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明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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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十分高興地得知，優秀著作《比較文化學》（Bijiao Wenhua Xue）的作者方漢文教授撰寫了另一部具有挑戰性的新書《比較文明學》。

比較文明學是21世紀最重要的學術領域之一，分布於地球上的眾多文明，為了更好的與和平的生活並存和合作，通過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可以互相理解。在我的一生中，全部生命貢獻於這一新學科。

現在，我極為高興為有新的同行（僚友）在中國來分享這一樂趣。我希望，他的新著將會在中國人民中間受到歡迎，並且為比較文明學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國際比較文明學會終身名譽會長、日本比較文明學會名譽會長，麗澤大學比較文明文化研究所所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會名譽教授

伊東俊太郎

2004年5月21日

試設想，一個不很開化的印第安人，他的經驗是否不如通常的文明人那樣豐富和幸福？我想並不如此。一切文明國家的兒童都那麼喜歡扮「印第安人」，這是值得深思的。

──《愛因斯坦文集》第三集

前 言

就世界學術總的歷史進程而言，東西方民族可謂各有自己的貢獻。古代希臘人的哲學無疑是最偉大的學術創造之一，它遠遠超越了民族界限，受到世界各個民族的關注。義大利則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就以藝術與思想為世界之先導，英國的經驗哲學與經濟學、法國的文學與社會政治理論，古代猶太人與古代印度人所造創的宗教信仰，中國的儒學、佛學與道家學說都是世界精神創造的瑰寶。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德國人是一個哲學民族。」1與這句話對應的是黑格爾曾經說過的「學哲學，講德語。」這兩句話都是基於德國古典哲學在18－19世紀的空前繁榮的基礎上的判斷，德意志民族長於哲學思維，並富於精神創造。馬克思的判斷客觀地評價了這一時期西方哲學發展的狀況，它概括了德國民族在理性思維特別是形而上學哲學方面的巨大貢獻。如果從人類學術研究的總體歷史進程來看，筆者以先哲為榜樣，認為應當補充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是一個『文明』民族，研究比較文明，講漢語。」

這不僅僅是說，中華民族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民族之一，而且是說，中華民族重視並且善於從學術發展的總體性視域──文明研究──這也是當代學術的一個制高點，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中國人是一個極度關注歷史與文明研究的民族。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如埃及、印度、美索不達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美洲文明等，中國文明雖然不一定是最早的文明，但中國文明研究的歷史最為悠久，歷史資料最為豐富，記載最為詳盡而且沒有中斷。其餘各主要文明都在不同時期因為各種原因而中斷，其研究也都因為時代久遠、兵火焚毀而大受損失。只有中國文明研究記載全面，幾乎從黃帝時代到當代，文字記錄沒有間斷。不僅是中國歷史，包括中亞各國古代文明的歷史、印度佛教的各種學說與歷史，惟有中國才留下了大量的、最全面的文獻資料。如果要研究世界文明是離不開中國史籍與漢字文獻的。我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羅馬帝國是西方文明的開端，如果要研究西方文明不能不研究羅馬文明，而研究羅馬文明，就不能不涉及到古代日爾曼人即所謂蠻族的入侵，日爾曼人中的主要部落之一哥特人正是受到了來自亞洲的一支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壓迫，才開始向羅馬移動的。這個游牧民族正是公元91年前後大規模西遷的匈奴人。公元89年漢將竇憲擊破北匈奴，北匈奴殘部與郅支部合在一起，沿著哈薩克與烏茲別克的交界處的鹹海北岸，遷向伏爾加河流域。德意志民族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就記載了公元457年日爾曼蠻族國家勃艮第被匈奴滅亡的故事。十八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描述了匈奴人在歐洲征戰，最終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歷史。但是無論是歐洲史詩還是歷史學家，對於匈奴人這一草原民族原來生活在哪裡，他們為什麼突然出現於歐洲，都是一無所知。世界上對於在歐亞兩大洲的歷史上都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草原民族匈奴人，最詳細的歷史記載與文獻只有中國的史書。正如美國學者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所說：「而關於中亞細亞的最重要資料，卻是以漢文寫成，而包括在中國的正史中的，中國史料的正確與豐富，可說遠勝其他。」 2此外還有突厥人在歐洲與亞洲國家中的遷徙與流動，蒙古帝國的西征等等，所有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記載最可靠與最詳盡的仍然當數中國文獻。西方以古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其文化中心轉移後為大西洋文明，雖然也有舉世聞名的經典與文獻，但由於中世紀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統治，曾經一度中斷了這一文明的人文主義傳統，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並不處於先進行列，直到16世界之後，由於較早實現工業化才有大的進展，但是從文明傳統的角度來看，它也經歷了傳統的斷裂，雖然文藝復興之後對於希臘羅馬傳統的復歸的要求一直強烈，但與文明傳統一直沒有中斷的中國相比，它也有自己的不足之處。

