遙紀念集》(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路遙評論集》(李建軍、邢小利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藉助延安大學出身的、常年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編審、現在又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著名陝籍青年批評家、路遙研究專家李建軍的影響,以及延安大學革命「聖地」、路遙生前母校的獨特條件,延安大學的路遙研究在全國樹立了不容忽視的學術地位。2007年延安大學承辦了首屆「路遙文學國際研討會」,具有里程碑意義,標誌著延安大學的路遙研究已經進入了新的高度、新的階段。

其次是以李國平、馮希哲等為代表的平原派。他們立足關中平原文化,主要從事陳忠實研究。因為陳忠實是平原型氣質形態作家的代表,所以將這類人及其研究歸入平原派。在日前寶雞文理學院舉行的「陳忠實創作報告會上」,陳忠實談到自己的《白鹿原》創作動因時,再次強調了陝北文化和關中平原文化的異同。他說「《白鹿原》只寫平原,寫的主要是西安周邊三個縣(藍田、咸寧、和長安縣)的事情」。「和陝北文化赤裸裸的感情表達不同,《白鹿原》主要寫關中平原以儒家倫理文化濡染為中心的一群人的命運」。「寫當地的道德規範、禮儀規範。寫的時候就要尊重當地民風民俗」。 [3]值得提及的是,著名作家陳忠實親自擔任西安工業大學陳忠實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評委、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擔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曾經這樣說,「陝西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個叫『筆耕文學組』的青年文學批評組織,有十幾個批評家,經常研究探討陝西文學」,可是,「現在,我們在全國視野看陝西評論界,年輕的似乎只有李國平,但他也40多歲了,更年輕的也是沒有人。」[4]這句話不一定很準確,但是從中可以窺見李國平的地位和影響。平原派主要以西安工業大學陳忠實當代文學研究中心和白鹿書院以及陝西省作家協會機關刊物《小說評論》為研究平台,對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陝西作家作品進行全方位解讀,尤其是2006年原商洛學院賈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所長邰科祥的加盟,更加壯大了西安工業大學這方面的研究批評力量。其組織編選的《說不盡的〈白鹿原〉》(馮希哲、趙潤民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和《走進陳忠實》(馮希哲、趙潤民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等專著,以及由《小說評論》編輯部出面承辦的全國文學期刊研討會,均在學術界造成了一定影響。應該指出的是,陝西幾個老牌高校也分別有以陳忠實命名的相關研究機構,如陝西師範大學的陳忠實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以張國俊、李震、裴亞莉、盧洪濤等為代表)等,但是這些機構在近年尚處於積蓄力量階段,製造的聲音不夠大,與其名牌院校不很相稱。

