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法國外交官書信中的動蕩中國

傅國涌

從1909年到1945年，一位叫做儒勒·樂和甘的法國人從24歲踏上中國的土地起，直到1945年在哈爾濱去世，在漫長的36年間，他曾先後在成都、漢口、天津、北京、重慶、海口、廣州、汕頭、上海、香港、哈爾濱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個普通的駐華領事的身份，一個西方人的視角，用法語和老式照相機的鏡頭記錄了中國的動蕩歲月（法國博里斯·馬爾坦著 張宇凌譯《是從中國，我給你寫信……》，嶽麓書社2005年5月）。

他對這片苦難的土地、對這片土地上掙扎、努力、奮鬥的人都懷有深深的同情，1915年12月，他在參觀了圓明園廢墟之後寫道：「圓明園作為遠東獨一無二的豐碑只餘下破碎的噴泉、搖晃的牆壁、倒塌的樓梯、塞滿瓦礫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開的牆洞，牌坊通向新的廢墟。」他為這個壯麗的園林的毀滅而感嘆，他為英國軍人在1860年的「愚蠢的破壞欲」而吃驚。儒勒·樂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寫給遠在法國的母親的，那正是20世紀中國最動蕩不安、最有戲劇性的年代，他的信因為他母親的去世而中斷，以後只有一些斷斷續續寫給法國公使的報告和寫給妻子的家書。這些被束之高閣、塵封了60多年的書信、發黃的老照片，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被後人發現。

1911年，年輕的儒勒·樂和甘在四川親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運動，他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總督、「屠夫」趙爾豐殺害的平民橫屍街頭的珍貴照片，他發現北京報紙上清王朝的官方評論與他的所聞所見並不一致。這年10月16日他在寫給母親的家書中說：

「堅持說省長進行了『七天七夜』的戰鬥是沒用的。甚至說衙門在9月7日遭到『襲擊』也是不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擁有不可推翻的證明材料，我絕對是在場的惟一有這些材料的歐洲人，儘管獲取它們無比艱難。這就是關於跌倒在衙門口的屍體的照片，這些照片已經被官府封查，防止它進入流通領域。所有，絕對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現了沒帶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擊碎的手中還拿著扇子。沒有一個人手中有槍。」

殘暴的清廷已到了強弩之末，當保路運動被淹沒在血泊之中，武昌槍聲又響了。儒勒·樂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這場革命，看到了中華民國的誕生。第二年8月，他從成都沿江東下時，手持的護照赫然就是「中華民國軍政府四川外務司」發給他的。

1913年，他在漢口見證了孫中山、黃興等民國締造者再度成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書中不無凄然地告訴遠在巴黎的母親：「革命似乎要結束了，政府處處獲勝。政府要麼用武器，要麼用金錢來保持自己的勝利。交易可以說是公開的。只是在中國目前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下，這麼昂貴的方式不可能長久使用。」9月3日，針對他母親關於什麼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問，他這樣回答：「你問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義。如今，這兩個詞表示支持和反對袁世凱的人。這位共和國的總統大人，根本不把議會當回事，讓議員們去叫嚷，儘管有時他們叫得有道理。他進行的是獨裁統治。自由，甚至他敵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認，這個國家已經受夠了動蕩。」

1914年3月10日，他還是在漢口寫信，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民國在他眼裡——「我們這裡現今比12月2日之後的法國更加不像一個共和國！袁世凱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點的東西；從議會到普通的市議會，所有議政機構3個月來悉數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黨們一個個被清洗；去年發動起義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從他們可能佔據的職位上替換掉。」

這是一個局外人、一個西方普通外交官當時的評價，後世想為袁評功擺好、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為的治史者讀到這些話，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緊接著，袁世凱以一手操縱、量身定做的「新約法」取代了「臨時約法」，把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任可以無限制，實際上做到了終身總統，還可以推薦繼任人，「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與皇帝已只隔一層薄薄窗戶紙。在法國這個大革命的發源地成長起來儒勒·樂和甘一眼就看穿了這些把戲隱含的危機。他在1915年2月4日寫的信中說：