這充分顯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特徵：記載與研究人類文明的歷史過程，並且以一種忠於史實的態度作深刻的分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學傳統，也形成一種追求理性、保持人道主義與道德觀念，但又注重實際與歷史事實的民族精神。中國是古代文明中為數不多的沒有沉溺於宗教神秘與幻想的文明之一，這與它注重歷史事實有直接關係，筆者認為，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值得自豪的一個特點，是我們對於世界文明的一種貢獻。世界文明如同一個民族一樣，需要它的歷史家與書記官。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世界的歷史學家與書記官，這是由中華文明的傳統與特性所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研究世界文明的歷史經驗與發展規律，分析它現實階段的特性，判斷世界文明的趨勢，都必須以文明的歷史為依據。這就說明研究比較文明，中國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全球化時代中，文明研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學術界競相爭逐的學術制高點。世界各國學術界在個領域裡都在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特別是比較文明學的興起，更是將文明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一個以世界文明的同一性與差異為切入點，以綜合性研究與深入的歷史分析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階段。

然而恰恰在這個領域裡，至今還沒有發現當代中國學者的重要論著，聽不到來自世界文明古國的聲音，這不禁令人感到一種遺憾乃至悲哀。

忽反顧之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這樣一種古老而又保持新鮮生命力的文明形態，這樣一個有文明研究傳統的大國，沒有理由不參加比較文明的學術競爭。

可惜的是，世界文明的研究一直受到各民族與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隔閡，西方民族對於東方文明研究知之不多，同樣，東方文明研究也局限於各自民族本身的範圍，沒有建立具有比較性的文明研究。正因為沒有世界文明的共同視域，從北京猿人、南京小湯山猿人、山頂洞人等到發現於中國大地上眾多的古代人類與古代文明遺址，時至今日仍然被排除在世界文明與考古、歷史學研究的視域之外，相當多的研究結論仍然得不到承認。由於缺乏比較，世界文明體系的內在聯繫無法被認識。

在本書中，我們提出了比較文明學的世界文明體系的概念，這是不同於西方比較文明學與其他文明研究的重要概念。我們認為：世界文明是由包括東西方文明與不同民族文明共同體所組成的系統，，東西方文明集中了世界文明史的經驗，它們代表文明類型的兩極，互相促進。同時，世界文明系統的發生與結構組成方式都具有相互聯繫性、共同規律性與各自不可取代性。

相互聯繫性是第一個基本特性，即世界文明體系從形成開始就存在互相聯繫，彼此交流與傳播、影響的特性。人類的先祖有可能從非洲走出，來到世界各地，謀求生存與發展，這一過程中交流從未完全中斷。歐亞大陸相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自古就相當頻繁，農業文明時代，尼羅河流域與兩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技術傳入歐洲，推動了歐洲農業的興盛。公元10世紀之後，歐洲農業開始蓬勃發展。16世紀之後，歐洲的工業化帶動了亞洲與世界各地的工業發展。古代中國農業生產技術向東亞與東南亞各國擴散，使這些國家進入文明時代。世界古代民族之間交流的歷史遠超過我們目前所已知的資料，這種歷史聯繫說明各文明體系都不是獨立存在的，文明之間的聯繫與交流是推動世界文明前進的根本動力。