第三是以孫見喜、韓魯華、馮肖華等為代表的山地派。他們立足陝南、西部山地文化,主要以賈平凹及其文學為研究對象,以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寶雞文理學院特聘教授賈平凹為當然領袖(寶雞文理學院陝西文學研究所也是於2006年在賈平凹的直接指導下成立的,賈平凹專門題寫了所名——筆者注),而賈平凹研究方面的陝西早期權威是西北大學的費秉勛,其以《賈平凹論》(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孤著橫絕,奠定了在賈平凹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他也是山地批評派的精神領袖。出身於陝南山地的賈平凹是山地精神氣質形態作家的代表,因此將這類人及其研究歸入山地派。山地派主要以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賈平凹文學藝術館、寶雞文理學院陝西文學研究所、賈平凹之友網、商洛學院賈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丹江潮》雜誌(商洛市青年作家協會機關刊物)等為平台。長期追蹤研究賈平凹的專家、小說《山匪》作者、商州人、現太白文藝出版社編審、賈平凹文學藝術館常務副館長、賈平凹之友網站站長孫見喜,被稱為以賈平凹、京夫、方英文等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的總設計師。「孫見喜是當世為賈平凹立傳的第一人,也是為活著且不斷變化的作家立傳的第一人,更是跟蹤觀察、迅捷報道賈平凹行跡的第一人」。[5](P192-193) 「正是他,把本是散兵游勇的商洛作家聯絡、團結在一起,從而在陝西以至全國掀起了一股商洛作家的衝擊波」。[5](P179)多年來,在他的積極推動和影響下,山地派出版了《當代商洛作家群論》(邰科祥等著,三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鬼才賈平凹》(第一部、第二部)(孫見喜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賈平凹評傳》(孫見喜、李星著,鄭州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賈平凹前傳》(全三卷)(孫見喜著,花城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賈平凹傳》(孫見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出版)、《賈平凹透視》(丹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廢都後院》(魯風,重慶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秦腔大合唱》(王新民,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平凹的藝術》(賈平凹、馮有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等一系列賈平凹生活傳記專著。孫見喜和其他旅居西安的商州籍(甚或西安籍)評論家一道,為推介賈平凹、京夫(已逝世)、方英文等商洛作家不遺餘力。因為多年來在賈平凹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韓魯華被從陝西廣播電視大學調入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他的專著《精神的映象(賈平凹文學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以及他牽頭編寫的《秦腔大評》(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出版,作家出版社,2005年)在學術界貢獻很大,已經成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秦腔》再研究的經典參考資料。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賈平凹文學藝術館館長木南組織拍攝的《秦腔後記》影視藝術片以及大量的賈平凹生活素材,成為未來研究作家生活影像的珍貴的中國當代文學不動產。2006年地處陝西西部山城寶雞的寶雞文理學院結合學院陝西文學研究基礎雄厚、科研潛力巨大的實際,搶注商標,成立了全國第一個陝西文學研究所,標誌著陝西文學研究走向了規範化、科學化。該研究所凝聚了馮肖華、趙德利、馬平川、孫新峰等一些中青年學者,先後出版了《陝西地域文學論稿》(馮肖華等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時期陝西文學民間文化闡釋》(趙德利,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賈平凹作品生態學主題闡釋》(馮肖華等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賈平凹作品商州民間文化透視》(孫新峰,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10月)等專著。以《賈平凹當代中國文學高度問題的思考》(馮肖華著,《蘭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和《論陝西文學的傳奇性》(趙德利著,《蘭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新時期陝西文學民間文化闡釋》(趙德利,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陝西文學苦質精神的遺落與重鑄》(趙德利著,《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等論文(著作)以及陝西第一個國家級西部文學研究科研項目「陝西地理文學與歷史文化淵源互文性研究」(馮肖華主持,批准文號:05XZ008)為標誌,該研究所已經在陝西文學的民間文化研究批評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學術話語權。

