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國模式的爭議與中國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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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中國模式的爭議與中國道路的探索來源：愛思想 2012-02-09 作者：陳平（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文重點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否走出一條和英美、東亞不同的發展道路？假如不是，那麼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種市場（英美）模式？中國可否借鑒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歐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個問題，中國道路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不僅給西方經濟學家帶來巨大的困惑，也給中國經濟學家帶來極大的挑戰。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辯論，就是這一挑戰的具體表現。本文重點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否走出一條和英美、東亞不同的發展道路？假如不是，那麼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種市場（英美）模式？中國可否借鑒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歐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個問題，中國道路的主要特點是什麼？我們判斷的標準不是教科書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國的比較研究。中國過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會主義，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資本主義，值得警惕。我們不僅要學習各國的成功經驗，也要研究各國、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敗教訓，來解決中國和世界的問題。在西方面臨重大經濟危機的時刻，國內一些人仍然極力推銷西方已經百病叢生的經濟模式，不能不讓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問題：檢驗不同經濟理論的標準，究竟是實踐還是信仰？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認為：不存在什麼中國模式。中國過去發展的道路就是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國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利用國內的廉價勞工發展了加工經濟和出口貿易，代價是犧牲環境和國民福利。他們認為國內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國企壟斷、腐敗和貧富差距；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趕上美歐發達國家，為此應當全面仿效美歐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費水平。他們欣賞東歐的政治改革和東亞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與現代化。他們天真地寄希望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得以繼續，在經濟政策上力主人民幣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應當說，這類主張在國內有相當的市場。在金融危機中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認為：西方模式不是現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歐國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費模式不可持續。日本和東亞國家屈從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使東亞經濟停滯不前。中國在選擇性學習美歐與日本經驗的基礎上的創新，已經遠遠超越東歐模式，發展了鮮明特色的中國道路。目前的中國道路還沒有定型，是否將來能讓全世界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取決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能否進一步破解目前中國的資源瓶頸，並參與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如何總結中國過去的經驗，對如何探索中國未來的道路密切相關。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成就，不能簡單概括為市場化改革，因為全盤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拉美和東歐國家，經濟發展比中國曲折得多。中國的改革進程是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既抓住了國際機遇，還避免成為跨國資本控制的依賴經濟。在應對美國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表現出遠比西方國家有效的應對能力。這些歷史事實已經引發西方學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深入研究中國快速成長的機制。我們中國經濟學家應當負起總結中國經驗的責任，並探討後美國時代的全球經濟秩序。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轍。我們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場化和議會制，否則無法擺脫西方消耗資源、節約勞力的勞動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也難於走出目前美國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否定中國經驗的理論誤區和觀察局限懷疑中國道路的人，問題出在哪裡？我以為他們的思維，既有理論誤區，也有經驗的局限。他們的理論誤區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不了解其他先進的經濟科學。他們的經驗局限在只了解美國的表面現象，不了解世界發展的多樣性和西方本身的歷史曲折。(1.1)迷信市場化難以理解世界發展的高度不平衡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場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的人，似乎忘卻了世界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歷史和現實。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市場化並沒有解決多數國家、多數人口的發展問題，包括美國的貧困階層。西方發達國家加上日本的總人口約6.9億，佔世界人口10%，卻消耗世界40%以上的資源。中國人口近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韓國的27倍。中國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畝，只有美國的5分之一，不到俄國的7分之一。中國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離海岸線的平均距離卻是日本的55倍。