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成立前夜 | 新舊交替中的暗黑香港

今天，香港公務員的形象是廉潔、高效、親和，但就在並不遙遠的20世紀70年代，他們給人的印象卻並非如此。20世紀70年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各個方面，都是香港重要的轉折期。

港督麥理浩無疑是這一轉折當中的關鍵人物，他先後續任3次，是任期最長的港督。除了廉政公署，在麥理浩任內，香港推行了龐大的「10年建屋計劃」，以及小學和初中的強迫義務教育等利民的公共政策，在極短時間內有效地大幅改善了香港市民的物質生活。

港督麥理浩（左）代表英女皇授予警察吳傳忠榮績勳章，攝於1979 年

香港作家陳冠中這樣寫道：「經過麥理浩總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勵精圖治後，香港幾可說脫胎換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麥理浩的「治港大綱」

麥理浩是香港的第25任總督。英國管治殖民地的官員是在英國本土招聘的，並由殖民地部負責培訓和調派到不同殖民地任職；這支管治殖民地的英國官員隊伍，並不屬於英國本土公務員隊伍，也不屬於在殖民地當地的公務員隊伍，而是屬於自成系統的「英國殖民地公務員隊伍」。1954年之後，稱為「英國海外公務員隊伍」。

在這支英國殖民地公務員隊伍之內，再分成二三十個職系；不管是政務職系或其他專業職系的官員，都是構成管治殖民地的主要成員。1954年高峰期時，英國殖民地公務員總共約有18000名，其中約有2360名是屬於政務職系。同一時期，香港共有47名政務官，當中只有一名是華裔政務官。

剛入職的英籍政務官在派往香港之前已經被要求學習廣東話，並經考試合格，才獲得正式聘用。殖民地的總督大多數出自這個系統，而麥理浩是個例外，他出身外交系統。麥理浩出生於蘇格蘭，畢業於牛津大學。20世紀60年代，他一度官至英國外交大臣布朗的秘書。

1968年，一名小巴司機在香港觀塘警察局前與警察發生勞資糾紛對峙

1967年，麥理浩犯了一個大錯。他把英國首相威爾遜發給美國總統約翰遜的一份機密電報帶下班，不小心遺忘在了一家銀行的櫃檯上。這份電報討論越戰的狀況，是頭等敏感的文件。幸虧，這家銀行在外交部附近，另一個外交官也是這裡的顧客，把電報撿了回來。英國政府大驚，因為美國人早就懷疑威爾遜的工黨政府里有蘇聯的卧底，下令徹查麥理浩。但威爾遜和布朗都認為麥理浩是一位忠誠的人才，是因為工作太累才不小心丟失了機密文件。此後，麥理浩被調往越南、丹麥擔任大使，1971年成為港督。

港督是肩負管治香港責任的靈魂人物，對於如何發展香港和具體政策的優先次序，想必每任港督都有所計劃。但如果以全面性和影響程度而言，1971年港督麥理浩履新前所制定的「治港大綱」要遠超前任和後來者。在麥理浩草擬的「治港大綱」中，已經初現其後十多年的雛形。無論是地鐵建設、市區重建、住房問題、信心前途，乃至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巨細無遺。麥理浩是應外交部和聯邦事務部有關官員的要求，在等候接任港督的10個月期間，草擬這份「治港大綱」的，以之作為港督和英國政府對於治港政策的基本共識。

香港近年的解密資料稱，1971年的這份文件有三個部分：長遠規劃、內部政策、香港與中國。長遠規劃部分是屬於絕密文件，主要是淡化和避免香港前途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浮現，並同時做出全面規劃和部署，以增加英國未來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因此，「內部政策」部分就列出要達到「長遠規劃」部分所訂下的目標而採取的改善香港社會和經濟的具體政策措施。「香港與中國部分」是闡述麥理浩到任後，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總的來說，麥理浩這份「治港大綱」所肩負的使命，就是為英國創造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而其載體便是在最短時間內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遠遠拋離中國內地的水平。這種暗度陳倉的安排，既成功凝聚香港各階層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也同時為英國創造了與中國討價還價的資本，布局可說是非常高明。

當然，如果沒有當時香港社會普遍要求改革和進步的共識，英國政府亦沒有可能推行這一具戰略意義的龐大社會和經濟改革工程。

這份麥理浩「治港大綱」的解密和曝光，讓人們了解到隱藏於社會改革和進步背後的，正是英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中英談判所設定的戰略和部署。不要說香港社會不知悉這份「治港大綱」，就連當時的香港政府官員都不知道有這份文件的存在，其保密程度可見一斑。

30年來前所未有之大變動

「麥理浩時代」是殖民地政府回應來自民間的社會壓力與自我完善的時代，也是香港經濟迅速發展與擴展的時代。

麥理浩初任港督時，香港社會各方面的狀況都不容樂觀。1973年，香港發生股災，經濟環境亦受到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的影響。通貨膨脹與失業均是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1972—1975年的香港商情嚴重衰退，成為戰後繼禁運引起的商業蕭條之後，又一次商業蕭條的時期。市場不景氣使市民就業情況自1973年起開始逆轉，影響整個消費，也嚴重打擊了中小工商業。

