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之後的亞洲價值觀

金融危機之後的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是冷戰結束後學術界和國際政治中十分流行的一個術語。亞洲價值觀是東亞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具有威權主義特色的官方意識形態及其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的代名詞，其核心內容是集體先於個人、好政府、講秩序、重家庭和尚和諧，其實質是儒家倫理(1)。庄禮偉博士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對亞洲價值觀的"真相"作了全面的闡釋(參閱庄禮偉：《亞洲的高度》，廣東旅遊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頁-第 514頁)，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亞洲價值觀本身和圍繞亞洲價值觀的辯論出現了什麼變化，以及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這是本文的主旨。　　一、西方學者的態度和看法 　　西方國家一直反對亞洲價值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西方主流媒體對亞洲價值觀更是大加撻伐，否定甚至嘲弄亞洲價值觀，大肆鼓吹亞洲價值觀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和東南亞某些國家圍繞亞洲價值觀的辯論已淪為一場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狹隘爭論。　　1998年5月31日的《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認為，亞洲價值觀所提倡的那些美德並不為亞洲所獨有，並預計"亞洲將越來越像西歐和北美，越來越不像傳統的亞洲。這就是進步，儘管有許多缺點，但是一件好事。"(2)《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大衛·山格聲稱，"亞洲價值觀的說法是自欺欺人，在亞洲繁榮的表象下，暗藏著官商勾結、秘密交易等腐敗行為，像白蟻一樣，逐漸腐蝕著亞洲的經濟成就"。(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認為，亞洲經濟模式已經過時，東南亞的錯誤在於將其模式過於理論化，並把它同亞洲價值觀混為一談；當這種模式失敗時，可以看出在儲蓄、勞動和社會同情觀念上存在的問題。(4)　　1998年11月4日的《愛爾蘭時報》所刊文章認為，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和緬甸等，亞洲價值觀提倡的美德常常用於掩飾裙帶關係和容忍濫用權力。　　1999年3月4日的《洛杉磯時報》上刊登的《新加坡人的思考站到了亞洲中心論一邊》認為，新加坡外交部官員馬赫布巴尼在其《太平洋之路》、《亞洲可以思考嗎？》等文章和書籍里對亞洲價值觀進行的辯護，在美國人看來，這是用亞洲的等級和穩定來對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5)　　1999年8月12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題為《我們將走你們的路》的文章，文中這一段話的措辭和引號表明了作者對亞洲價值觀的反感："總之，幾年前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預測了『太平洋世紀『，鼓噪著所謂日本和中國的全球支配權，並且擔心猶太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命中注定將被專制的亞洲價值觀所征服。"(6)　　西方學者在金融危機之後還普遍認為亞洲價值觀面臨網路經濟的衝擊，並將被擊敗。他們的證據是在目前的亞洲，很少有人會聽到關於節儉、牢固的大家庭、私人關係以及服從老人等亞洲特有的價值觀的說教；相反，亞洲已與網際網路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亞洲已意識到以傳統方式經商將無法在新經濟中取得成功(7)。　　也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亞洲價值觀與經濟發展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儘管對亞洲經濟發展依靠的是亞洲文化價值觀這一認識還有疑問，但我並不想斷言，我們對這些價值觀在亞洲經濟增長與發展以及在經濟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上所發揮的作用還一無所知。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些重要的教訓，但還不能說亞洲文化價值觀特別有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8)　　儘管有西方學者不贊同上述看法，不過他們更擔憂的是亞洲可能對西方形成的挑戰。如一位不知國籍的西方學者安東尼·米爾納認為，1990年代中期受到重視的亞洲價值觀的說法，有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還要深遠的根據，其中部分根源是長久以來的反西方帝國主義(anti-Western imperialism)。而且他認為亞洲危機並未使亞洲價值觀在亞洲的任何地方名譽掃地；事實上，許多案例發現，它反而激勵了對亞洲的情感。所以，人們不應該對一種開放的地區主義(regionalism)過於樂觀。(9)　　二、東南亞各國的回應　　關於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說法很多，其中一種是亞洲裙帶風，甚至是亞洲價值觀造成說。此說認為亞洲價值觀產生裙帶風，這種裙帶資本主義造成了銀行制度的不透明，貸款、資本和其它金融資源的分配不是以效率導向，而是以關係導向。結果造成過度借貸，大量壞帳，由此導致了亞洲金融危機。