中國天災頻繁，要保障龐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來就在興修水利和國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戰國時代起中國沒有什麼「無為而治」的政府能穩定存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在國際貿易中佔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荷蘭、英國和東亞的日本、韓國，都利用了他們離海岸線近的地理優勢擴張海上勢力。後起的法國、德國、美國和前蘇聯依靠國家的力量發展科學、教育、和規模經濟，才得以趕超海洋國家（見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傳無法掩蓋資本主義擴張的炮艦政策和資源掠奪的歷史。(1.2)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拉美、東歐、前蘇聯，經濟增長遠遠落後於發展混合經濟的中國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發展歸結為市場化，甚至是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幾乎無視拉美、東南亞、尤其是東歐和前蘇聯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下，推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觀緊縮政策的嚴重後果（見表2）。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家和地區是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拉美的巴西，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我在訪問日本、韓國、巴西等國時，當地的經濟學家告訴我，華盛頓共識的提出並非出於發展經濟學的規律，而是基於美國資本控制全球的利益。美國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後，導致拉美的的匯率大幅波動，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賴美國資本來穩定宏觀經濟。日本和韓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業被美國資本控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外國股份在韓國排名前十的大企業不到10%，危機之後超過50%。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匯率大幅度升值，先後引發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導致1990年代以後真實經濟增長率持續20年的停滯，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東歐和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更導致東歐和前蘇聯的去工業化和經濟的大幅度倒退（見表3，表4）。華盛頓共識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終讓美歐自己的經濟遭受重大危機。英國前工黨首相布朗在主持倫敦召開的20國首腦峰會上宣布華盛頓共識的終結，中國卻有不少經濟學家還在為華盛頓共識辯護，其觀念之落伍值得我們反思：中國和美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教育，究竟是在傳播新的教條，還是教會學生觀察世界的工具？在改革開放的32年間，中國真實GDP增加了近20倍，東歐，俄國卻只增長了不到1倍，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見表3，表4, 表5）。在轉型過程中，中國保持連續高速增長，而東歐1996年真實GDP比轉型開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國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過二次大戰（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戰加內戰和大饑荒（下降44%）的損失。轉型期間東歐國家單方面對西方開放，西方卻並未對東歐產品對等開放，導致巨額貿易逆差與通脹，企業大量倒閉。波蘭的通脹達500%以上，俄國的通脹達4000%，俄國的盧布貶值到5500分之一，烏克蘭的貨幣貶值到76000分之一，東德的國有資產在西德政府主導的私有化過程中的凈值為負，等於無償加補貼奉送給跨國公司（陳平2006）。這導致前蘇聯地區重新出現大規模貧困，東歐人口大流外流，婦女不敢結婚生育，人口連年絕對下降，國際經濟地位大幅下降。(1.3) 前蘇聯的瓦解，輸在封閉政策而非經濟競爭仔細觀察表2，就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增長率都高於日本、美國和西歐。西方經濟學宣稱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私有經濟優於國有經濟的觀點是沒有歷史依據的。包括中國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蘇聯七十年的實踐，社會主義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發展科學、教育、保健、基礎工業和國防上優於西方。中國獨立研發原子彈的成本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一。怎麼能夠斷言國有經濟不如私有經濟？當然，馬克思過低估計了市場競爭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使前蘇聯在發展技術創新和多樣消費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鎖限制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爐灶；另一方面蘇聯自我封閉的政策也限制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創新和競爭。我曾在1985年開車從西德去過捷克和東德，近年多次去過德國、東歐和俄國。社會主義下的東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醫療的普及上高於西德，沒有類似美國大城市中的貧民窟。但是，居民消費的多樣性和汽車、計算機技術比西方落後，原因是國防開支擠出民生工業。前蘇聯過高估計西方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低估了社會主義國家開放競爭的能力。前蘇聯民族矛盾導致的政治瓦解，不等於社會主義經濟必然輸給資本主義經濟。假如東歐像中國那樣自主地向西歐選擇性開放，東歐工業會迅速成為西方的競爭者。東歐實行休克療法時，西方跨國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讓東歐骨幹工業被西方全面收購或破產，從而消除西方一個巨大的競爭對手。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反而為中國產業升級打開大門。世界歷史的巨變不能完全歸之於體制，歷史是人創造的。中國出乎意料地超過蘇聯，重要原因是鄧小平的遠見高於前蘇聯的領導人。毛澤東反對蘇聯式的垂直勞動分工，也為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區域競爭格局鋪平道路。以我的觀察，柏林牆的倒塌和前蘇聯的瓦解，原因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前蘇聯用專制手段來維持東歐的穩定，導致東歐人民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國統一之前，東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張東西德要漸進統一，才能穩定調整經濟和政治結構。但是西方民主的選舉政治導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於國家的長遠利益。東西德在1991年7月實行沒有過渡期的貨幣統一。為了獲取東德人的選票，西德政府決定，東德居民持有的東德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兌換西德馬克，這遠高於黑市上的幾乎是6比1的真實匯率。這給東德居民一筆飛來橫財，成為弗里德曼直升機撒錢理論的經典實驗。