1973年底，《華僑日報》刊登了一篇以「艱苦的一年」為題的文章，形容1973年為「香港社會30年來空前未有之大變動，特別見諸經濟生活方面」。該文憂慮「香港總有一天要變為英國，在不知不覺中衰敗下去」。1975年上半年，香港的失業情況最為嚴重，估計全失業20萬人，半失業也接近此數。

1974年5月，香港旺角寶生銀行遭搶劫，罪犯挾持11名人質，與警方對峙

1974年初上映的電影《大鄉里》中，有歌曲唱道：「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三餐茶飯惹人愁，日常費用不夠用，酒家起價未說緣由，房租加到六百難以承受，因為入息有限痛心疾首??」這是很多普通民眾生活的真實寫照。70年代初的香港社會尚未真正發展到富裕水平。雖然有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了，但以整個社會來說，多數家庭仍需為基本生活努力。70年代中後期，香港才形成了穩定的中產階級群體。

普通民眾的住房問題也尚未解決，就算是幸運地已經入住公共屋邨的，居住環境仍然窘迫，設施簡陋。市民到公共屋邨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不舒服。

1973年，邵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劇照。該片再現了香港鬧水荒，市民排隊取水的場景

儘管基本教育逐漸普及，可是1971年仍有13萬3千多名10—16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沒有入學，其中四分之三外出工作。

「香港是腐敗最厲害的城市之一」

社會秩序是最基本的問題，貪污更是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其中以警隊貪污最為嚴重。在街頭目睹勒索、收黑錢、包庇外圍賭檔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暴力罪行和街頭犯罪問題嚴重，當年的屋邨常有搶劫犯、吸毒者埋伏，幫派林立，黑幫械鬥時有發生。後來由政府帶頭推行的「撲滅暴力罪行」、「清潔香港」等以社會為動員基礎的運動，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1973年，在推動「撲滅暴力罪行」運動的過程中，麥理浩曾親自發信給民政司陸鼎堂爭取全力支持，並指出：「我毋需向你強調公眾對暴力罪行的深切關注，或它對政府信譽的重要性。明顯地，這要求政府部門與公眾之間一次重要的合作，藉此嘗試並改變目前的趨勢。」

1974年5月24日至25日，香港旺角上海街的寶生銀行發生劫匪劫持人質大案，無線電視台（TVB）出動專門的採訪小組，將攝影機架在銀行大樓對面進行連續17小時的全程直播。5月26日，《華僑日報》報道該事件的文章標題是《生死關頭情勢危急團結力量發揮神勇全港市民齊喝彩》。可惜團結一致的是人質，至於在銀行外面等候時機，見有人質跑出來後仍然猶豫不敢進去制服劫匪的警察，則成了香港民眾經常掛在嘴邊的笑話。

一份於1974年進行的有關青少年犯罪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受訪中沒有犯罪記錄的年輕人（12—20歲之間），百分之八十不同意「香港的法律公平和大部分警察是正當的人」，另有超過百分之六十同意「賺大錢不一定要有真材實料」。

1971年，抗議者在香港市政府抗議港督麥理浩

二戰以後，香港警界的腐敗就形成了一種公認的、毫無顧忌的模式。高級警察充當「收規人」，安排下屬與犯罪分子聯絡，收取服務報酬，收到的巨額金錢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屬和上司之間進行分配。作為回報，犯罪團伙和幫派頭目答應平息幫派內部分歧，不去打擾普通百姓的生活。這種體制時常引起新來者的恐懼，二戰後第一任警務處長驚呼「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腐敗」。這種體制受益群體龐大，使得任何可能的反腐行動都無從落實。1960年，貝納奇在香港革新會演說時曾說：「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嚴重的腐敗現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敗最厲害的城市之一。」

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看來，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人與殖民地政府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疏離感。同一時期，學生運動的出現給殖民地政府帶來了政治的壓力和挑戰。民間抗爭與動員的出現，源於對殖民地制度的不信任和反抗。面對一浪接一浪的抗議行動、社會運動，殖民地政府並沒有開放參與決策的門路，依然封閉。而官僚對於異見，會有選擇地進行打壓，例如1972年仁義村居民到大會堂露宿抗議，結果居民與學生被拘控。

總之，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社會後來所發展出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尚未形成。1974年，成為新舊交替與轉變的準備時期。廉政公署的成立後來成為「香港社會走向理性化與進步」的象徵。然而在成立之初，普通市民對它並沒有好感，市民大多認為它只能「打蒼蠅」不敢「打老虎」，對於港英殖民地政府是否真心打擊貪污，仍是半信半疑。

相反，1973—1974年，在民間最熱烈討論的是通貨膨脹、白米價格暴漲、加價、加費、商戶牟取暴利等問題。1974年4月香港成立的「消費者委員會」更受到市民的關注。雖然當時市民也不相信像「消費者委員會」這樣一個組織對平抑物價能做什麼具體的事情，但論民生的關注點，其關心通貨膨脹要超過關心肅貪倡廉。

事後證明，無論是消費者委員會還是廉政公署，都為香港的現代化轉型做出了巨大貢獻。呂大樂指出：「香港社會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影響深遠的民意轉向，一改過往對殖民政府的看法，對社會產生歸屬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時期正是社會上很多人視為香港走上安定繁榮之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