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的「人民」與老子的「公民」

把中國的老百姓稱作「人民」，似乎是近代的事情。其實，把老百姓稱作「人民」是與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因而也是中國孔儒傳統順禮成章的事情。在孔儒文化傳統的歷史之中，「人」與「民」是不可能並列的，更是不可能彼此代用的，因而「人」與「民」，從語義結構上看，不是並列結構，而只能是從屬結構。例如孔丘的「仁者愛人」絕對不可能是「仁者愛民」。「人」在孔儒的傳統之中，與「仁」同音，只能是孔儒所崇奉的「禮樂」所嚴格劃定的天下等級之中處於上層等級的人們。如果按照傳統的五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士人、庶民來看的話，最後一級即是民，而「人」的稱呼至少必須是士人以上。所以，人民一詞的近代運用，已經深刻地包含有傳統儒家文化的「人人永遠不平等」的「天下」慣性的不斷延續繼承的含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意義之中的「人民」，實質上是「官民」，是明顯的「官人」和「民眾」的合稱。這樣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它興起建立的開始之初，實際上就已經潛在地繼承了孔丘及其儒家的「人人不平等」的文化傳統，而「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過是「官民共和國」的表面上的稱呼而已。從而傳統文化的「官本位」的天下「體制」實質上也就已經潛在地存在下來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官本位體制的傳統習慣就只會愈來愈甚地嶄露頭角、明顯暴露。我的這種說法，顯然已經被近現代的中國歷史所完全地證實。說白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之名開始，實際上就已經預示了中國現代歷史的必然回歸孔儒「官本位」政治體制傳統的歷史走向了。什麼走向？繼續走「官本位」的歷史傳統體制老路的「官民」永遠不平等的走向。

很遺憾，近代的中國人沒有走「公民」的全新的歷史道路。這既是西方人的「憲政」的民主、自由的道路，也是中國古代老子曾思考的「道、寶、德」精神的「三公」於「民」的道路。我今天要說的是，老子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為中國人提供了走「玄同」的「公民」文化、「三寶」的法治政治和「玄德」的「公民」經濟的偉大的「人學文明」的歷史道路了。

我的這種觀點決沒有半點牽強、誇大之處，在中國的古代，老子確實是惟一一位具有偉大的「人學」理想的思想家，也即堅持「人人平等」、「人人自律」、「人人自由」的偉大觀念的思想家。通觀全部《道德經》，我們看不到任何讚美具體歷史（政治）人物的跡象，自然就更看不到吹捧任何統治者的可能。老子關於「人」，只有「善人」、「聖人」之說，而沒有「君子」、「大人」、「小人」之稱。說到統治者，老子只說「侯王」的職稱。關於「民」，老子雖然也是指眾多的「老百姓」，而且也說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但是老子明確地反對「以智治國」，而主張「以明治國」或「以道治國」，即以人人「自知」（因為「自知者明」）、「自治」的方式治國。老子的「善人」是指有知識、有能力的人，而老子的「聖人」則指的是理想中的最有智慧的人。總之，老子始終都是以「人人平等」的完全「求真」的心態論人包括論民。所以，也即是說，老子心中所說的「民」，全都應該看作是「公民」，是「人人平等」、「人人自律」、「人人自由」的「眾民」，也即「公民」。而這與現代西方人《憲政》制度之下的「公民」顯然是非常一致的。

此外，我們從《道德經》第６２章中也可以看到，老子雖然主張「立天子，置三公」，但是對於「供璧」（玉璽）、「駟馬」（軍警）並不特別讚賞，而是更贊成「以道治國」，也即以「公道」治國。而真正的「公道」正就在「三公」。今天的人們通常都把老子《道德經》中的「三公」理解為三種官位，例如太傅、太師、太宰之類，實際上我所理解老子的「三公」是指作為「公道」的「三公」，也即今天所理解的關於西方《憲政》社會之中的「公正、公平、公開」。事實上，如果按照「道、寶、德」的邏輯去理解，也應該指的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公正、公平、公開」的「三公」。這樣一來，我們理解老子所說到的「民」，自然就應該是今天全人類所主張的社會中的「公民」。這雖然不是從老子《道德經》的文字之中直接獲得的認知，但是從邏輯的意義上去看，只能這麼理解，老子的確是已經非常明確地認識到了「民」作為「公民」的巨大的意義和價值了。

再其次，從老子主張的「玄同」（不問親疏、不問利害、不問貴賤）和「玄德」（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理念，也即「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終極的價值觀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看到，老子對「民」的理解，確實就是「公民」，而不可能是像孔丘及其儒家所認為的人人永遠不平等的「人民」，更不可能是赤裸裸利害相抗的「官民」。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孔丘及其儒家才是中國人永遠「不平等」的「人民」一詞的「始作俑者」，而老子，則是在中國最早提出了「公民」思想的偉大的思想家。請大家不要小看了這種「人民」與「公民」之間的差異的問題，它所反映的恰恰是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思維慣性的一種極其有害的頑固性的歷史本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人所有最重要的歷史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要害，即是中國人對於「人民」和「公民」的嚴重地缺乏最起碼的理性的認識，這種認識既包括信仰問題，也包括認知問題，更包括思維邏輯本身的問題。正是因為中國人陷入了永遠「人民」的「不平等、不自主、不自由」的反人類文明的孔儒傳統的「黑洞」、「陷坑」、「醬缸」，所以中國人永遠都逃不脫傳統天下「官本位」體制的如死一般頑固的糾纏。

說到最後，中國人全部歷史和現實之中的最核心的問題，其本質即是孔儒文化傳統非常不文明的「思維」結構、程序、功能的嚴重無真理、無規律、無邏輯的問題。而關於「人」的真理只能是「人人平等」，關於「人」的規律只能是「人人自主」（「人人自律」），關於「人」的邏輯只能是「人人自由」。正是因為孔丘及其儒家的錯誤思維的極為有害的導向，所以中國人的「思維」嚴重地違背人類最基本的真理、規律、邏輯，所以才造成了中國人的「天下」，只能是充滿了「荒誕」、充滿了「黑暗」、充滿了「痛苦」的非常可悲的「天下」，總之，是充滿了人類嚴重「不幸」的「天下」。

再說到最後的結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都可以濃縮到「人民」與「公民」的一字之差之中。說得更直接一點：中國人兩千多年來，乃至迄今為止，實質上即是：只有「人民」，而沒有「公民」。這「一字之差」也可以稱作是「人人不平等」的謬誤與「人人平等」的真理之間的「一字之差」，從真理的源頭上來看，同樣也是「一步之遙」。宇宙中的道理，其實，就是這麼簡單，誠如老子在《道德經》之中所表達的：大道至簡。

所以，凡是想要真正解決中國問題的上層領導人，我請他們三思：如何把中國的「人民」真正改革到變成為中國的「公民」，即無論「官」或「民」，全都是屬於「人人平等」的「公民」。這其實就是中國當下最最最關鍵的問題的實質。一旦解決了這個實質性的問題，那麼，中國今天和未來的一切問題全都將迎刃而解。而且我還可以說，誰為中國「人民」爭得了「公民」的全面的地位和權利，誰就將是迄今為止全部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但是也相反，誰最後阻礙了中國「人民」成為「公民」，他就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民賊」，或至少也是堅持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孔儒「官本位」天下傳統的大「政治流氓」。「政治家」與「政治流氓」也同樣是「一字（詞）之差」。

（201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