其結果大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意外！大筆撒錢不僅沒有刺激消費，反而摧毀了東德的工業。統一貨幣後，東德所有的出口須用西方的硬通貨付款，打斷了蘇東以貨易貨或用盧布進行交易的傳統，使東德企業傾刻喪失東歐的傳統市場。東德居民用手中飛來的西德馬克，買西方的時尚商品而非東德的老式產品，使東德企業進一步失去了國內市場，從而大面積破產。西德企業向東擴張的東德市場陷入蕭條，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稅支持東德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障，導致德國利率上升、增長放慢，並拖累歐元區的發展。國內主張均分外匯儲備來刺激消費的經濟學家，大約不知道德國貨幣統一的前車之鑒。德國統一後把首都從波恩遷到柏林後，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發現柏林經濟十分蕭條。周末柏林自由大學附近餐館都沒幾家開門。驚訝之餘，西德學生告訴我的故事，方讓我醒悟東西方冷戰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戰。原來，冷戰期間西德各州補貼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費，用媒體製造西方自由繁榮的假象。東德人以為只要翻過柏林牆，自由、民主、繁榮就都有了，人心思變導致柏林牆的倒塌。誰知柏林牆垮之後，西德各州停止給柏林市的財政補貼。柏林沒有工業，經濟遠遠不如有汽車製造業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離開東德和柏林，導致當地房價低迷，服務業也一片蕭條。要是前蘇聯有勇氣像鄧小平一樣打開國門，西德就會像如今美國阻攔墨西哥移民一樣，限制對東德的開放了。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和美歐究竟誰更有競爭力，是實踐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蘇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封閉經濟的理論，不考慮國際競爭下的複雜格局。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走過了曲折道路。在19世紀西方炮艦打開中國海防之前，中國明清兩代是東亞貿易的中心，而且外貿持續順差。當時中國和英國比，稅收和軍備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義用戰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毒品貿易，並靠強權控制了中國的關稅和財政，接二連三的巨額戰爭賠款使清朝政府破產，帝國主義和地方軍閥合作瓜分中國的勢力範圍，使民族工業難以發展。是危機迫使中國革命志士奮起反抗，經過中國革命、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勝利，中國兩彈一箭的研發成功，才使中國到1970年代才能獲得加入世界市場的機會。換言之，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是打出來的，不是西方恩賜的。俄國總統葉利欽以為推翻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就可加入北約，獲得西方的援助和夥伴地位，結果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國、俄國這樣的大國成為西方強權的平等對手，甚至是挑戰者。日本經濟學家告訴我，日本是缺乏資源的國家，但是任何收購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資源，都被美國視為戰爭行為而封殺，只能購買美國的房地產和債卷。索尼收購好萊塢電影商也如同聯想收購IBM的PC一樣，障礙重重。中國天真的空想資本主義者，應當切記西方地緣政治分而治之的傳統政治。(1.4)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中國後三十年自主開放的基礎否定中國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在奠定中國獨立國防與自主經濟的成就，無視中國計劃經濟走過的彎路是西方列強封鎖圍堵所造成的歷史。2009年9月，曾任巴西財政部長的經濟學家邀請我去巴西講學，並安排我會見巴西總統府的戰略規劃部官員。巴西官員在會議簡報時把巴西地圖和中國地圖並列，他們參照中國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分布，用以規劃巴西的基礎設施。簡報之後，他們告我巴西發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經濟規劃剛剛提出，就遭到美歐國家的反對而止步不前。他們問我為何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做獨立的決定？這也是提出「北京共識」的英國觀察家雷默(Joshua Ramo)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學家出身的經濟學家,所以我的意見和新古典經濟學教育出來的經濟學家不同。我個人觀察，中國經濟改革能做獨立的決定，因為中國有獨立的科學技術和獨立的國防。相比之下，日本屈從美國的安全壓力，就沒有獨立的金融政策。前蘇聯自廢武功，才不得不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苛刻的貸款條件。巴西官員對此印象深刻。我訪問東歐時，發現東歐經濟相對較好的是波蘭。原因是俄國與德國歷史上三次瓜分波蘭，所以波蘭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如今得以應對金融危機。匈牙利在卡達爾領導的市場化改革中用外國貸款來資助居民消費。休克療法中匈牙利為了還債，把國有大企業和國有銀行全部賣給外資。金融危機一來，外資銀行紛紛抽逃資金回救母國，使原來東歐經濟基礎最好的匈牙利，經濟惡化的程度遠超過波蘭。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在反對國企壟斷的同時，不反對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他們不理解美國金融寡頭是本次美國與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我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戰略上書中央。我建議仿照中國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國有銀行。中央領導批示贊同，卻被部門領導否定。理由就是美國的花期銀行等巨頭正在兼并，如果中國的國有銀行拆分，如何面對西方銀行巨頭的國際競爭？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沒有國有企業的扶持，難以單獨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1.5)相信普適價值的人忽視西方市場經濟也有多種模式我曾經陪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經濟學會1995年在上海舉行的國企改革研討會。米勒創立的公司財務理論的MM定理說，完全競爭下企業價值與債務結構無關，也就是和所有制結構無關。米勒在會上強調說，產權問題雖然重要，卻沒有優化解。英美型企業短期行為投資不足，德日型企業長期行為投資過度。他的話啟發我重新認識產權理論的局限，以及歷史上國有化與私有化的反覆浪潮。西方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後和中國內戰之後，政府都曾經干預經濟，直接創辦國有企業。其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戰爭動亂導致市場失敗的現實需要。私有企業雖有靈活多變、易於創新的優點，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慮長期利益的缺點。地區發展、國家安全、基礎建設就不能只靠私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國有企業的主要責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會安定，例如創造充分就業、縮小區域差距、應付國際危機等。目前世界上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現實，說明企業效率的核心不在產權結構，而在其他因素。