(10)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對西方關於亞洲價值觀的抨擊和評論進行了回擊，竭力說明亞洲價值觀與金融危機無關，與此同時也對亞洲價值觀的內容進行了反思和修正。　　新加坡是金融危機後最極力捍衛亞洲價值觀的國家，而李光耀和許通美是其代表人物。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國內不少人認為亞洲價值觀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已放棄了亞洲價值觀(11)，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還在《中國經濟時報》上專文介紹知識經濟對亞洲價值觀的衝擊以及李光耀對亞洲價值觀態度的轉變(12)。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可以從李光耀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歷次講話中得到印證。如他1998年2月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刊》採訪時反駁了該雜誌記者認為朋黨包庇現象是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因素，而這又是亞洲價值觀造成的觀點。他說，"你不能說韓國、泰國或印尼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亞洲價值觀造成的。如果這是亞洲價值觀造成的，新加坡也應該發生同樣的問題"。李光耀認為，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社會上存在著的朋黨包庇現象，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與制度毛病造成的(缺乏政治倫理和中立的民事服務制度)，並不能歸咎於亞洲價值觀。不過，李光耀也承認亞洲人的文化行為中確實有用人唯親的成分，但這並不是好的價值觀，和強調競爭的自由市場格格不入(13)。同年11月17日，李光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不論是這場危機還是處理危機所採取的政策都不會改變亞洲的價值觀，並告誡西方，如果認為現在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的對付危機的措施能迅速改變文化，那將是輕率的(14)。同年12月11日，李光耀在接受國際電纜新聞網訪談時表示，如果西方認為其價值觀比亞洲價值觀優越，西方必須拿出成績證明；孰優孰劣，10-20年後，歷史自然可以證明(15)。李光耀在2000年7月指出，亞洲將在保持傳統價值觀的前提下推動新技術革命。他認為，當社會開放時，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捍衛本身所珍惜的價值觀，我們沒有理由放棄我們的價值觀，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絕非亞洲的理念，互聯網也不能改變這一點。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不斷改變，儒家思想也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做出調整(16)。這年8月他又指出，隨著東亞的發展，亞洲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將重新被肯定，他相信長久以來受西方文化侵襲的亞洲人，將不再追隨西方，反而會突出自己的特殊文化，展現多元文化特色(17)。2001年1月下旬，李光耀在回答關於《新聞周刊》在網上發表題為《李光耀放棄原來的主張》的文章時說，"這是西方式的新聞處理方式。他們用標題來引起注意，如果仔細閱讀字裡行間的意思，就會知道他們其實不是真的認為我放棄原來的主張"。(18)我們還要注意的是，李光耀先生近期不是言必談亞洲價值觀，我們就能認為他改變了對亞洲價值觀的看法。　　許通美教授在金融危機之後認為，亞洲雖然是多元化的地區，居住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亞洲人確實共同分享一些個人的和社會的價值觀。所以，亞洲價值觀是存在的，正如世界上存在著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理想以及歐洲價值觀和歐洲理想。貪污、勾結和搞裙帶關係，與亞洲價值觀無關，更準確是說是與壞的亞洲價值觀有關，卻與好的亞洲價值觀無關。亞洲價值觀有好與壞，正如西方價值觀也有好有壞，但我們必須分辨什麼是好的價值觀，什麼是壞的價值觀。至於西方為什麼排斥亞洲價值觀，許教授認為有三種可能：一是居二百年支配地位的西方還沒有接受亞洲與它平起平坐，二是亞洲價值觀正面挑戰了西方的文化霸權，三是東亞的一些政治領袖乘機以此之名來解釋個人的濫權和社會的不公正，使亞洲價值觀貶值。他還認為東亞擁有這樣的一個潛能，即"在21世紀挑戰西方在經濟、文化、知識和道德上的支配地位。"(19)在2001年9月，許通美教授再次強調，金融危機說明亞洲價值觀的某些方面應該被取消，如裙帶關係；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或者說是亞洲價值觀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好的，如家庭觀念、尊師重教和勤奮，它們經受住了經濟危機的考驗，並將成為東亞復甦推動力。(20)　　著名學者、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1998年回顧》研討會上提出，亞洲價值觀成為國際上爭論的課題，和冷戰的結束與中國的崛起不無關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峙因為蘇聯的瓦解而告一段落，政治人物和評論員卻試圖製造文化對立的局面，來填補思想意識對抗時代結束後留下來的真空。他認為，把亞洲和其它的價值觀當成對立的思想，不僅把課題過分簡單化，也過於狹隘。為亞洲價值觀說好話的人被標上"不民主"的標籤，批評亞洲價值觀的人被看作是西方的走狗。亞洲價值觀的本質，反而因此遭忽略。對他而言，亞洲人不應該因為區域爆發金融危機而否定本身的價值觀。他指出，西方世界過去也發生過金融危機，但西方人並沒有因此而對本身的價值觀置疑。因此，他相信，金融危機給予亞洲的教訓，不是擯棄亞洲價值觀，而是真正去認識它的本質。