「星期六，我們慶祝頒布共和國總統選舉的新法。這選舉真奇怪！選舉團的一百名成員，由兩院各選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這一百名成員從四名候選人中進行推選，一個是前總統，另三個可能是前總統指定的候選人。前總統指定候選人的過程是這樣的：將三個人的名字寫在一張羊皮紙上，再將這張羊皮紙[將]封在一個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間磚砌的房間里。對房間和鑰匙還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連載小說！當然，總統寫下的人要麼是自己人，他們會拒絕給予他們的榮譽；要麼是自己兒子，兒子不會拒絕；要麼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現在就可以確定，他，還有他的後世子孫，擁有永遠的權力！」

然而，袁世凱仍不滿足，他要進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終身總統制變成帝制，把民國變成他的家天下。當時正值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迷信的袁氏忙於分封公侯嬪妃，壓根就沒有想到皇帝夢只是一朵毫不鮮艷的曇花。當年12月25日，曾做過雲南都督的蔡鍔等在遙遠的雲南宣布獨立，打出了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旗幟，要為四萬萬國人爭人格。三天後，儒勒·樂和甘寫信給母親：「從政治方面來看，這一年在各個地方都結束得很糟。我不僅是說因數月來最恐怖的戰爭而流血的歐洲，還有這裡的老中國，袁世凱是靈活的人絆在橘子皮上。這次，這塊橘子皮叫雲南革命，……雲南方面宣布雲南獨立，大家認為另一些省也會效仿。」

「橘子皮」，多麼形象的比喻，連一個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謀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為可以把民國的車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勢就像他所預料，他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說：「政局沒有太大的變化，袁世凱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錢袋。這兩手哪一手能解決問題，仍難於預料。在『忠心』的中國，恐怖的統治讓人想起法國革命93年的可怕歲月，動輒逮捕和槍斃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遠離了獨裁者。」 果然沒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嗚呼，黎元洪由副總統而總統。

當年6月25日，黎接見外交使團的儀式在中南海的總統府舉行，「袁世凱的棺材還在那裡。而他家裡那些『謹慎』的繼承人，已經連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屍體將在周三離開他的宮殿，被運往他的家鄉。」寥寥數語便將袁氏崩後，袁家子孫妻妾爭財產的醜態勾勒出來了。儒勒·樂和甘斷言：「中國的情況絲毫沒有好轉。可能幾十年後，才會變好一點。」 他的預料不是沒有根據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寫信給母親，「中國再次陷入危機，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獨立』，要求解散議會，重新召回被總統免職的總理。但在開戰前，他們談判。一個軍人政府在天津組成，為達成妥協，在天津北京之間官方半官方的使團間穿梭。」6月13日，「總統宣布寧死不放棄原則，卻不得不踐踏原則了，因為憲法沒有賦予他權力解散議會，他只得反憲法行事。……我們勇敢的總統走投無路，突發靈感。他確認了北京衛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當臨時國務總理（只要與前任臨時總理一同簽署就能做到）。新總理的頭一個行動就是聯合簽署自己的任命。」

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之間愈演愈烈的「府院之爭」為張勳復辟提供了機會，醜劇再次登場，又迅速煙消雲散，只是給世界看了笑話。7月11日，儒勒·樂和甘在信中說：「在這個可愛的國家裡喜劇與正劇不分。帝國軍隊被打敗[放心，沒什麼損失]，向城裡退縮。一架共和國的飛機飛臨皇宮，扔下三枚炸彈，炸死兩個轎夫。太后立刻暈倒，張勳辭職，王公們來對使團說復辟是違心的，他們依賴著共和國政府的慷慨。」也是從他的信中我們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國人幫助將張勳塞進一輛汽車，「先開到奧地利公使館，然後到荷蘭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團團長，給予他避難。張的房子被燒，士兵們投降並剪了辮子。」這一切似乎都驗證了儒勒·樂和甘在1913年8月說的——「中國近期還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優越性』」。