中國國企改革的初期「國退民進」是為了糾正1957年後不加區分地實行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的過激做法。中國和西方的經驗證明，國營和私營企業都不足以創造充分就業，必須互補發展。朱鎔基「抓大放小」，讓沒有競爭力的國企破產或轉制，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得以集中實現大型國有企業承擔的戰略目標。但要求大型國企全面私有化，將國企經理人變為壟斷資本家，就違背中國改革的國情與現實了。英國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國鐵路，私有化後大量裁員，但由於網路效應，分段運營的競爭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實行國有化。美國三大汽車廠在這次危機中幾乎破產，不得不讓政府救助。美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國全私營的醫療成本太高。美國醫療技術世界領先，但人均醫療成本是醫療雙軌制的歐洲、加拿大的2倍，醫療國有制的日本的3倍，導致保險公司、製藥公司、醫院相互勾結，其壟斷利潤高於其他行業，宏觀代價是損害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在中國和西方，都有壟斷阻礙創新的問題。我的主張是反壟斷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勵創新和應對危機，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補。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有可能搞裙帶關係、短期行為，因而都要嚴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選賢用能。我訪問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經濟研究所時，對該所企業家研究室的國際調查大為驚奇。他們注意到北歐國家的創新超過美國。北歐國家許多制度安排和美國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德國經濟學家的調查發現，較小的工資差距（缺乏物質激勵），福利社會負擔（大政府的主要標誌），對發達國家間的創新差距影響不大。從統計觀察上，他們發現北歐創新的優勢和破產程序的效率有關。和美國的信用制度標準相反，北歐投資方更願意投資給失敗過的企業家，因為失敗的經驗有助於未來創新的成功。換言之，保護投資方的產權，並非鼓勵創新的決定因素。(1.6) 迷信自由化的人，無視政府市場監管是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往往把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對立起來，看不到市場和政府間的共生演化關係。市場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鬆綁。不料原來純樸的農貿市場迅速出現賣死豬肉和假中藥的問題，溫州的小商品市場在八十年代假冒偽劣商品曾經泛濫成災。市場看不見的手並未導致優勝劣敗的局面。在民怨沸騰的壓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場監管和質量認證的措施，逐步改變惡性競爭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與中國在藥品、食品、金融等市場中腐敗與政府監管方面的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對稱，而且是法制漏洞，因為暴利比罰金高得多，成為逆向致富的激勵機制。從國際比較的標準看，中國監管的程度，在環保上比歐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藥品上比德國差得多。只有金融雖然問題很多，但是在防範金融投機上比西方要嚴，究其原因是民間反腐敗的壓力很大，中國資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貪官洗錢和外逃，並非防止西方熱錢炒作貨幣，代價是中國的金融創新發展太慢。在銀行監管上，加拿大的經驗，也可供中國借鑒。當然，政府監管不能代替市場競爭。中國國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業務上的競爭力，可以企及美歐，卻不如韓國的民航企業。這顯然是人才和領導力的問題，不一定是所有制的問題。由此可見，開放與監管之間，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選擇性開放的時機與程度。中國資本開放的選擇性高於東亞、拉美、東歐，中國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國金融危機的拖累。中國也有失誤之處。日本經濟學家對我說，日本絕不會像中國那樣，讓外國企業佔有如此大的國內市場份額。韓國更是如此。中國沿海城市競相引進西方五百強，卻不大力扶植民族企業，是一個錯誤。中國企業和日本韓國企業相比，成長的道路要艱難的多。(1.7)西方同樣面臨政府和財團的腐敗問題目前世界上公認法制最好的地區是北歐，犯罪率、腐敗、貧困等問題遠小於美國。我訪問瑞典時，瑞典經濟學家告訴我，北歐歷史上是海盜國家。直到十九世紀，北歐的腐敗依然臭名昭著。後來瑞典的吏治改善，來自一位國王的大力整頓。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減少了社會腐敗的經濟基礎。越南戰爭後，瑞典開始接受外國難民，社會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見，社會轉型和開放是腐敗增加的重要因素。國企私有化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我多次訪問過台灣，台灣政治最大的腐敗是黑金問題。黑金政治的來源之一就是在變更土地規劃時的政治利益鏈。台灣工業化之後商業用地與農業用地之間的地租差價歸地主所有。用金錢收買政客改變土地區域的規劃，就成為黑金暴利的來源。俄國在私有化過程中沒有先拆分國有壟斷企業，結果私有寡頭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遠大於社會主義時期的原國有壟斷企業。據估計俄國大部分的經濟控制在黑手黨手裡。德國高鐵技術世界領先，但是高鐵技術難以實現。印度想學中國的特區也很困難。他們面臨的體制障礙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礙經濟的結構調整。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立竿見影，西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卻舉步維艱，原因是發達地區的選民不願補貼不發達地區的基礎建設，怕企業出走到勞工便宜的地區。換言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議會民主制傾向於維護地區差距，客觀上阻礙國家整體的結構調整。不同利益集團在議會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沒有整體利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明確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政府被金融財團俘虜，只有拆散金融財團，才能擺脫金融危機。但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萬億美元拯救金融寡頭企業，卻無力打破金融寡頭的壟斷。美國標榜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造成軍工、金融、律師三大利益集團主導美國政治、阻擾社會改革的政治局面。美國的議會民主制無力約束軍火工業、金融寡頭和跨國企業對經濟的操縱，因為政客競選依賴財團的政治獻金。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裁決，否決了對企業政治獻金的限制，把金錢干預政治說成是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國金錢政治的本質。中國一些善良的人以為用法制可以解決腐敗問題，卻沒有仔細研究誰制定法律，目的是保護誰的利益？除了科學制定的技術標準，涉及利益的法律絕不是中性的制衡機制。德國學者告訴我，德國法律很嚴，保護的是老企業、大企業，使德國傳統工業領先，但是創新不如美國。哈佛法學家告訴我，德國的私有園林，必須向公眾開放，不像美國保護私有產權，有權向進入私人產業的陌生人開槍，所以德國的社會矛盾遠比美國為小。