第二，世界文明之間有共同的發展規律性，這裡的文明規律性是指：世界文明基本上經歷了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採集與漁獵生產時代、農牧業生產時代、工業化生產時代等不同類型與歷史階段。這種規律是宏觀的人類社會發展基本階段，並不是一種僵死的模式或是公式，也並不是所有民族文明全都必須逐一經歷所有發展階段，而只是大多數民族已經經歷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類型與歷史階段的劃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會有少量的民族相對超前或是滯後，世界歷史各階段中，都有些部族保持原始生活狀態，或是超越某一兩種發展階段，直接進入較發達社會的情況發生。但是這絲毫不說明人類的文明是沒有發展規律的一團亂麻。相反，正是17世紀之後，通過對世界各地原住民生活的研究，科學家們得以揭示不同文明發展階段的可能性，這種規律性的認識才逐漸確立。某種程度上，依靠這種規律的存在，我們才能看到某些非規律性現象的價值，這正從反面說明了規律認識與掌握的重要。

第三，各民族文明具有獨特的歷史過程與本質特性，如果對於一個人來說，性格與命運相關，那麼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它的歷史命運則可能會更多地影響其民族特性。獨立性並不與規律性相對抗，相反，這種獨立性恰是世界文明共同規律的實存，也是規律的演繹。各民族文明產生的氣候、土壤、地理位置、周邊民族等自然與人文環境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民族風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道德倫理、民族心理與性格、歷史文化都不相同。要了解猶太人的民族性格，必須了解這一民族所承受的沉重歷史災難。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13世紀在埃及所遭受的奴役，聖殿被毀之後，經歷「巴比倫之囚」，羅馬人的統治，直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排猶，正所謂「艱難育汝成」，歷經磨難才有了猶太民族所獨有的民族心理與性格。不同民族所從事社會生產與活動的方式及社會制度不同，所以必然形成不同文明形態。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的形態與其他文明完全相同，以斯拉夫文明的支系之一南斯拉夫人為例，南斯拉夫支系包括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黑山和馬其頓等民族。南斯拉夫人不同民族經歷了希臘化時代、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拜占庭與奧斯曼帝國等多種統治與侵略，巴爾幹半島集聚了天主教、東正教、耶穌教、伊斯蘭教等眾多的不同宗教信仰與歷史傳統的民族，各自都有獨立性，歷史證明，無視其民族特性必然會引發矛盾。非洲與南美的叢林里生活著相當多的部族，相距很近，但風俗完全不同，只有尊重彼此的風俗才可能在這裡生存。承認民族獨特性，就能建立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存關係，全球化時代中，世界文明體系就建立在與共同繁榮之上。

世界文明體系是由各民族的或是多個民族的文明共同體構成的，所謂文明共同體，就是以一個原發文明為起源的具有共同或相近觀念，但又有自己發展特色的文明團體。有的西方學者如克里斯托弗·斯卡列(Christopher Scarre)等人所著的《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s)中，就把文明劃分為「原生文明」（PrimaryCivilizations）和「第二級文明」(SecondaryCivilizations)，如中國殷商、兩河流域、印度河谷等文明為原生文明，而受到原生文明影響而產生的文明則為第二級文明，如米諾斯和麥錫尼、東南亞文明等。1我們則採用「文明共同體」的概念，用它來說明文明的起源與互相影響的關係，這樣更合乎文明體系的辯證發展規律性。世界文明體系之說，所強調的是世界不同民族文明的互相聯繫與互相促進。從15世紀末期開始，由於海上航線的開通，殖民化與工業化進程同時啟動，世界各民族文明進入有史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大規模交往。美國經濟學家沃勒斯坦等人也據此提出了「現代世界體系論」等觀念。如果從文明關係角度看，世界體系早已存在，只是這種體系是隱性的，各種文明在不同地區的進化，展示了人類文明的同一性。各種文明彼此之間的交往也早已存在，歷史上多個世界帝國的建立、絲綢之路的開通，都已經使得世界文明體系早已建立。地理大發現之後，工業化過程的實現只不過是使得這種體系表徵化了，文明交往更加自覺了，有更為堅固的經濟與生產的基礎與鏈條而已。如果只承認工業化之後的所建立的所謂「世界體系」，看不到在此之間世界文明之間的歷史交往，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認識。這種認識只把工業化看成是世界化的動力，是一種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出發的有限見解。我們所主張的世界文明體系則從人類社會文明的歷史來看這種聯繫，當然也包括工業化之後的「世界歷史」，從古代文明到現代文明的發展，應當說是一種更為全面的認識。

