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與顏樂
宋明理學有所謂氣象和顏樂之說。氣象指具有高超精神境界的聖與賢人在其外表所表現的精神面貌和人格特徵,而顏樂指凡感悟到聖與賢人精神境界的人其內在所體悟到的一種樂趣。一表現在外,一體驗在內,內外結合,形成我國哲人特有的品質。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人自古都有一種自我欣賞的人格理想。兩漢時期,所謂「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禮記正義》卷十五)。似乎那種隱居不在位者,正是他德行貞純的表現。同樣,在魏晉時代,名士們嚮往一種不拘禮儀、率性縱情、風流瀟洒的風度。這些生活作風和人格形象當然是和他們某種精神境界相聯繫的。
到了北宋年間,理學家創導一種「聖賢氣象」,以作為他們理想的聖人和賢人的形象標準。程明道說:「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並舉出孔子和他的幾位弟子為例,「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同上)。程明道要弟子從堯舜和湯武那裡感覺到兩種精神品德:聖人有聖人的氣象,不假修習,天性純全,而賢人有賢人的氣象,修身體道,以復其性。程明道還以自然氣象來比喻聖賢精神面貌。按照宋明理學家的看法,儘管我們未見過孔子、顏子或孟子這些賢人,但我們從他們的《論語》《孟子》中,觀其言就可把握他們三人的三種氣象,即一種元氣無跡,一種和風微跡,另一種則是秋殺跡著。在宋明理學家看來,要學聖人必先要知聖人氣象,正如程頤說:「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若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不可。」(《二程全書》卷十五)
正因為如此,朱熹與呂祖謙在他們編輯的《近思錄》里以「聖賢氣象」作為終篇。在他們看來,宋明理學家各自有他們的氣象,例如程顥和程頤的氣象就不同,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又如:「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又如:「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在程氏弟子看來,明道近乎顏子,有如春生,其弟子光庭如沐春風,而伊川有如孟子,近乎秋殺,其弟子游楊程門立雪。《近思錄》還記載了其他人的氣象,如說周叔茂「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近思錄·聖賢氣象》);說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同上);又說諸葛孔明:「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朱熹註:「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同上);最後又說張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同上)。
氣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現於外的,別人從閱讀他們的書中可以感覺得到或看得到的,不過,有這種精神境界的人自己也有一種感覺,這是一種內在的感覺,這是有這種精神境界的人自己才能體驗得到的一種內在的感悟,這種感悟,宋明理學家稱之為「樂」。樂就是一種自我享受或受用。孔子曾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又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孔子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說,人貧窮就是樂,而是說人在貧窮的環境下也可以有快樂。程頤曾解釋此句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簞、瓢、陋巷並非可樂,那麼其樂在何處呢?
周敦頤曾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就是問這一問題,周敦頤曾在其《通書》中作了部分回答:「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通書·顏子》第二十三)周子這個回答也有一個問題,就是他所說的至富至貴、可愛可求,究竟是什麼?這一點我們必須從哲學家的世界觀找答案,周敦頤有本《太極圖說》,其中講道「萬物化生」,這其實是《周易》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意。據說他喜歡「綠滿窗前草不除」,有人問他,為何不除,他說「與自己意思一般」,這就是說他心中嚮往一種生意。程顥曾說:「自再見周茂叔,呤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什麼是「吾與點也」?朱熹在《論語集注》里有一說明:「蓋有以見夫人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這裡朱熹把這種由體悟到「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的人而獲得的那種「胸次悠然」的樂趣表述得非常好。這是一種只有真正哲人才能達到的精神境界。周敦頤曾有首自悅詩:「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嗚琴。數十黃捲軸,聖賢談無音。」(《周敦頤集·題濂溪書堂》,中華書局)近人張伯駒曾說過:「一生苦樂兼備,命途多變,富不驕,貧能安,心懷坦然超逸,性情博雅通脫,實為曠世人傑。」可能唯有達到此種境界的人才能體悟這種樂。
程頤早年寫過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的文章,其中說道:「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何謂聖人之道焉?程頤以顏子為例說:「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也。」(《二程集》,中華書局)顯然,聖人之道就是一種哲人理想的精神境界,到此境界,即所謂「化」,到此「化」的境界,即「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這不正是孔子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嗎?到此境界不就是「樂」!
現在大家都議論北京大學哲學系老教授為何都是長壽的,其實這就是我在此所說的「至聖人之道」,由「化」而享有的「樂」所帶來的後果。這是一種超然物外的哲人精神境界。我曾經與賀麟、宗白華、馮友蘭、任華、張岱年、周輔成諸位教授長期接觸過,我深深感到他們都有一種由哲學所帶來的一種樂趣,他們很少為繁雜事操心,只樂於哲學沉思和著述。記得在宗白華先生去世前幾個月,我去看望他時,他是那樣安詳,似乎並未感到他已到垂危,他當時還讓我下次來時給他看德國海德堡的錄像。1988年我從德國回來,怎麼也想不到周輔成老先生遠遠從北大乘公交車來航天橋我家,想聽我帶回的德國古典音樂。90年代我和德國教授去張岱年先生家拜訪他時,那間書房是那樣窄小,滿床滿地都堆滿了書籍,可是張教授毫無覺察地與我們暢談哲學。這種樂趣其實也不只是中國哲人才有,西方哲人也會有。2001年我去德國海德堡拜訪伽達默爾教授,那時他已經101歲,他不僅耳目都好,而且思慮也很好,每星期還來大學研究室辦一下午公事。中國現在老人都在講養生,說什麼重營養,少工作,你們知道嗎?我接觸的這些老先生一直到他們去世前還工作,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哲學深思中感到無窮的樂趣。哲學也可以說是一種更高超的信仰,多年以前我在德國與哲學家交往就已經體會到這種樂趣,記得有次聖誕前夕我與Geldsetzer教授去科隆大教堂聽音樂,我就問教授是否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教授馬上告知他進基督教是父母早先洗禮,自己今天有自己的哲學觀,來教堂只是想聽優美的音樂。我自己也有這樣的體驗,每當去寺廟參觀,我不像有些人會拜,因為我是哲學家,我有自己的世界觀。哲人們是靠他們的哲思活著。我想北大我的那些老師們之所以能活得那長,都可以說是由於研究哲學而獲得的這種精神境界所帶來的樂的後果。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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