美國在危機時，企業和政府同時裁員，為了保護股東的利潤或政治家的政績。德國、日本的企業高管卻被社會要求減薪，盡量維持員工職位。法律究竟保護資產所有人，還是利益相關者，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沒有在西方長期生活的人，很難想像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實質是維護利益集團現狀的制度，卻不是改革不合理現狀的制度。如何把改善法制與選賢與能相結合，是世界各國都在探討的難題。二．如何認識中國發展的不同特點是否存在中國模式，與其先下結論，不如先研究中國發展的特點，然後考察這些特點是否可被其他國家借鑒。用中國政治制度和歷史的特殊性，來否定中國經驗的普遍性。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英美經濟學家並未因為其歷史特殊性，而否認勞動分工的普遍規律。(2.1)認識中國要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西方觀察家把中國模式等價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模式是片面的。因為中國出口加工經濟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擁有中國那樣的獨立國防和科學技術，即使技術先進的日本和德國也要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於美國壓力。德國雖然和法國聯手創造歐盟和歐元區，抵禦美國金融投機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國。北歐小國雖然維持很高的生活水準，但是在國際事務上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要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當代的國際地位，必須從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來觀察中國道路。否則，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受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的成就與問題，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得不償失。經濟增長只是犧牲環境資源和讓外國資本剝削中國勞工的結果。他們看不到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犧牲環境、資源和民生的代價遠遠高於中國。舉例言之，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並非始自「言論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許貴族莊園的農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經過一定時間後成為自由民。殖民主義的發展，從歐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規模殖民和侵略，在幾百年間的移民總額估計只有幾千萬人。為此消滅了美洲的馬雅文明，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民族戰爭，外加販賣黑奴和毒品。西方以消耗資源節省勞力為特徵的勞動分工模式的特點是創造性的毀滅。當新創造的就業數量越來越少於被摧毀的就業崗位時，才有西方國家一方面用國籍、簽證、工作許可等各種方法限制來自貧困地區的移民。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富貴病又在重體力和高科技兩端依靠外來移民，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文化衝突。西方國家解決不了就業問題，才逐步放寬言論和選舉的限制來維持現狀，因為政黨輪替根本不觸及貧富分化問題。相比之下，中國過去三十年之間，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高達2億。雖然其中有不少社會問題，例如戶口限制、征地糾紛、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斷改善，沒有發生內戰和動亂。這不能不歸之於中國的社會制度遠比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穩定。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使中國的社會成本遠比西方和東亞現代化依賴稅收和私營保險的成本為低。須知中國人口規模是全部發達國家的2倍多，而資源和基礎遠不及西方國家。(2.2)理解中國要從歷史和全球的視野出發中國一些人簡單化地把中國特色概括為大政府和大國企。這就無法解釋中國和前蘇聯的差別，以及中國改革前後的差別。如果政府規模用政府稅收佔GDP的比例衡量，按維基百科的資料，中國為18%，近於印度；但是遠低於福利國家瑞典（48%），法國（45%），德國（41%），英國（39%），俄國（37%），巴西（34%），日本（28%），美國（27%），和南非（27%）。中國過去三十年在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上的飛速進展，主要資金來源於出售國有土地使用權。如按照西方辦法發債、借款或加稅，中國經濟增長率會大大下降。中國國有單位創造的城鎮居民就業佔20%，稅負卻比西方國家低，可見中國軟約束的程度低於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在危機時政府部門由於債務危機和私有企業同時裁員，加重社會壓力，經濟復甦緩慢。相比之下，中國國企創造的就業對社會穩定發展有重要貢獻。所有國家都面臨不斷改進政府效能和企業競爭力的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有改革領導力的政府。政府和企業的規模要隨著技術革新和國際競爭與時俱進。先驗地談論小政府還是服務性政府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依我的觀察，中國的中央政府部門規模遠比發達國家為小。我觀察到的例子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部門、國家統計局與葯監局的規模，和發達國家無法相比，難以成為國家決策和市場監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區的鎮政府建築，不少大於解放前南京政府的總統府，規模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擔了許多其他國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經濟發展和社區穩定的功能。中國沒有西方的教會，歷史上社區穩定先後依賴於宗族，單位和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單位社區瓦解之後，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擔日益增多的社區功能，但又無法填補精神真空。國外華人學校逐漸演變為華人社區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會功能，值得國內參考。西方法治無法阻擋教會的的衰退和家庭社區的瓦解，社會成本增加引發如今的經濟危機。中國必須引以為戒。(2.3)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探討2008年11月14日，我在美國紐約為G20峰會和美國奧巴馬新政府建言的國際研討會上，提出了7條中國經驗給美國參考。2009年9月22日，我在巴西的講演中，把中國的發展經驗發展為10條。在紅旗文稿的文章中，我把中國經驗進一步簡化為如下五條，請大家指教：中國的第一條經驗，是混合經濟的健康發展，遠勝過東歐的全面私有化。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中國非盈利事業的學習能力，使中國經濟在結構上，兼有市場經濟競爭下的不斷技術更新，和共同富裕體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穩定性。中國的勞工成本低，是因為中國的社保成本低。中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不是依賴社會保障稅，而是集體所有制的土地。