除了以上這三類顯在的研究批評流派,其他研究均呈現出散在的眾聲喧嘩狀態,大多不成系統。按照一般理解,作為陝西省實力派作家賈平凹的母校,西北大學最應該在陝西文學研究和批評方面製造出聲響(或者擁有兩個著名作家朱鴻和紅柯的陝西師範大學應該當此重任),西北大學也為此專門成立了中國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以劉煒評、楊樂生等為代表),如果該中心真正運做起來,的確可以號召和團結全省一切文學研究力量,而且西北大學還專門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國散文研究所(陳長吟擔任所長,可是其成果均未超出賈平凹《散文研究》的成就),占天時據地利,倘假以時日,是完全可以統領起全陝西的文學研究的,可是近些年該中心正處於積蓄力量階段,凝聚力、競爭力和號召力不強。陝西師範大學不僅先後吸納了朱鴻、紅柯等兩個優秀作家,而且於2007年11月和陝西省作家協會攜手舉辦了「新時期陝西文學三十年」學術研討會,展示了老牌學校對陝西文學研究的重視和一個名牌大學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涵養。然陝西文學批評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況。呈現出一多四少:對已經有定論的作家評論多,如主要集中在三駕馬車——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三個人身上;對已故的知名老作家諸如柳青和李若冰等研究少;對正在成長中的作家關注少,比如對陝西著名作家紅柯、朱鴻、冷夢等的研究批評,除了《延河》主編常智奇、《小說評論》編輯部主任邢小利等評論家偶爾發聲之外,沒有形成一定的音強;對70後、80後作家研究少;對女作家研究少。筆者以為,這一方面原因在於功利性批評環境造成。一般來說,評論有定論的作家很好發表,而評論潛在的文學力量往往找不到發表的平台,因此許多評論家寧願研究當紅作家,也不願關注潛力作家;另一方面可能在於陝西作家和評論家「文人相輕」的傳統造成。也就是創作和批評良性互動的文學場域沒有形成。大學一般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培養作家,在陝西許多高校還存在著單純的文學創作不算科研成果的認識,在晉級升等問題上對作家型學者要求很苛刻;而作家也有自己的理解,認為自己的創作能力和成就是後天努力得到,與大學教育無關。其實,作家與評論家本身就是一個母體生成(18世紀評論家主要是脫離了文學生產專門從事宣傳的作家),本來就是食客和廚師的良性關係,互為唇齒,可是市場經濟、紅包批評、庸俗批評、血親批評等的客觀存在以及許多作家諱疾忌醫的批評事實,一度造成了陝西作家和評論家相對關係緊張的尷尬局面。李建軍博士「直諫陝西文壇事件」至今餘波未平就是明證。應該看到,陝西學院派批評代表人物李西建、李繼凱、趙學勇、閆慶生、李浩、段建軍、周燕芬、趙德利、邰科祥等國學底子雄厚,評論成果豐碩,而且各自均有一套成熟的理論武器。他們腳踏實地,以務實的作風,用自己的悟性和學養對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進行著真切的文學審美,從中引導和構建具有自我特色的原創性的思想萌芽、理論思想和學術體系。他們目光如炬,含英咀華,「是吃青草而不是吃乾草長大的批評家」②。他們洞察著陝西文壇的動向,每出言論必切中肯綮。他們雄厚的文學理論功底和相對敏銳的學術眼光為學院派批評的後續力量的培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誠如李震所言,「現在整個陝西活躍在文壇和批評界的主要是陝西師大和西北大學畢業的」。[6]相信這些學院派批評家的學生——新生批評力量尤其是70後、80後批評群體的加入,對改善陝西文壇作家和評論家緊張關係會起到積極的建設性作用③。著名評論家孫見喜有一個比喻,「作家是紅薯,評論家是稱,說你幾斤就幾斤」。[7](P37)這就要求學院派批評家掌秤一定要公平,出語要謹慎,尊重作家勞動,不能帶有色眼鏡去對待作家創作。

作為中國文壇批評重鎮,陝西有一批優秀的老評論家。他們奉行不結盟原則(或者說現在看不到他們主要研究、批評或只肯定某一個重要作家,不能把他們簡單地歸入高原派、平原派和山地派之列)。如同秦腔一樣,他們是秦地批評的代表和象徵。對陝西文壇瞭若指掌,對中國文壇狀況爛熟於心。他們作風穩健塌實,態度冷靜客觀。沉默是他們近年以來外在的表象,「蹲踞」是他們的批評姿態。從不輕易發言,但是並非無所作為,而是該出手時才出手。一旦開口,說出來的話有相噹噹量,甚或能夠左右陝西批評的方向。他們用自己過硬的批評實績闡釋著「姜還是老的辣」的現代意義。他們主要側重於對西部文學、陝西文學的整體宏觀研究,客觀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茅盾文學獎評委、原《小說評論》主編李星近年仍然比較活躍,他對賈平凹、陳忠實、路遙的文學創作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等宏觀定位批評一直保持銳敏超前的姿態,顯示出可貴的問題意識和精警的判別能力,尤其是近年在賈平凹及其對文學貢獻和意義探索上頗多創穫④;早年就以《賈平凹論》(費秉勛著,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奠定了賈研方面權威地位的費秉勛近年專門從事神秘文化研究,據可靠消息,他即將在賈平凹「萬物有靈論」創作思想成因研究方面取得突破;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暢廣元也是陝西批評界一員宿將,他的《陳忠實論》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是陝西文學文化批評的奠基之作,而他對賈平凹三農題材作品反映農民精神進程等的論斷,更是被廣為援引。陝西省文聯專職副主席蕭雲儒——散文寫作要"形散神不散"論點的提出者和中國西部文學、西部文化理論體系的開創者、建設者,他在陝西作家的宏觀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其《中國西部文學論》著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至今被人稱頌。另外,旅居異域的陝籍評論家何西來、白描等也一直高度關注陝西本土文學批評。而以北方著名評論家李建軍和以南方著名評論家謝有順為代表的路遙與賈平凹研究,與陝西本土文學研究互相呼應,雙峰並峙,無論是正面肯定還是反面批評,客觀上都為陝西作家研究的繁榮加力添薪,有力地促進了陝西文學批評事業的發展,他們為陝西文學批評提供了理論資源,為陝西文學走向全國做出了貢獻。