1921年3月，儒勒·樂和甘在重慶目睹了農民奮起反對軍閥統治、遭到血腥鎮壓的一幕，農民們橫屍江邊，帶頭青年的頭顱被割下遊街示眾，「這是一個農民受盡饑荒和軍閥折磨，隨時可以跟著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國家。」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的興起大致上就證實了他的預言。

1925年，連接著上海 「五卅運動」浪潮的延續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罷工」、是造成中國工人民眾死60人、陸軍學生死23人、法國人死4人的「沙基慘案」，儒勒·樂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國領事，是重要的見證人，在被罷工工人包圍的幾個月里，租界幾乎成了「一個武裝的兵營」。他在8月1日的報告中寫道：「明天我們要迎來第七個星期的罷工和全面封鎖。無論是誰，沒有一個中國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聯繫。連接我們和市裡的橋都關閉了。河上沒有一條船回應我們的召喚。所以我們實際上無法離開沙面。我們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勢「和幾個月以前一樣，毫無進展……」。反對帝國主義的聲浪給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重整山河的機會，儒勒·樂和甘看到了，他同時敏銳地察覺到了共產黨人「可能為將來在中國的收穫準備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歲的儒勒·樂和甘在冰雪覆蓋、天寒地凍的哈爾濱法國領事館孤獨地謝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法國領事館的官方說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當時哈爾濱還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多年後，與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萊葉耶神父肯定地說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這為他的死添了幾分神秘，至今還沒有最後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樂和甘在中國的旅程就是從穿越東北開始的，三十六年前，24歲的他第一次在哈爾濱和牡丹江之間寫信給心愛的媽媽：「是從中國，我給你寫信！」

一個法國外交官書信中的動蕩中國

傅國涌

從1909年到1945年，一位叫做儒勒·樂和甘的法國人從24歲踏上中國的土地起，直到1945年在哈爾濱去世，在漫長的36年間，他曾先後在成都、漢口、天津、北京、重慶、海口、廣州、汕頭、上海、香港、哈爾濱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個普通的駐華領事的身份，一個西方人的視角，用法語和老式照相機的鏡頭記錄了中國的動蕩歲月（法國博里斯·馬爾坦著 張宇凌譯《是從中國，我給你寫信……》，嶽麓書社2005年5月）。

他對這片苦難的土地、對這片土地上掙扎、努力、奮鬥的人都懷有深深的同情，1915年12月，他在參觀了圓明園廢墟之後寫道：「圓明園作為遠東獨一無二的豐碑只餘下破碎的噴泉、搖晃的牆壁、倒塌的樓梯、塞滿瓦礫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開的牆洞，牌坊通向新的廢墟。」他為這個壯麗的園林的毀滅而感嘆，他為英國軍人在1860年的「愚蠢的破壞欲」而吃驚。儒勒·樂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寫給遠在法國的母親的，那正是20世紀中國最動蕩不安、最有戲劇性的年代，他的信因為他母親的去世而中斷，以後只有一些斷斷續續寫給法國公使的報告和寫給妻子的家書。這些被束之高閣、塵封了60多年的書信、發黃的老照片，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被後人發現。

1911年，年輕的儒勒·樂和甘在四川親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運動，他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總督、「屠夫」趙爾豐殺害的平民橫屍街頭的珍貴照片，他發現北京報紙上清王朝的官方評論與他的所聞所見並不一致。這年10月16日他在寫給母親的家書中說：