東歐、南亞和拉美以私營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在經濟危機下就難以維持社會的穩定。社會保障在印度這樣土地集中、貧富懸殊的國家也難以推行。蘇聯式計劃經濟的局限和中國式市場經濟的差別所在，就是有無平衡發展的混合經濟。過大或過小的民營經濟或國有經濟都不利於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沒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醫療的發展，社會也不可能有科學進步和長治久安。中國的第二條經驗，是政府角色「規劃協作之手」的重新定位，遠超過「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勞動分工的發展使社會協調的任務遠比亞當?斯密的工場手工業時代複雜。夕陽產業的利益集團往往用政治經濟和法律手段阻撓新興產業的發展。全球化時代的不平等競爭也使發展中國家的趕超需要民族國家的支持。國際勞動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為改變。中國的地方政府在扶持產業調整、創造就業和技術創新上扮演了組織者、協調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中利用宏觀調控和地區協作，承擔了企業和地區創新實驗的國家保險，大大降低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啟動風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各級政府介入民營企業的重組整合，效率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法院的破產兼并程序和財政部的注資運作。這使中國經濟結構應對危機的效率，居於世界之冠。中國的第三條經驗，價格是國際競爭的手段，而非發展戰略的主宰。蘇聯、東歐的價格自由化，摧毀了社會主義的工業體系。中國雙軌制下的價格信號，給企業創造了學習調整的空間。中國的匯率政策和關稅政策因時制宜。在國內企業還不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的時候，提供了初生產業的適當保護。經濟特區的開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業的國際信息。當中國企業的技術競爭能力逐漸增強時，中國主動引進國際標準，降低匯率和稅率，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都比拉美東歐在西方國家片面主導下的市場自由化措施，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條件，避免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市場的附庸。相反，中國民族企業的崛起，制約了跨國公司的壟斷行為，使國際經濟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轉化。第四，中國創造了市場經濟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們注意到，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的破產危機，顯示西方發達國家傳統的資方與工會的對立制衡，難以實現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國際競爭。美國企業的創新和競爭能力，被美國社會協作的低效拖垮。各地特區的試驗，開創了中國實驗式的民主政治和發展道路。中國自下而上的實驗創新，與自上而下推行的休克療法比，分散了試驗風險，加快了學習進城。中國在過去30年間，廢除舊規建立新規的速度和社會效果，突破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的繁瑣法制和自由減規的兩難困境。可以說，中國政府官員的「政績競爭」優於西方議會競選的「許諾競爭」。中國開創的「機遇、協商和實驗」的社會改革模式，和西方傳統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會運作模式相比，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選擇。第五，中國發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國文化強調的是社會後果的正義，而非司法程序的正義。中國有錢難買惡法，社會素有公議。西方的程序正義在推進科學發展上有歷史作用，但是用以解決社會問題卻並不成功，因為社會衝突的解決在於利益協調，辯論和投票無法斷定規則本身的優劣。中國在金融危機中迅速進行產業調整，很快獲得社會的共識，而未引發美歐議會中區域和產業集團的衝突與糾結，顯示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的生命力。這和當代複雜科學的整合方向不謀而合。中國中西醫結合的醫學模式與養身之道，也使中國的醫療成本相對美歐有所節制。西方以分析科學與消費方式主導的醫療體制，導致醫療成本的惡性擴張，企業和社會都難以承受。西方式勞動分工節省勞力，但以消耗資源為代價，帶來全球暖化和生態危機。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以上概括是否妥當，請大家批評指正。三．中國未來的挑戰要求遠見政府和持續創新對中國經驗抱有疑慮的人，擔憂的是中國經濟的兩個特點，所謂大政府和大國企，會成為繼續改革的阻力。似乎承認中國模式會妨礙中國的政治改革和國企改革。我們理解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擔心。但是我認為事在人為，深刻理解中國問題的所在，應當成為深化改革的動力而非阻力。首要問題是認清中國的國情和發展的障礙，然後才能選擇中國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鑒西方經驗可以解決中國問題，那何樂而不為？如果西方辦法解決不了中國問題，就得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理論方案的選擇不能先於現實問題的觀察。這是目前西方經濟學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3.1)中國未來經濟結構轉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費模式？2008年的金融危機，日益暴露美歐經濟的衰落趨勢，使許多人質疑東亞經濟出口導向模式的可持續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呼籲成為熱門之議。對轉變方向有大體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繼續仿效美國的經濟模式：轉變方向只不過是調轉中國與美國的角色。他們主張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要從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和內需。提高國內消費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資，提高社會保障，放開資本管制，讓人民幣升值並轉換為世界儲備貨幣，放開利率管制，放開土地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進農村城市化和土地的規模經營，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產泡沫，讓低端產業出走來逼迫產業升級。更有人主張全民瓜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以此來促進居民消費。似乎中國有條件重複西方走過的道路來提升人均消費水平。我以為這是當前最危險的空想資本主義。來源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論。伯南克的主張是荒謬的，因為年輕人打工儲蓄，老年人用儲蓄消費。要西方老齡化的人口增加儲蓄，中國年輕人口增加消費，沒有歷史成功的先例。中國沿海城市克服老齡化的辦法只能是開放農民工進城。反之，沿海城市企圖增加社保覆蓋面來刺激居民消費，導致中小企業不願僱傭年輕大學生，反而僱傭退休職工來降低社保稅的壓力，加大年輕人的就業困難。伯南克主張的實質是迴避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人口資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齡化社會日益依靠外來移民的困境。即將面臨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費、產業外移、地產泡沫、經濟危機的老路。