作為世界東方文明的代表類型之一，東亞文明與其他文明一樣，它對相關國家與民族間有一種文明認同（civilizations identity），這種認同不只是區域的相近，而是文明起源與文明精神的共同性的所決定的。公元6世紀前後，中國文明大規模東傳日本，歷時14個世紀，正像日本學者所注意到的那樣，時代早於基督教傳入英國。中國文明對於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文化生活的影響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罕有其比，中國對於日本、越南和朝鮮等國的影響與印度佛教的影響不同，中國的政治經濟、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直到文學藝術，全面影響了東亞與東南亞，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此長期與大規模的交流，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文明環境，這就是文明共同體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話說到學術研究中的比較與競爭：

…但是，他當然完全不懂得比較解剖學、植物學、語言學等等這樣的一些科學。這些科學僅僅由於在可比較的對象範圍內比較和確立差異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這些科學中比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一些大民族──法國人、北美洲人、英國人──不論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在競爭方面和科學方面，都是經常互相比較的。像德國人一樣的害怕比較和競爭的小商人和市儈，總是躲在他們的哲學商標製造家們給他們製造的不可比較這個盾牌後面1。

我相信，中國人不是當年德國的「小商人與市儈」，中國學者絕不害怕將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進行比較研究，不會躲在中國文明「不可比較」的盾牌背後。無可懷疑，當代世界學術與比較文明研究中，中國學者的加入將會真正使它成為全球化時代有多種文明學術背景的學科。

所謂比較，並非牽強附會，也不是風牛馬不相及的雜俎，猶如古人所說「木與夜孰長」之類的不具有可比性的穿鑿附會，更不是簡單類比，如東方之孔子釋迦牟尼可比希臘之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比較不是所謂的「打通」，也不是尋找互異之處。關於比較研究的誤解中，最為流行的認為比較就是「打通」，雖然持此說者各不相同，但這是目前國內外對於「比較研究」相當流行的一種說法。美國當代學者米勒（Hillis Miller）曾經針對把比較研究看成是「打通」之類的說法，有過一段不無譏諷的話：

韋勒克認為，既然現在他已經清楚地指出擺脫危機的道路，那麼現在應該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即是說，繼續來從事「比較文學」。這一短語指涉的是當時發表在哈佛大學的雜誌《哈佛之聲》上的一個諷刺漫畫。漫畫上畫的是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的創始人列文和皮基奧利，他們身穿水管工的衣服，拿著修理工具，正在敲一戶居民的房門。漫畫的標題上寫道：「我們來比較文學」。這幅漫畫真是非常詼諧，出人意料地巧妙。它影射「文學」中有些東西壞了，把它們修理好的方法以就是加以比較，「比較文學」就像「修理水龍頭」，好讓水流暢通１。

比較文學當然是建立在不同民族文學具有共同特性的基礎上，但絕不只是相同的文學現象，更重要的是，即使沒有相同的文學現象，並不意味著不可比較。所以僅僅是「打通」或是把東西方文學（當然也包括文明）中的相通之處揭示給人看，並不是比較學科的主要目標。簡單羅列東西方文明中這些相同的現象，儘管再多再詳細，不可能達到東西方文明本體層次的互相認同。這並不是反對求同研究，而是要求在不同文明中的現象、結構與意義的認證中，進一步來研究東西文明本質特性與共同規律，從而達到對人類文明本體性的把握。只有達到了本體意義上的認識，才可能說，我們真正理解了人類文明。