與學院派批評相對應,陝西文學的媒介批評也有了進展。這其中以著名青年評論家馬平川和西安商報著名報人田沖、文化人、作家陳倉、《華商報》著名文化記者王鋒、狄蕊紅、陝西省新聞出版局王新民等為代表。他們都有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在評論的選題、評論寫作文風方面一掃學院派刻板的套路,進行個性批評,不靠搜羅資料、引經據典取勝,不拘泥於一字一句,側重於宏觀把握,只在感覺和思想上用力,將文學作品放在審美和歷史的大構架中審視其當代意義,給枯燥的文壇吹進了一股清冽的風。如馬平川的《李若冰散文的意義》((光明日報)2007年2月2日)、《斷代現象分析—以陝西為例》(《文藝爭鳴》2008年第6期)、《重建文藝評論的精神品格》(《當代文壇》2008年第6期)、《疼痛與撫摸:回歸日常生活的現場》(《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等文章視野獨特,筆觸輕靈,思想火花隨處可見,語言大氣,選題準確,沒有醬缸氣,有的只是青年人的虎虎生氣;田沖的《誰能扛起陝西城市文學的大旗》系列報道(《各界導報》、2000年各期)、王鋒、狄蕊紅等圍繞陝西文學文化而做的《華商報》文學文化時評專欄,點擊率很高,已經成為報紙傳媒爭取文化讀者的一個金字招牌。另外,商洛市《丹江潮》雜誌主編、商洛市青年作家協會主席王立志和《丹江潮》雜誌藝術總監毛毛的雜誌專欄「點擊商洛作家群」在全國造成了相當影響,為推介商洛作家和宣傳商洛文化做出了一定貢獻。可以說,陝西有雄厚的媒體資源和文學文化資源,陝西文學文化的品牌傳播將是未來陝西文學研究的一個主導性潮流。