(3.2)能源和生態危機限制了消耗資源、節省勞力為特徵的勞動分工的西方模式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忽略地球資源對人口與能源增長的限制。以美國為例，其人口只佔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電力和22%的石油產量。美國，日本，歐盟三者的人口總和為9億，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發電量的40%，石油生產的43%。相比之下，中國人口13億，佔世界近20%，電力消耗世界發電量的20%，石油僅10%。假如中國的發展目標是人均GDP以及相應的能源消耗趕上發達國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而非官方匯率計算，人均GDP美國是中國的6倍，日本歐盟是中國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計算，石油消費美國是中國的9倍，日本為5倍，歐盟為4倍。假如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目標是石油消費達到目前歐盟的水平，人口增長忽略不計。則2040年中國的石油年消費量為139億桶，超過目前美日歐石油消費的總和，接近目前已知的中國石油的儲備量157億桶。換言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嚴重依賴能源進口。有人以為科學技術加市場投資也許可以保證石油生產與消費增長同步。他們忘記了亞當-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而市場規模受資源和技術水平限制。從目前的技術知識而言，繼續維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只是幻想。世界石油生產在1979年達到高峰，此後開始停滯不前，2005年後逐年下降，預計2040年世界石油產量將下降一半以上。如果用天然氣或煤局部替代石油，同樣面臨碳排放和全球暖化的限制。使用水電、核電、或其他清潔能源要求大量投資和研發，目前難以預見替代能源的成本是否能為市場接受。簡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資源節約勞力的勞動分工不可能持續。和全球暖化的生態危機相比，能源危機引發的世界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美國主導的以金融自由化為標誌的全球化，貿易自由主義不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而是轉向資源帝國主義。歐洲和澳大利亞媒體普遍議論：中國崛起將導致中美之間發生資源戰爭。中國「和平崛起」的善良願望，很少得到西方人士的信任，除非中國能找到新的發展模式。國內某些人不願正視西方的戰爭威脅，把政治經濟學對西方利益集團的分析斥為「陰謀論「。恰恰相反，資源戰爭是西方利益集團公開的「陽謀論」。德國和美國政治家公開宣稱歐盟東擴的目標不只是烏克蘭，而是整個俄國，目標之一即為獲取俄國的豐富資源。我考慮到核戰爭在地球上沒有贏家，核大國之間的全面核戰爭可能不大，但是爭奪資源的戰爭持續不斷。美國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還沒有結束，伊朗戰爭已在製造輿論之中，美國和日本聯手在中國南海、東海製造戰爭陰雲，都不是空穴來風。相比之下，鄧小平之後的中國民眾，對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變缺乏清醒準備。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可能使中國成為大國中最缺乏戰爭意志的國家。沿海城市片面追求美國摩天樓式的城市化，在面臨能源短缺和局部戰爭時可能成為敵國威脅的籌碼。追求消費而非追求健康發展的民風，使這一代艱苦奮鬥的精神在二代之間轉化為歐美般的驕奢之族。「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可能變為「二世而斬「。美國科學家從中美飲食與癌症、心血管、糖尿病與肥胖症的關聯對比研究中發現，現代病的來源是動物性食物，中國傳統的植物性食物使中國鄉村居民現代病的比例比美國低得多。令人憂慮的是，美國醫學家呼籲美國人學習中國飲食方式的同時，中國居民卻在仿效美國快餐與奢侈文化大吃大喝，使中國的現代病與醫療開支追隨西方模式急劇增長。沿海城市的高房價加產權永久化政策，將把沿海城市老齡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農民變成新的食利階層不勞而獲，像美歐那樣由外來移民（先是內地農民，後是南亞移民）來養活，沿海製造業可能重複美歐外移的老路，使房地產泡沫轉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最後終結中國蓬勃向上的增長趨勢。這是為什麼我堅決反對目前國內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正面臨五百年來未有的歷史變局。中國不但要改變英美式勞動分工的耗能模式，還要創建新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態困境。(3.3)中國發展戰略的兩手準備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戰略思想從來是兩條腿走路，做和平發展和應付戰爭的兩手準備。中東和南亞人口結構極為年輕，但是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失業率非常高，包括年輕的大學生失業嚴重，成為目前中東和南亞社會不穩的主要經濟根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和親美軍事政權的倒台會加劇美國歐洲在中東的軍事捲入，使西方軍事力量短期內難以轉移到東亞。如中東動亂繼續20年，則中國可以再爭取20年和平發展時間。中國如果利用此時間迅速調整經濟結構，加快科技和國防的獨立發展，就能在21世紀確保世界的領導地位；避免世界大戰，並限制中國周邊的局部戰爭。如果盲目樂觀，脫離國際大勢來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費和金融泡沫，導致產業出走，社會不穩。則中國將重回動亂反覆、受制於人的歷史覆轍。如果周邊國家在美國支持下挑釁，也不能姑息養奸。美國一國的軍費超過世界十五強的總和，軍事基地遍布全球，面臨債務危機還增加而非削減東亞的美軍部署。國人不能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寄託幻想，必須居安思危。(3.4)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遠見政府、規劃布局、科技攻關、再造中國和印度、巴西、俄國、印尼等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的優勢在溫帶氣候，劣勢在缺乏資源，所以必須依靠人民的競爭力和科技發展。和歐洲、美國相比，中國的劣勢在生態環境和經濟布局，優勢在語言統一，有中央集權和區域協作的傳統。所以，中國有可能在結構轉型上克服舊有利益集團的反對，優先發展綠色經濟。目前，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來自生態限制，尤其是水資源的瓶頸。西北過度開墾導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黃河面臨斷流威脅，長江正重複黃河的命運。奧運會期間，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犧牲山西河北的農業用水。目前中國各省的用水惡性競爭，沒有流域的規劃與協作。中央和地方政府3-5年的任期，只能應付短期突發事件，無力根治生態危機。建議中國制定20年與50年發展規劃，要求各屆政府分期實施。認真研究從西藏南部往黃河、長江源頭調水的系統工程方案，和從渤海引水到內蒙乾枯湖泊並利用風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徹底改變中國南澇北旱的局面。中國未富先老，老齡化即將給中國帶來超越美國的社會壓力。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與地理生態極不相稱。大量退休人口和非生產性的行政、教育、醫療單位集中在沿海城市，與工業、農業、運輸爭地，導致目前沿海城市的房價遠高於工作人口收入可以支付的水平，孕育重大的社會危機。尤其京津地區的地下水源已經枯竭，除非解決水源問題，否則發展京津超大城市的計劃必然加速惡化華北地區的生態危機。