比較研究是一種思維與方法的運用，它所關注的是不同現象中存在的邏輯的合理性。這裡的邏輯指的則是人的理性法則。在比較文明學這個領域中，首先就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實踐的理性法則以及實踐過程的研究。所以比較文明是歷史又不是一般的歷史，是哲學又不是一般的哲學、是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但又不同於其中任何一種學科，它從文化研究起步但又不同一般的文化研究。可以說，它是人類文明關係的體系研究，是歷史現象、哲學思與文明研究視域的一種結合，正因為是一種體系的研究，所以它超越其中任何一個學科，它的跨越文化、跨越學科視域、思維與方法，是任何一個學科所不具備的。

本書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東方與西方猶兩儀之互生，遂成多元文明之體系。古今東西，天道人道，共參天人之合一。

所謂文明，從現象上看是一種人類創造精神的表達方式與人類的生存形態，也是一種人道精神的實現。但反思文明就會認識到，文明也是一種天道，是自然之道，因為文明是人類依靠自然來創造的。人類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是最早的社會文明形態，在這種文明中，人類就是利用了自然的礦物冶煉金屬，製造生產工具，從事生產；人類利用野生水稻和野生麥類培育了水稻與麥類；人類馴養了自然界中的野牛野馬才有了家畜。更為徹底地說，人自身也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人是從古猿進化而來，沒有自然就沒有人類創造與人類自身，所以說文明是人道也是天道，恩格斯文明是一種「社會品質」，這是極為正確的，社會品質就是人類社會實踐所具有的品質，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品質，也就是人道合於天道的產物。所以，筆者經常強調，文明不完全是自然，也不完全人類創造，人類在宇宙中的使命就是在通過文明創造來實現的，文明的產生，歸根結底應當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歐洲哲學家重視從自我意識、宇宙精神等方面來看待歷史文明，宇宙精神與自我意識是從不同角度來強調的存在的本體意義，也是對於道的一種闡釋方式。中國儒學則更主張從「天人感應」的角度來體悟它，程顥甚至說：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2。

從漢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到明代理學家的「感應」，思想體系不同，但是基本精神中仍然有明顯的承襲，這就是彰顯人道與天道之間的互相感應，是尋找人類與自然的造化的契合。這也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說，天人合一併不是人類與自然的融合，而是人類通過自然的創造。文明應當是人類創造的歷史形態，所謂歷史形態是指它是一個模式，只具有其中個別要素還不行，如有的部族可能有文字或是有鐵器，但這並不說明它已經進入了文明形態。作為形態，它具有本質與表徵不同屬性。在這種形態中，人類的心性即精神與自然之道即天理，達到契合狀態，契合就是道得以實現，即人類獲得了精神與物質的解放，這是文明的本質。從而產生一系列表徵，具有了文字、法律與道德準則、發明了鐵器與生產生活用具等。如果只是從物質生產的表徵來理解文明，其實是沒有看到文明的實質，至少不是對於文明全面的理解。

文明分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等不同類型與形態，僅從形態上看是有差異甚至對立與衝突的，這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性表現得如此之鮮明，似乎是絕然相反，冰炭難容。但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性與它們之間所存在的同一性使得東西方文明在歷史交往中互相促進，陰陽消長，變化無窮，東西方文明都從對方受益，得到互補。東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中，有的西方學者把東方看成是一種古代文化體制的代表，是「靜止的」、「僵化的」東方，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東西方文明，並不是一種空間與時間的對立，它們各有自己獨立的形態發展，並且有長期的交流與互動。東西方文明差異歸根結底是人與自然關係不同聯繫方式的展現，所以比較文明的同一與差異，會增加認識途徑，克服單一性，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目的。古與今，東方與西方，是時空中的差異與同一的表現形式，如果沒有它們的差異就不會產生和諧，和諧不是求同或是打通，而是對立事物的參證與契合。辯證發展就是承認事物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之中存在著同一，此即所謂「同與異俱於一」。古人說君子必辯，所謂「辯」，就是「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一陰一陽之謂道，各民族保持自己的傳統中，世界文明才會共存。文明之道的成長有賴於東西方文明的差異的參證與契合，由此產生推動力。