陝西批評界還有一種聲音比較獨特,值得重視。那就是商榷式批評——陝西人所謂的砸洋炮式批評,也就是不人云亦云,和而不同,有獨立思想和見解,甚或專門揭短,暴露陝西文壇不足的批評。誠如魯迅所說,這些人「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魯迅,《寫在〈墳〉後面》,《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這些聽起來好像很「異類」的聲音儘管不多,可是很寶貴。如2005年身為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的筆者曾經以一篇《傷狼 獨馬 困鹿——陝西文壇三作家像》(孫新峰著,《當代文壇》,2005年第5期)引發了一點小風波。現在看來,其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小作協會員對掌權的作協主席的不滿,而在於寫出了對陝西文壇頂尖作家不在創作狀態的一種焦慮,指出了陝西文壇長久以來創作沒有進展和突破的事實。在這篇文章中,筆者針對陝西實力最強的三個作家創作不在姿態的狀況表示憂慮:賈平凹內憂外困,尤其是《懷念狼》入圍茅盾文學獎後獲獎趨勢不明朗,李建軍多次實施狙擊,窮追猛打,使得賈平凹成了一頭受傷的「狼」;而以《奔馬》在文壇成名的作家紅柯,創作對上不對下,放棄了一般讀者,其親評委式寫作姿態,使他始終處於孤獨之中,嚴重影響其創作境界的擴拓和提升,成了陝西文壇一匹孤獨的「黑馬」;而時任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的陳忠實,熱衷於題字、演講,不誤正業(寫作),10幾年創作無進展,成了一頭困在原上的「鹿」。文章分別影射三位作家的三部作品《懷念狼》《奔馬》和《白鹿原》——文章發表後,就有人傳話說,某某人很生氣,「小夥子不好好搞研究,怎麼罵人呢」?!——我寧願不相信這些傳言,我相信這些陝西頂尖作家有容納各種批評的雅量。所幸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2006年第1期轉載了筆者的觀點。無獨有偶,2004年陝西著名70後評論家馬平川以一篇《陝西文學:尋找40歲以下青年作家》文章(馬平川著,《文藝報》,2004年9月7日)引起了全國性轟動。在這篇文章中,馬平川指出陝西40歲以下青年作家出現斷代現象的論斷引發了軒然大波,整個陝西包括陳忠實在內開始全面檢討作協青年作家培養挖掘工作,現在陝西文壇仍然在陝西青年作家到底是換代還是斷代方面爭論不休。2007年12月更有著名評論家楊樂生提出了「陝軍東征以來無東西」、「陝西文壇猛人多,猛文少」的論點,引起了整個陝西文壇的關注。[8]陝西寶雞文理學院學者李湧泉更以3篇成系列的文章全面批評陝西作家創作,分別是:《「論睜了眼看」——為「小說大省」正名》(《電影評介》,2008年第5期)、《漫談陝西作家的楞娃作派》(《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陝西作家的稼娃心態》(《小說評論》,2006年春季號)。在這些文章中他精警論斷:「陝西稼娃的出身和心態決定了陝西作家的創作不會有更大的氣魄和氣象,而『陝西楞娃』的作派使他們根本聽不進任何反面意見,只是在自己圈定的所謂『文學』園囿里耕耘,死抱一根筋,孤獨地走向未來」。他還說:「無論從獲獎還是從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角度看,『小說大省』的帽子並不適合於陝西。陝西與其他兄弟省份相比,小說創作早都落後了,遠遠落後了」。可以說,這些批評者儘管他們的聲音還不夠大,但是他們也在用批評家的良知和對文學的熱情從事批評工作,其價值顯而易見。

「一個流派感受周圍世界的特殊角度、特殊方式,是受它周圍的文化氣氛所影響、所制約的。文學和文化在這一點上形成了它的整體生命形態,割裂文學和文化的內在聯繫,就像把一把禾苗拔回實驗室來做絕性分析一樣,很容易割裂它的生命過程」。[2](P297)我們注意到,陝西批評幾股勢力(流派)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基本圍繞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形成。正如陳忠實所說,「一個省、一個地區有三個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除了北京以外,其它地區不曾有過。忽略了陝西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不完整的,忽視陝西作家的創作是不應該的」。[3]而陝西文壇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為主導的文學布局是有一定歷史的,早都為學界所注意。⑤目前,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研究為主體的陝西評論構架運作正常,它們三足鼎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聲部講話,共同勾連起了整個陝西文學研究,構建陝西作家和評論家良性互動局面初露曙光。正如楊義指出的:「每個流派、每個作家、每個個體,它也有選擇文化的自由,選擇文化的自主權」。[2](P279)創作和批評是孿生姐妹,作家和評論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這本身就是陝西文學未來實現科學發展、提高創作持續影響力和核心競爭力,以及提升陝西文學外界美譽度的關鍵之所在。楊義說過:「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一種複合文化……考古學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區域性。……中華文明的起源呈現出有聚有散的原則,散則遍地開花,聚則一線貫串;無遍地開花則不能顯示其淋漓盡致的活力,無一線貫串則不能顯示其百川歸海的凝聚力;散得燦爛,聚得結實,從而在聚散分合的結構性張力中形成中華文明的整體景觀」。[2](P88-89)由多元文學現象複合而成的陝西文學的整體性,也決定了文學批評也勢必存在著一個互相認識、互相驅動、互相撞擊、互相補充的過程。筆者以為,陝西文學未來研究理想的批評構架應該以西北大學的中國西部作家研究中心為龍頭⑥(或者以陝西師範大學將來已經成熟穩定的當代文學研究中心為領軍),以高原派、平原派、山地派研究為三條主脈線,以其它各種聲音為補充,才能實現陝西文學批評的大繁榮。目前這種三足鼎立、眾聲喧嘩的局面正好體現了陝西文學批評力量的重新組合過程,是實現最終良性批評架構的必經階段。應該指出的是,陝西的女作家研究還很不夠,沒有形成團隊作戰的局面,處於散兵游勇狀態,也就是陝西文學批評的女聲部較弱,陝西文學的半邊天需要穩固。現在陝西長期穩定追蹤研究女作家的主要有西北大學的周燕芬和陝西文學研究所以李曉峰為代表的相關女作家研究,西安工業大學也剛剛開始籌建陝西女作家網。而陝西師範大學以屈雅君、劉靜等為主力的婦女文化博物館等相關機構研究,主要針對全國女性主義、女權問題展開工作的,對陝西女作家文學創作關注不多。陝西70後、80後女作家主要在接觸網等網路和《陝西文學界》等內部刊物亮相,有陝西作家搖籃稱謂的《延河》雜誌以及陝西省作家協會機關刊物《小說評論》並沒有給她們提供多少空間。陝西女性作家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在陝西文壇知名女作家中,擔任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就有冷夢、張虹、葉廣芩3個,擔任省文聯副主席的有李天芳,她們都保持著相當旺盛的創作激情,其中獲得過老舍文學獎的葉廣芩和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的冷夢絕對是未來高層次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獲得過冰心散文獎的陝西文學院簽約女作家楊瑩以及另一名簽約女作家杜文娟等也有相當實力,一定意義上講,她們都屬於陝西文壇潛力股,可是對她們的批評研究極度缺乏,幾近於零。這個無法否定的事實更說明了陝西批評界未來的任務更加艱巨,責任更加重大。

