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名人

2002年，我採訪作家石康的一篇稿件受到了總編輯的表揚。

臨「危」受命

報紙改版時決定在專刊部增加名人訪談類欄目，於是把這個版面給了我和另外一位搭檔。一開始我很犯難。我當時只負責一個「收藏版」的采寫，接觸的範圍很窄，更沒有名人這方面的資源和線索。版面要求每周一刊，一時備感壓力。

首先發動的是身邊的親戚朋友，「誰認識名人呀，快幫我聯繫。」可是此舉收效甚微。偶爾有幾個線索，也都是「沉寂」許久的名人，幾無談資。最後還是請娛樂文化部的同事救急，搞到了演藝界名人錄及電話。於是我挑選有素材、有話題的，開始逐一「電話騷擾」。

因為當時的版面定位是「與名人面對面」，於是先向各位大腕自報「家門」，再預約個面談的機會。約訪的大腕基本都在北京，離天津倒還算近，半天就能趕個來回，加上年輕和開創新欄目的興奮勁，也就沒覺得有多辛苦。

「你過來吧」

那幾年，媒體還不像現在這麼多，大多數人也沒有博客，許多名人還是願意把自己的最新動向通過媒體表露一下，只要問題別太尖銳，都還算配合。但作為記者，不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地聊一通，那樣的採訪等於沒採訪，稿子出來沒看頭。尖銳問題的提出很有技巧，一定要看當時的氣氛，順勢而為。其實，大多數的名人都頗有修養，會或直白或婉約地回答你的問題，實在不願意講的，也會很巧妙地躲避過去，不會讓氣氛尷尬。以致我到現在，每當看到某某導演或是某某演員沖著記者大發脾氣時，都覺得這裡面的責任一定是雙方的。

約訪了這麼多名人，有意思的事確實不少。2002年底，採訪張國立，電話是臨時打通的，他告訴我：「現在有時間，你過來吧。」通話時已是晚上8點，我從辦公室下樓打了輛車就直奔北京。快10點到他們劇組，一見面他就用天津話說：「就為了等你這個老鄉，我大晚上不回家，還輸了鄧建國好幾盤棋。」2003年採訪高曉松時，約好了下午5點在他亞運村的工作室聊，4點半時告訴他我上三環了。他說：「什麼，你上三環了？那我先睡會，7點見吧。」結果按地址找到他的時候，還真的快7點了。

我問對了

除了演藝界人士，我還採訪過詩人、作家、畫家和音樂家，這些名人每個人都堪稱一本書，和他們聊天，頗有「充電」的感覺。有一陣子，同事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是有位大學生跳樓自殺了，而且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問題，學習不錯，家境很好，也沒談朋友，就是「覺得人生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同事們開始討論「人生有何意義」，各抒己見，好不熱鬧。我當時就在想，我採訪的那些名人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其實在大多數的媒體訪談中，記者或者主持人和他們聊得最多的無外乎艱難的奮鬥史，曲折的感情生活，再加上點時尚小話題，最近的新作品等等。很少有人問及「人為什麼活著」這類問題，因為這種問題問不好就會顯得特別空洞。於是，從那以後的採訪中，我都會在最後，先講一遍自殺大學生的故事，再把「你覺得人為什麼活著」這個問題拋出去。

事實證明，這個問題問對了。它貌似簡單，卻很難作答。許多受訪者在別的問題中侃侃而談，卻都在這個問題上陷入沉思。我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門，同樣值得深思。

在這些回答中，有人談到了「責任」，也有人提及自己的夢想「還未完成」。我印象最深的是當代藝術家方力鈞的回答，在他宋庄畫室的舊沙發上，他告訴我：「不要老想著這麼大的問題，這會讓自己很悲觀，很難過。其實支撐我們走過每一天的，是生活中的那些小快樂。比如你吃了一頓美食，再比如你看見了一個好看的姑娘。」想想也是，如果領導在開欄時就告訴我，這個欄目你要做10年，那麼當時沒有任何經驗與線索的我恐怕要崩潰掉。但是現在，我要感謝那兩百多位我採訪過的名人，正是你們給我帶來的點點滴滴的快樂，讓我累並快樂著，到了今天。

（作者系每日新報專刊部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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