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曾經說過：中國與西方（歐洲）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兩極。文明是人道與天道合一的顯現，也是人類掌握自然與社會的實踐，這兩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說法而已。世界文明的發展規律如同一切事物一樣，是在一陰一陽的消長之中實現自己的歷程。世界文明從東方濫觴，經歷了農業文明社會，從工業文明階段開始在西方大成。無可否認，西方文明是現代的主要推動力，東方文明在近代以來受到有力衝擊，無論是古代波斯宗教、印度佛學或是中國儒學，已經被千年歷史發展證明其內容中既有值得繼承的成分，也有必須淘汰的部分。亞洲經濟近年來的飛躍只是證明東方現代化是可能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並不說明所有東方民族的發展必然會進入現代化社會。世界文明的危機確實是存在的，至少到19世紀，西方文明的內在衝突如宗教與科學、理性與感性、自我自由與人類責任之間的衝突已經暴露，西方文明的衰落並不是斯賓格勒等人故作驚人之語。如果僅僅是那樣，它絕對不會引起世界的關注，從根本上來說，西方文明的大限已經顯現出來。福山等西方學者過於片面地看待西方文明，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其終結於資本主義與西方文明的勝利。這種看法是極為可笑的，世界文明永遠不會終結的，文明自身的否定與進化，不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證明了世界文明必然不斷出現新的文明形態。文明辯證論認為，惟有不同文明的對立與轉化，才是世界文明進步的鑰匙。

如果說世界文明是一個體系，那麼這個體系不但可以劃分為多種多樣的文明類型,如湯因比所劃分的21類，或是伊東俊太郎等人劃分的17類，不但可以劃分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文明不同類型之間，特別是東西方文明之間存在互相促進的關係。這種關係首先表現為文明傳統觀念之間的參同與分歧，也表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商業經貿與文化交流的關係，這就是文明間的辯證聯繫。文明間的辯證聯繫還表現於人類經歷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文明與反文明之間的對立，無論東方或西方，都與反文明勢力進行過艱苦的鬥爭：

前文明社會中，人類以文明的主要目標是克服蒙昧、野蠻，取得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條件，以形成人類社會。

進入農業文明階段後，古代部族、民族與國家建立，萌生出一神教等宗教信仰，在這一階段中，人類文明的對立主要表現於科學與人文創造與宗教專權與封建專制之間的矛盾。其中西方的政教合一與東方的封建專制（也有學者並不承認東方封建制度，只承認東方專制）各有不同表現，但與科學和人文精神之間的對立是一樣的。

自從1600年前後，工業文明在西方發展壯大，到19世紀世界性的大工業形成，世界文明的進程其實一直是在與殖民侵略、宗教擴張、民族文明滅絕的鬥爭中實現的。

20世紀中，進步文明的對立面則是法西斯主義、帝國政治與世界霸權、環境污染與破壞等。

在未來社會中，人類文明與反文明之間仍然會存在著對立衝突，如地緣政治、恐怖主義、霸權主義與蠱惑人心的邪教等，世界在這些衝突中不斷前進。東西方文明互相推動，為世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而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就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1。

拉丁文Sapere aude，就是「敢於認識」的意思，我曾經在一本書的開卷就引用它來自勉與鼓勵讀者。至今，我仍然認為，對於中國人來說，它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至於我寫作此書的目的與意圖，已經有了一定的說明，這裡我仍然願意引用孟德斯鳩關於《法意》（即《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說的話：如果這部書還算得上成功的話，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題的莊嚴性，當然我也不認為自己完全缺乏才能。