注釋:

① 本文的陝西版主要關注一直工作、居住、生活在陝的批評家以及陝籍旅居在外的部分著名批評家。

② 楊義認為劉西渭(李健吾)式批評是「吃青草式批評」,就是要從文本或現象本身出發(青草),而不是從乾巴巴的第二手研究(乾草)出發去品評文學的滋味。參見楊義著《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28頁。

③ 儘管如孫見喜所說,這些70後、80後評論工作者未必能對實力派作家的高灶大火理解多少,而且他們玩的西洋打火機很難點燃老作家們手裡的旱煙袋。但是如果用建設性發展性眼光看待,這些70後、80後批評家一定遲早會崛起於文壇,發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的。

④ 可參閱李星近年文章。如李星著:《賈平凹的文學貢獻和意義》,《西安晚報》,2008 年11月24日;李星著:《巍然矗立的藝術山嶽——再論賈平凹的文學意義》,《明報月刊》,2006年7月等。

⑤ 參見宗元:《三足鼎立的藝術奇觀——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的平行比較》,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卷(J3),1997年第8期,第123-129頁。

⑥ 2008年12月20日,一場名為「大學教育與西北大學作家群現象學術研討會」在西北大學南校區召開,賈平凹特意為西北大學題寫了「作家搖籃」四個字。(參見張靜《 賈平凹題寫作家搖籃,西大勒石銘刻激勵學子》一文,《西安晚報》,2008-12-21),在這次會議上楊樂生指出:「『西北大學作家群』不是現在才產生的概念,近半個世紀以來,西北大學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雷抒雁、賈平凹、遲子建、王剛、孫皓暉、鬼子、熊正良、肖黛、李傻傻等,他們的創作在國內外產生過或者正在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就有兩位西北大學畢業生{賈平凹和遲子建}同時獲獎,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西北大學來講,能培養這麼多文學人才,是引以為豪的,我們也把這個現象當成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來對待。這些作家的創作實踐構成了我們談論『西北大學作家群』最有力的支撐」。(參見張靜 「『西北大學作家群』:一個讓文壇驚訝的群體」一文,中國散文網,網址http://www.sanw.net/kuaixun/show.asp?id=877)。其實,在陝西能夠稱得上陝西「作家搖籃」的學校還有延安大學(路遙等)、寶雞文理學院(紅柯、冷夢),甚至陝西師範大學(紅柯、朱鴻、李天芳等),只是西北大學比較典型、突出。

註:本文原載CSSCI期刊《社會科學家》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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