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政：《唐山大地震》是中國式苦難的寓言

06-27

震後的廢墟，水泥板的一端壓著姐姐，另一端壓著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親，將如何抉擇？這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留給人性的一個難題。當徐帆扮演的母親，無助而絕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時，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樣的無助和絕望。23秒鐘的一場災難，帶來了一個家庭32年的生離死別。對他們三人來說，活下來只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這註定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傷。這裡的無解，並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才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唐山大地震》時，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地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流下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

我是含著淚看完這部電影的，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體驗了。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馮小剛也處理得恰到好處，即形成了對故事發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的渲染。電影在意的是如何讓觀眾能設身處地走進角色的情感中，一旦與之呼應、合拍了，你自然會與角色一起深入到那複雜的人性世界中。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凈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

近百年來，中國有太多的苦難和災難，被遮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鎮》等很少的幾部電影，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了，該如何用電影來表達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苦難在公共話語中的失聲，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與悲傷的能力。馮小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個民族飽受天災人禍，我在這兒拍的是天災，不是人禍——天災可以拍，人禍不能拍。天災在這裡承擔了一個惡的角色。」其實無論天災還是人禍，讓經歷苦難的人發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化成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它其實也是民眾間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因為對歷史的苦難記憶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們提防這種苦難的再度發生。

張靜初扮演的那個姐姐，之所以寧可選擇退學，也不選擇墮胎，就是因為自己曾經有過的苦難記憶，使她對生命能作出這種積極的回應。這也是人類修復創傷的一種方式，就是牢記那些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讓它們絕不發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難的承受者，雖不會被我們視為英雄，但她對人性的這種自我修復，又何嘗不是一種英雄行為？這也是社會要保存苦難記憶的價值所在，它既可成為社會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讓民眾達成對保護人性免受傷害的共識。人們通過對苦難的見證，來期盼苦難遠離所有的人。

假如一個社會對於苦難或災難的集體記憶是殘缺的，或稀有的，只會導致民眾對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敗壞。因為他們極少感受苦難對人性的扭曲和傷害，只要條件許可，人人都可能變成苦難的施於者。從這個角度說，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邁出了我們對於苦難記憶的第一步。儘管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艱難，但仍是重要的一步。我記得早年看過一部電影，叫《蘇菲的選擇》，也有類似的故事核心。那部電影說的是一個母親在納粹集中營中面臨的抉擇，是把兒子還是女兒送入毒氣室？母親留下了兒子。但那部電影中的母親，最終並沒有走出苦難施加給人性的困境，以自殺離世。《唐山大地震》中的母親通過懲罰自己實現的自我救贖，倒像是對那個波蘭母親蘇菲的回答。母親對女兒說：「我要是過得花紅柳綠就更對不起你了」，因這種自我救贖，所以這部電影有了一個溫暖的結尾。

沒有人能預料到，苦難或災難會在何時何地發生，它往往在人們最無提防的時候，突然來臨，就像汶川和玉樹地震一樣。不願面對傷疤和苦難的人們，卻要以這種更殘酷的方式，來面對歷史的蘇醒。苦難的受害者，並不只有那些受傷害的個體，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對苦難的揭示和記憶，也是一種對創傷的安慰和對人性的追尋。《唐山大地震》就是這樣一部寓言，它用一個帶著體溫和血淚的故事，讓我們重新看到了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會回來了，那些受難者失去的青春也不會回來了，但這種對於苦難的聆聽和見證，會讓我們對現實始終保持一份清醒。實際上，在這個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個對苦難歷史的記錄者和見證人，也是一份駭人的行動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