筆者始終認為，個人的稟賦對於學科與學術的發展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從總體而言，世界學術中，某一學科的興衰最終取決於時代所賜予它的機遇與條件。當今時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匯聚，不僅僅會實現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全球化，更為重要的是，可能會產生新千年的前所未有的學術。歷史上東西方文化學術的相遇如同原子核的撞擊一樣，會產生巨大能量的聚變。以希臘化時期為例，從公元前322年亞歷山大逝世起，到公元前30年羅馬人征服埃及，奧古斯都即羅馬帝國皇帝位，這一時期史稱「希臘化時期」(Hellenism或是Hellenization)，這是古代西方文化的代表地中海文化與包括猶太及印度等在內的東方文化的一次大規模的交匯與融合，有人稱其為「古代世界的現代化」。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中產生了基督教，實際上並不是希臘文化向東方擴張的「希臘化」，而是一種文化的「交融」（sycretism）。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都得到豐富，西方的希臘羅馬傳統藉助於基督教與文藝復興中的科學技術臻於完善。東方的巴勒斯坦直到印度西北部、中亞民族大夏、安息等地都不同程度的學習了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形成了龜茲文化、犍陀羅文化等同時具有東西方特徵的「交融」型文化。歷史證明，東西方與西方的主體文化也會因交流而造成自身的轉型，形成新的創造。

與此相比，當代的全球化將是西方與東方最遙遠的古老文明中國的全面接觸，這一時代必將帶給雙方文明以更大的衝擊，傳統文明的轉型與新文明的誕生也是必然的。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性與同一性最終表現為什麼？

其同一性與差異性集中表現於對道與存在意義的追求。人類文明創造中，物質的世界是有限的，不重複的，無論是錦衣美食還是明堂高軒，不過只是形體與樣式的變化，而且都是必然要損壞消滅的。西方與東方，人類文明活動的最高目標都是對於人類精神的追求，所不同者在於追求的方式、想像、理解與這種追求的歸屬是不同的。東方以感悟的知性與理性的結合來實現對於道的整體性與不同層面的把握，具有「具體的抽象」的辯證思維特性；西方以理性思維為主，採用形而上學與分析方法來追求現象背後的存在的意義。東方以道德倫理來實現道在人類社會中的形式與規範，西方以科學技術來掌握自然，重在利用性。東方體察自然與社會的關係，追求一種和諧的實踐方式，西方把人類理解作為存在精神的規律，以實現對於自然的利用。

東西方是如此的不同又是如此的相同，道，在它的本相中就是存在的精神，存在的精神在它的顯現與形式化中就成為了道。但同時，正因為這種從本相到形式化的過程，道與存在精神也各自完成了自已，互相壁壘森嚴地拒絕了對方。而因為這種拒絕，道還是要回歸存在的精神，其途徑就是邏各斯，古希臘的邏各斯包括了道、言與邏輯等多種含義。正象存在的精神必然成為道是一樣的，道的存在是陰陽變化的辯證過程。這種過程絕不是無意義的，它的意義就恰恰在於道與存在精神的合一與分離。

也就是說，當我們說到東方之道時，西方的存在精神已經在其中了；當我們指向存在的精神追求時，東方的道已經呈現於斯了。西方以神作為存在精神的化身，以「道成肉身」(incanation)來實現它，東方以「聖賢」之言來體現「道」的內涵，這就是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聖賢之言，同樣也是人格化的神聖意志。在這互相爭議、互相鬥爭、互相分裂之中、道與存在已經合一了。

道即存在之精神，道亦非存在之精神；存在精神即是道，存在精神亦非道。東方即西方，東方亦即非西方。西方亦即東方，西方亦非東方。東方與西方永遠在合一與分裂，東方與西方永遠有差異與同一，惟有東西方的結合才有偉大的新文明的母體產生。

中國古代的老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有一段名言，正可以用來說明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與前途：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原文為英文，中文由蘇州大學英文系教授、美國加洲大學英文系碩士朱新福譯出。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591頁。

2 [美]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章巽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頁。

1 Christopher Scarre ,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LindbriarCorporation Pearson Education , Inc , Upper Saddle River , New Jersey ,1997,p10.

1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291－292頁。

１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厄灣分校教授、曾任北美現代語言學會主席的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著名文學批評家與文學理論家希利斯·米勒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訪問了中國，並應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與外國語學院的邀請發表演講。此即引自米勒的演講《比較文學的（語言）危機》，李元譯，載《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１１版（國際文化）。

2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上），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３頁。

1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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