「堅持說省長進行了『七天七夜』的戰鬥是沒用的。甚至說衙門在9月7日遭到『襲擊』也是不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擁有不可推翻的證明材料，我絕對是在場的惟一有這些材料的歐洲人，儘管獲取它們無比艱難。這就是關於跌倒在衙門口的屍體的照片，這些照片已經被官府封查，防止它進入流通領域。所有，絕對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現了沒帶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擊碎的手中還拿著扇子。沒有一個人手中有槍。」

殘暴的清廷已到了強弩之末，當保路運動被淹沒在血泊之中，武昌槍聲又響了。儒勒·樂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這場革命，看到了中華民國的誕生。第二年8月，他從成都沿江東下時，手持的護照赫然就是「中華民國軍政府四川外務司」發給他的。

1913年，他在漢口見證了孫中山、黃興等民國締造者再度成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書中不無凄然地告訴遠在巴黎的母親：「革命似乎要結束了，政府處處獲勝。政府要麼用武器，要麼用金錢來保持自己的勝利。交易可以說是公開的。只是在中國目前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下，這麼昂貴的方式不可能長久使用。」9月3日，針對他母親關於什麼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問，他這樣回答：「你問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義。如今，這兩個詞表示支持和反對袁世凱的人。這位共和國的總統大人，根本不把議會當回事，讓議員們去叫嚷，儘管有時他們叫得有道理。他進行的是獨裁統治。自由，甚至他敵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認，這個國家已經受夠了動蕩。」

1914年3月10日，他還是在漢口寫信，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民國在他眼裡——「我們這裡現今比12月2日之後的法國更加不像一個共和國！袁世凱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點的東西；從議會到普通的市議會，所有議政機構3個月來悉數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黨們一個個被清洗；去年發動起義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從他們可能佔據的職位上替換掉。」

這是一個局外人、一個西方普通外交官當時的評價，後世想為袁評功擺好、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為的治史者讀到這些話，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緊接著，袁世凱以一手操縱、量身定做的「新約法」取代了「臨時約法」，把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任可以無限制，實際上做到了終身總統，還可以推薦繼任人，「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與皇帝已只隔一層薄薄窗戶紙。在法國這個大革命的發源地成長起來儒勒·樂和甘一眼就看穿了這些把戲隱含的危機。他在1915年2月4日寫的信中說：

「星期六，我們慶祝頒布共和國總統選舉的新法。這選舉真奇怪！選舉團的一百名成員，由兩院各選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這一百名成員從四名候選人中進行推選，一個是前總統，另三個可能是前總統指定的候選人。前總統指定候選人的過程是這樣的：將三個人的名字寫在一張羊皮紙上，再將這張羊皮紙[將]封在一個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間磚砌的房間里。對房間和鑰匙還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連載小說！當然，總統寫下的人要麼是自己人，他們會拒絕給予他們的榮譽；要麼是自己兒子，兒子不會拒絕；要麼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現在就可以確定，他，還有他的後世子孫，擁有永遠的權力！」

然而，袁世凱仍不滿足，他要進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終身總統制變成帝制，把民國變成他的家天下。當時正值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迷信的袁氏忙於分封公侯嬪妃，壓根就沒有想到皇帝夢只是一朵毫不鮮艷的曇花。當年12月25日，曾做過雲南都督的蔡鍔等在遙遠的雲南宣布獨立，打出了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旗幟，要為四萬萬國人爭人格。三天後，儒勒·樂和甘寫信給母親：「從政治方面來看，這一年在各個地方都結束得很糟。我不僅是說因數月來最恐怖的戰爭而流血的歐洲，還有這裡的老中國，袁世凱是靈活的人絆在橘子皮上。這次，這塊橘子皮叫雲南革命，……雲南方面宣布雲南獨立，大家認為另一些省也會效仿。」

「橘子皮」，多麼形象的比喻，連一個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謀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為可以把民國的車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勢就像他所預料，他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說：「政局沒有太大的變化，袁世凱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錢袋。這兩手哪一手能解決問題，仍難於預料。在『忠心』的中國，恐怖的統治讓人想起法國革命93年的可怕歲月，動輒逮捕和槍斃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遠離了獨裁者。」 果然沒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嗚呼，黎元洪由副總統而總統。