(21)有的新加坡學者認為，用一個國家的價值觀來解釋它的經濟表現不恰當。雖然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儲蓄率和它的經濟運作方式，但它不過是影響經濟發展的眾多因素之一。還有的新加坡學者認為，在全球化和信息經濟時代，西方媒體在宣傳本身價值觀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西方價值觀將逐步成為全球價值觀的代名詞。在這樣的背景下，宣揚亞洲價值觀的工作將日趨艱難。他認為，一個解決的方法，是著重宣傳亞洲文化中有全球色彩的部分(22)。為了進一步反駁針對亞洲價值觀的種種不利批評，新加坡還舉辦了多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如在1999年1月舉辦了主題為《亞洲價值觀：奇蹟和幻象？》的研討會，在2001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舉行了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共同探討儒家思想前景。總之，新加坡學者堅持認為儒家傳統幫助亞洲四小龍騰飛，並認為在解釋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騰飛的時候，如果沒有談到儒家傳統，那解釋是無法全面的。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繼續堅持亞洲價值觀，他說，亞洲價值觀，或按照不同於西方的方式行事，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低人一等或者我們錯了(23)。他還表示，"西方國家雖然極力抨擊亞洲價值觀與亞洲政府，但亞洲國家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仍可能高於西方國家，且亞洲國家的傑出表現有助於全球發展"；並斷言亞洲價值觀有繼續存在的理由。(24)　　緬甸繼續表示了對亞洲價值觀的支持，泰國似乎不太情願留守成為"亞洲價值觀"的一員，菲律賓則基本無干。　　三、中國學者的反應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政府雖然贊同亞洲價值觀的一些重要內容，但中國官方從未公開提倡亞洲價值觀，以免授人以沙文主義的把柄。金融危機爆發後，亞洲價值觀在中國的聲勢並沒有壯大，但因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國外學者對亞洲價值觀的評判自然引起了國內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並圍繞亞洲金融危機就儒家思想的價值和它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部分學者對儒家思想或價值觀將來的命運感到擔憂，甚至有人認為儒家思想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一分為二地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有學者認為，用唯物辯證法來看，儒家思想或者價值觀，既有糟粕部分，也有精華部分；糟粕部分是應該拋棄的，精華部分則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珍品，它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珍視和利用，是不會過時的。(25)也有的學者認為，儒學本身是一個多元的、多層次的內容複雜的矛盾統一體，它有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因素。因此，應堅持實事求是、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原則，清除儒學思想中的糟粕和消極影響，繼承儒學思想中的精華和積極因素，使之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26)我國著名的東南亞問題專家賀聖達先生認為，東南亞的實際情況表明，金融危機與各國的倫理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和線性的聯繫；儒家倫理更不是危機的原因，因為金融危機最嚴重的國家(印尼和泰國)恰恰是儒家倫理影響相對微弱的國家，而深受儒家倫理影響的新加坡，則是受危機影響最小的國家；進一步說，儒家倫理與東南亞經濟興衰無直接關係，儘管儒家倫理中的一些思想與經濟發展有關。(27)不過也有學者與賀聖達先生的意見相左，如南京大學哲學系顧肅教授認為，泡沫經濟、裙帶關係和政治腐敗構成了東亞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層次的因素則是東亞文化的某些落後的傳統。所有這些體制性因素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而其文化根基則是所謂的東亞或亞洲價值觀。當然，顧肅教授同時也說，他並無全盤否定東亞價值觀的意思，而是指出這種價值觀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和人際關係體系的確是禍害之源。因此，東亞文化必須儘快重塑和重建。(28)黃心川先生認為亞洲價值觀對亞太文明和宗教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秦家驄也認為，亞洲價值觀是客觀存在的，但要作辨證的考察；現在或許是把亞洲價值觀所包括的各種品質認真歸類的最好時機······亞洲價值觀也像其它價值觀一樣有著它的優點和弱點。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些價值觀可能比另一些價值觀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夠提供幫助的價值觀，而擺脫那些阻礙發展的價值觀。(29)　　此外，中國大陸的學者對金融危機之後的亞洲價值觀的看法還體現在對東亞模式的反思中，並就這一問題發表了不少的專題論文，如《東亞模式與泡沫經濟》、《東亞模式的反思》、《東亞模式沒有終結》(以上3篇論文載《當代亞太》1998年第11期)、《東亞金融危機與墨西哥金融危機比較》(載《當代亞太》1998年第10期)和《危機過後的反思》、《並未終結的"東亞模式"-略論"東亞模式"及其前景》(以上兩篇論文載《亞太經濟》，1999年第4 期)。