另一方面，中部丘陵地區良好的生態環境，卻不能吸引老齡退休人口移居青山綠水地區，原因是中國主要的教育、醫療機構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大量青壯勞力外流沿海地區，主要目的是為尋求子女尋求更好的教育機會，並非不願建設家鄉。市場的羊群行為，加劇區域的生態不平衡和房地產差價，單靠凱恩斯的供求管理，無法克服結構失衡造成的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泡沫。西方政治的矛盾在產業利益集團的衝突。中國問題的焦點在地區與部門利益的矛盾。中國歷史形成的省份與部門架構與現代的勞動分工體系不相協調。用西方的政黨議會體制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例如，歷史上班禪、達賴互相競爭中央的支持，解放後學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體制搞大省，才有今日的藏獨、疆獨之患。解決電價與煤價的矛盾，可以試驗煤電聯營。原有的工業部體制有產業政策的優勢。國企劃歸國資委按資產管理，強調保值增值的目標，忽視的是產業升級。不如按產業集群組建大學基金會，對研發、生產、營銷、兼并進行綜合經營，還可減免國外收購外國資產時西方對國資的恐懼和障礙。央行集中大量外匯儲備騎虎難下，何不分散部分外匯給有實力的省份獨立到國際市場運作，並開放上海的亞洲美元國債市場，以發展金融創新，參照歐洲美元市場的辦法，制衡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為此，中國應當把行政改革和經濟文化的結構調整同時進行。中國可以學習澳大利亞和巴西的行政改革經驗，把政治和文化首都留在北京。把國務院的大批行政機關遷往華中丘陵地區，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有利於備戰，因為歷史證明北京無法防禦來自海上之敵。中國的人口大省比歐洲大國還大，難以治理。應當按人口和地理分布，將中國多數省份一分為二或三個小省，將新的省會健在丘陵山地，藉機把干休所，主要的大學和醫院逐步遷入新的省會。如此才能降低沿海工商區的房價，提升內地農村的收入。城市化要改變目前仿效美國洛杉磯搞超大城市的方針，限制城市居民區與工作區之間的通勤距離為半小時作用，使之可以用自行車和公共交通替代小汽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保障主要的學校、醫院在中小城市安心研究，地價房價合理平穩，才有可能建立和維持世界一流的創新體系。中國要用新的全民終身教育體系來填補宗教缺失的社會精神真空，改變未富先奢的社會風氣。根治腐敗的社會土壤。為此，必須嚴格限制美國式的虛假商業廣告，限制驕奢淫逸的消費方式，普遍建立財產登記制度，徵收房屋空置稅。區分創新性和寄生性的財產收入，分類徵收累進財產稅和累進遺產稅，解決市場經濟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軟體建設必須與硬體投資協調，建立企業、事業、軍隊、行政機構嚴格的會計和理財制度，建立有國際競爭力，又杜絕投機的金融體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覆轍。中國必須建立新的發展指標體系，修改城市化的定義和標準。中國的城市化不能實行英國式的圈地運動，搞美國式的超大農場。城市化不能把80%的農民趕進城市但是沒有生計，成為紐約或孟買式的貧民窟。為了預防戰爭和天災，中國應當保留大約半數人口居住在鄉村和小城鎮，但多數可以從事非農產業，同時鼓勵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職業者，在鄉村有第二套住宅，從而形成城鄉對流、城鄉互動的格局，為將來實現消滅三大差別的和諧社會創造條件。各地征地補償辦法的差異，鼓勵了攀比機制，對後來的基礎建設產生不利影響。中國在地區實驗的基礎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舉國體制，也要逐步提上議程，否則會造成巨大的體制套利的腐敗空間。所有這些結構調整，都依賴於遠見政府規划下的結構布局、科技攻關，和市場的協調發展，依賴大規模的基礎投資和科技發展，決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刺激消費可以企及。未來學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的，信息技術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互聯網的發展，給縮小城鄉差距創造了條件。實現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建設亦工亦農亦軍亦學的小康社會，不是空想，只待規劃。如能如此，中國將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負之士來中國工作、學習、和定居，從而成為世界創新的排頭軍，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可以用成功的實驗，吸引發展中國家，共同打造新的國際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頭集團順從世界潮流，改變歷史發展的軌道。四．結論和展望孔子設想過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柏拉圖的理想國，統治階級的武士必須是斯巴達式的無產者，而且接受沒有個人私利或短見的哲學國王領導。知識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實現孔子、柏拉圖到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因為從事研發的科技人員創新的動力並非來自私利，而是來自興趣和公心。科學理論的檢驗，不是來自獨裁者的專斷或多數人的投票，而是來自實驗的檢驗。科學團體的自治給社會的自組織發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獲益卻掌握在少數財團手中，才有無數的戰爭、貧困和腐敗。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實驗中，地方政府的競爭和貧富地區幹部的輪換，創造了中國新的選賢任能的治理機制，成為效能政府新的典範。中國改革的不足是理論落後於實踐，軟體的發展落後於硬體的投資。如能把中國改革的實踐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論化，中國模式的定型和傳播，可以期待。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的生命力，這和當代複雜科學的整合方向不謀而合。西方以分析科學與消費方式主導的醫療體制，導致醫療成本的惡性擴張，企業和社會都難以承受。中西醫結合的醫學模式與養身之道要進一步科學化，推動科學生活預防健身。不能引入西方體制先誘病再治病，把為公眾服務的醫療機構變為少數利益集團利用信息不對稱謀取暴利的機構。才能從根本上防止醫療黑洞，防止中國的醫療成本爆炸，拖垮社會保障體系。西方式勞動分工節省勞力，但以消耗資源為代價，帶來全球暖化和生態危機。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我們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極端個人主義無視生態約束，凱恩斯經濟學沒有結構理論，奧地利學派否認政府是自組織系統的關鍵組元。馬克思認識到世界演化的規律，但是低估了中國和東亞的歷史貢獻。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現代的複雜科學相結合，可以提升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中國的機遇、協商、試驗的創新社會，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會競爭共存，並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看不見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協調之手。因為資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變化和人的適應力是無限的。中華民族不懼上帝，但是尊重歷史的裁判。讓21世紀的歷史來裁判西方模式與中國道路，誰更能與時俱進吧。致謝感謝王艷靈的組織督促，感謝田國強、尹尊生、陸丁、史正富、張維為、劉昶、崔之元、吳敬璉、秦曉、唐毅南、李華俊、龍希成對中國模式問題富有啟發的討論與探索。錯誤之處由本人負責。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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