當年6月25日，黎接見外交使團的儀式在中南海的總統府舉行，「袁世凱的棺材還在那裡。而他家裡那些『謹慎』的繼承人，已經連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屍體將在周三離開他的宮殿，被運往他的家鄉。」寥寥數語便將袁氏崩後，袁家子孫妻妾爭財產的醜態勾勒出來了。儒勒·樂和甘斷言：「中國的情況絲毫沒有好轉。可能幾十年後，才會變好一點。」 他的預料不是沒有根據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寫信給母親，「中國再次陷入危機，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獨立』，要求解散議會，重新召回被總統免職的總理。但在開戰前，他們談判。一個軍人政府在天津組成，為達成妥協，在天津北京之間官方半官方的使團間穿梭。」6月13日，「總統宣布寧死不放棄原則，卻不得不踐踏原則了，因為憲法沒有賦予他權力解散議會，他只得反憲法行事。……我們勇敢的總統走投無路，突發靈感。他確認了北京衛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當臨時國務總理（只要與前任臨時總理一同簽署就能做到）。新總理的頭一個行動就是聯合簽署自己的任命。」

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之間愈演愈烈的「府院之爭」為張勳復辟提供了機會，醜劇再次登場，又迅速煙消雲散，只是給世界看了笑話。7月11日，儒勒·樂和甘在信中說：「在這個可愛的國家裡喜劇與正劇不分。帝國軍隊被打敗[放心，沒什麼損失]，向城裡退縮。一架共和國的飛機飛臨皇宮，扔下三枚炸彈，炸死兩個轎夫。太后立刻暈倒，張勳辭職，王公們來對使團說復辟是違心的，他們依賴著共和國政府的慷慨。」也是從他的信中我們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國人幫助將張勳塞進一輛汽車，「先開到奧地利公使館，然後到荷蘭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團團長，給予他避難。張的房子被燒，士兵們投降並剪了辮子。」這一切似乎都驗證了儒勒·樂和甘在1913年8月說的——「中國近期還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優越性』」。

1921年3月，儒勒·樂和甘在重慶目睹了農民奮起反對軍閥統治、遭到血腥鎮壓的一幕，農民們橫屍江邊，帶頭青年的頭顱被割下遊街示眾，「這是一個農民受盡饑荒和軍閥折磨，隨時可以跟著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國家。」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的興起大致上就證實了他的預言。

1925年，連接著上海 「五卅運動」浪潮的延續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罷工」、是造成中國工人民眾死60人、陸軍學生死23人、法國人死4人的「沙基慘案」，儒勒·樂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國領事，是重要的見證人，在被罷工工人包圍的幾個月里，租界幾乎成了「一個武裝的兵營」。他在8月1日的報告中寫道：「明天我們要迎來第七個星期的罷工和全面封鎖。無論是誰，沒有一個中國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聯繫。連接我們和市裡的橋都關閉了。河上沒有一條船回應我們的召喚。所以我們實際上無法離開沙面。我們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勢「和幾個月以前一樣，毫無進展……」。反對帝國主義的聲浪給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重整山河的機會，儒勒·樂和甘看到了，他同時敏銳地察覺到了共產黨人「可能為將來在中國的收穫準備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歲的儒勒·樂和甘在冰雪覆蓋、天寒地凍的哈爾濱法國領事館孤獨地謝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法國領事館的官方說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當時哈爾濱還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多年後，與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萊葉耶神父肯定地說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這為他的死添了幾分神秘，至今還沒有最後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樂和甘在中國的旅程就是從穿越東北開始的，三十六年前，24歲的他第一次在哈爾濱和牡丹江之間寫信給心愛的媽媽：「是從中國，我給你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