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陳寅恪

張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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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華考題「對對子」而引起爭議的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劉藏春」、「姚逃虛」，只看這兩個名號，就有說不盡的含義。

元劉秉忠，字仲晦，號藏春散人，著《藏春樂府》。明姚廣孝，字斯道，號逃虛子，著《逃虛子集》。「藏於春」、「逃於虛」，只看其如此自稱，已知非真藏真逃，名號背後必有強烈的寄託，別有他物與之相對，在於讀者自己領會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號而達致。故二人名號的真義，當看其「秉忠」、「廣孝」之本名，而其引興之意，又當知「藏春」、「逃虛」之寄託也。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明褒實貶。文章開篇稱道梁氏，揭出兩層意思：其一，「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此點蓋舉世無可議。其二，「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認為不然，中國之學術皆當與政治相關，舉出「劉藏春」、「姚逃虛」二例。

開篇一段文法是反題正說，學術上是承接今文傳統。「高文博學」，但亦可說是辭賦小道，玩物喪志。「儒家之學」、「天民先覺」，即今文經學上「經世致用」之「微言大義」。「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陳寅恪常言韓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為《通國身》，謂「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與「中國之不幸」，意謂梁氏處身亂世，其價值僅獲第二義。不與政治相關而為「高文博學」，漢學考據，一家之言，皆止於第二義。如三代隆盛，政學合一，國身通一，道器不離，即章學誠所謂「治教無二，官師合一」，方是為學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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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書為吳其昌遺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學術先進》之一，潘公展、印維廉主編，勝利出版社1944年重慶出版。

吳其昌為王國維、梁啟超弟子，著述甚豐。王國維卒，吳其昌先作《王觀堂先生學述》，又作《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論「先生之學，綜凡三變」，條列其學術成就為七項，均較為切實。但不甚在意王國維初學之跡與自沉之歸宿，而立論不免於趨新。如稱王國維「先師殆可謂為『新史學』家」、「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論王國維「非經學家，其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先生本非經學而為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為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不免稍稍悖於往昔四部之學大義。

吳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與《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可惜《梁啟超》只完成了上冊，照王國維《學述》之例，下冊當重點論述梁氏晚年學術成就，其情形尤為作者所熟知。今所見上冊自梁氏幼年至戊戌變法，夏曉虹先生認為，吳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啟超著《李鴻章》所開創的現代評傳做法」，體現了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的精義。而筆者則感到，此書依據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維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緒的上諭也無非出於「六章京」之手；同時史觀的基調更完全站在維新派一邊，其章節如「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狀」、「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應符命而出世一般；並且行文的風格也是梁氏的「報章體」，而不是客觀的史家體，自始至終都是誇張鼓動渲染的味道，實為「歷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陳寅恪論及此書，一則曰「多取材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二則曰「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此外別無一言，要之不以為實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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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記》於維新之次年，由橫濱出版之《清議報》連載，並由清議報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啟超二十七歲。與對吳其昌書的評價相似，陳寅恪認為「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認為二書「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預見「戊戌政變」一段歷史需要重寫。

《戊戌政變記》前述康有為之登用，及西太后虐待光緒帝，後述政變原因與新政之被推翻。附錄一「改革起原」錄甲午戰後康有為上書，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錄梁啟超致陳寶箴書，附錄三為「光緒聖德記」。書中多半是上諭、上書，而加以按語，已有從文件到文件的感覺。如與《翼教叢編》相比，後者在駁詰中均先照錄對方原文，而《戊戌政變記》僅為一面之辭。並且論述夾雜「文筆」，不脫報章氣息。

如述變法前狀況為：「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變法後狀況為：「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

短短一年時間，前後情形差異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學者稱，「然深思之，此話不可輕信」，確然。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變記》中述及陳寶箴之處極多，評價也極好，並且還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小傳。如說：陳寶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我國此次改革，以湖南為先導」，「觀於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識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等等。褒評多端，可謂沒有任何指疵，而陳寅恪卻不以為然。照說，到1945年陳寅恪寫《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時，完全可以據此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卻沒有。

文中，陳寅恪據1937年親聞陳三立之語，除了確認梁啟超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實由先君之特薦」之外，特別說了這樣的話：「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

據此可知，《戊戌政變記》稱梁啟超致陳寶箴書，「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陳氏本人未必贊同。然而更加重要的還不在於維新首功的歸屬，而在於維新並存著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流」。換言之，康梁之意在於取得湖南維新的首功，而陳氏祖孫三人則是要與康梁劃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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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啟超具體地說到他「革命」而拿「滿清」開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攻滿洲」即已不是維新，而是革命。問題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確定了「民權革命」的基調，所謂「維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學術概論》書中，梁啟超追述到自己在長沙時務學堂「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

札記事件可說是湖南新政期間的一個關鍵環節，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規，「倡言革命」，於是王先謙、葉德輝輩要求檢查。康有為的弟子狄楚青事後承認諸人確實蒙犯了殺頭的風險，《任公先生事略》有云：「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於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由譚嗣同以「吐番野蠻者」比滿清，楊深秀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盛倡革命」、「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而言，康有為的「保救大清」絕然可疑，所謂「改良」可能確是「卧底」式的真謀反。清亡不始於辛亥而始於戊戌。長沙時務學堂與北京六章京皆當視為一種「身在曹營」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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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稱帝之日，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由此而構成「政治家之節操問題」。

上文第一段為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中語，第二段為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語，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陳、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點，亦即陳寅恪《書後》最肯定梁氏之處。

戊戌以後，國家元氣終於耗盡，清朝之亡，變法維新有以啟之。轉眼清朝已亡，進入民國，漢人當政，滿人的問題已經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問題一個都沒解決，問題反而增多了。梁啟超嘆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

梁氏其時大概已不勝其煩亂，從而提出將國體、政體分開思考的一種建議。總之時代變了，立場轉換，梁啟超此時不再倡言革命，甚至開始為往日革命的對象——君主——解脫。他說，君主的尊嚴「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而「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變記》而言，「革命家醜詆君主」其實正是梁氏往日所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內的話。而梁氏的如下言論，不知是否可理解為包含了若干反省與懊悔：「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彷彿，憂傷憔悴，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瘍。」

但梁啟超的聰明睿智還在，他對清朝滅亡之後驟然來臨的亡國危機有敏銳的覺察，於是便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國不亡論」。《雜答某報》是與《中國不亡論》同一主題而論述更詳的一篇文章，文章針對答汪精衛等新一代革命黨的「二次革命」主張，提出五項疑問。文章的價值在於其中具有求真求實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與陳寅恪所主張的「文化本位」漸趨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軌道恆繼之以革命」的慣性已經形成，難以遏止了。

6

1915年，即「洪憲」元年，陳寅恪在北京經界局任蔡鍔秘書，蔡鍔即梁啟超弟子。陳、梁二人同為洪憲稱帝的親歷者。故陳寅恪「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一語，亦當時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

但轉眼又到了1945年，梁啟超的維新的激情已成過去，而吳其昌的民國的革命激情正盛，陳寅恪卻開始為德國無條件簽署投降書之後的形勢擔憂。

故在《書後》結尾，陳寅恪又說：「自戊戌政變後十餘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又十餘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飈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以梁氏所見及梁氏所未見，質正於政治，而肇端則為戊戌，隱然有論定責任之意。

發布：2013-06-14 06:59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