這些論文的觀點並不一致，如《東亞模式與泡沫經濟》一文認為，建立在亞洲價值觀上的官僚政治，存在著腐敗、缺乏民主等弊端。一些國家的官僚政府放任信貸擴張，聽任大量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和其它投機活動，導致整個社會陷入泡沫經濟的泥潭中。而《東亞模式的反思》一文則認為，東亞各國和地區具有相同的儒家文化背景，造就了亞洲式的價值觀念體系，深深地影響著東亞地區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活動。　　中國學者還反對將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對立起來，如張海晏在其《近年有關儒學的討論》中認為，亞洲價值觀是東亞國家在政治、外交上對西方霸權壓迫的反抗，以及在西方文化衝擊下保護自己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一種表達。但是如果把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對立起來，無論是忽視傳統的德性，還是減低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力度，都是片面的不明智之舉。(30)　　台灣學者黃默針對歷年來亞洲價值觀與普遍人權的爭議提出，亞洲威權政府對亞洲價值觀的辯護與宣傳，大部分建立於鞏固政權的動機，而同情亞洲價值觀的學者容易流於為政府辯護或者念舊的情懷，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嚮往。因此，亞洲威權政府對亞洲價值觀與普遍人權的爭論，並沒有提出比較有系統、深刻的論點，而若干同情亞洲價值觀的學者卻把討論的重點擴大到神與人的關係、宗教的情懷、人的精神面向等等。基於以上所說，作者提出一個較為不同的途徑，主張我們應該面對亞洲自由主義，就其優點與缺點以及今後可能的發展深入討論，才能對亞洲價值觀與普遍人權的爭論有所幫助。(31)台灣學者江宜樺則認為，亞洲範圍廣袤、各國傳統殊異，實無法籠統歸納出共享的核心價值；若干主張亞洲國家應抗拒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論調也經不起檢驗，因為他們所訴求的儒家文明只是未曾實踐的理想，而現實中的東亞國家卻充滿威權主義的作風。因此他認為，亞洲國家必須在擺脫亞洲價值觀神話的前提下，努力尋求某種奠基於自由主義民主，同時又能培養公民德行及相互關懷的政治體制。(32)台灣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林若雩教授認為亞洲價值觀與經濟增長並無關聯性可言，而且亞洲價值觀成為某些亞洲國家抑制人民權利的借口，不過她也認同傳統價值觀是改善東亞社會不良現象的重要途徑。(33)　　澳門有學者認為，泰國、印尼和韓國等偏離亞洲價值觀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最慘重，而香港等地區受傷較輕。所以，此次亞洲金融危機並不能撼倒亞洲價值觀，不能推翻亞洲模式。假以時日，亞洲國家還會憑藉亞洲價值觀東山再起。(34)　　四、其它國家的看法　　對亞洲價值觀持謹慎樂觀的是日本，日本在1998年10至11月間在東京、漢城、北京、雅加達、曼谷、新加坡和孟買等亞洲城市進行了抽樣調查，試圖了解金融危機對亞洲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日本隨後發表的《亞洲價值比較分析》認為，亞洲價值觀並沒有因危機而產生動搖。(35)與儒家文化沒什麼關係的印度這次也給亞洲價值觀潑了冷水。1998年5月27日的《印度人報》發表了題為《香港、印尼揭穿了亞洲價值觀的假面具》的文章，該文由香港選舉談到"由某些東亞領導人定義的亞洲價值觀的概念正在受到嚴重侵蝕的危險"，言外之意是亞洲價值觀要破產。(36)　　五、幾點思考 　　綜合以上各方的意見和看法，筆者認為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關於亞洲價值觀與金融危機的關係，亞洲價值觀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是間接原因。不過平心而論，東西方至少可以達成一點共識，那就是亞洲國家的金融管理和體制的確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但亞洲價值觀與這些弊端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2、我們不應該誇大亞洲價值觀或儒家價值觀在政治、經濟和科技領域中的作用。東方的古老文明要復興和走向現代化，更多的依然是要向西方文明學習。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潘家諍教授就認為，儒家思想中的宇宙、天地、社會和世道是停滯不變的，認識倒退論，輕視和貶低工商，反對競爭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是十分不利的。(37)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將繼續存在和發揮作用，而且儒家思想在東南亞的影響將在新世紀進一步擴大。　　3、亞洲價值觀中某些內容已經過時，如果遵循儒家傳統的社會要跟上時代的步伐，這些價值觀就必須加以改進，如重用親戚的裙帶關係必須放棄，但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　　4、我們不應該把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對立起來，否則可能成為美國學者塞謬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最好註腳。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也沒有必要對亞洲價值觀發起"十字軍東征"。在我們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人類有相互容忍的必要，東西方文化衝突的解決辦法應該是相互隱忍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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