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蘇聯時代的俄語文學未完成時

說起俄語文學，這個概念因為蘇聯的解體而變得寬泛又複雜，它既包括居住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所有俄語作家，也包括居住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俄語作家。但這些作家大都曾在蘇聯乃至新俄羅斯生活過，對俄羅斯有著深刻的文化記憶和情感認同。當代俄語文學創作經歷了俄羅斯社會轉型期的危機後，煥發出了獨特的多元生機。

文 | 李新梅

前不久，名不見經傳的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斬獲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消息著實讓全世界為之一驚。人們能想到的諾獎人選有很多，但很難想到俄語文學，因為蘇聯解體二十餘年來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整體發展不容樂觀，俄語文學似乎也被世界忽視和遺忘。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俄語文學。

說起俄語文學，如今這個概念因為蘇聯的解體而變得寬泛又複雜，不再單純指俄羅斯文學。它既包括居住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所有俄語作家，也包括居住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俄語作家。但這些作家大都曾在蘇聯乃至新俄羅斯生活過，對俄羅斯有著深刻的文化記憶和情感認同。如今，他們繼續用俄語創作，他們的創作被統稱為俄語文學。

後蘇聯時代的俄語文學創作者隊伍龐大。其中首要的原因在於，書刊審查制度的取消，使得文學創作完全成為個人的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寫手，且創作內容不受官方的制約。從年齡層來看，二、三十年代生且在蘇聯時期已成名的老一輩作家繼續活躍在文壇，比如索爾仁尼琴、巴克蘭諾夫、邦達列夫、別洛夫、阿斯塔菲耶夫、葉辛、拉斯普京等。部分三十年代及四、五、六、七十年代生作家成為文壇主力軍，比如馬卡寧、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烏利茨卡婭、皮耶楚赫、科羅廖夫、維克多·葉羅菲耶夫、托爾斯泰婭、索羅金、斯拉夫尼科娃、佩列文、貝科夫、巴甫洛夫、普里列平等。

八十年代改革前後出生的作家如今也都逐漸成長起來並呈現出強勁的創作勢頭，俄羅斯甚至專門設立了「處女作」小說獎來鼓勵這些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從民族和國籍來看，既有大量的俄羅斯族作家，也有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比如喬治亞族作家伊斯坎德爾，朝鮮族作家阿納托利·金，塔吉克族作家安德烈·沃洛斯，哈薩克族作家丘達科夫)，還有不少定居在國外的俄語作家（比如定居美國的瓦西里·阿克肖諾夫，定居瑞士的米哈依爾·希什金，定居西班牙的魯邊·加利戈，定居以色列的季·魯賓納等）。

新現實主義與女性作家崛起

小說、詩歌、戲劇各種體裁創作也全面開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普里戈夫、魯賓斯坦、涅克拉索夫、薩圖諾夫斯基、霍林、薩普吉爾、基比洛夫等為代表的觀念主義詩歌在後蘇聯時代頗為流行，而以彼特魯舍夫斯卡婭、希片科、戈里什克維茨、西加列夫、庫羅奇金、熱列茲佐夫、普列斯尼亞科夫兄弟、薩杜爾、沃洛霍夫、穆辛娜、維涅·葉羅菲耶夫等為代表的後現代戲劇也蔚然成風。

俄語文學中不僅出現了後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新現實主義等各種流派和思潮多元共存、相互影響的局面，而且出現了女性文學、大眾文學等文學新現象。其中，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佔據文壇主流，並造就了一批一流作家，比如維涅·葉羅菲耶夫、索羅金、佩列文、彼特魯舍夫斯卡婭、托爾斯泰婭等。

新世紀以後，俄語文學創作越來越回歸現實主義，但這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它廣泛吸收了現代主義文學中隱喻、誇張、象徵、意識流等假定性手法，大膽借鑒後現代主義文學中戲仿、改寫、遊戲、怪誕等實驗性手法，因此又被稱為新現實主義。代表作家有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馬卡寧、烏利茨卡婭、巴甫洛夫等。

彼得魯舍夫斯卡婭

女性文學成為後蘇聯俄語文學中崛起的一顆璀璨明星。在過去千年的俄語文學中，女性作家的名字寥寥無幾。而在新時期，以彼得魯舍夫斯卡婭、托爾斯泰婭、烏利茨卡婭「女性三傑」為代表的女性文學打破了長久以來男性作家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

然而，俄語文學中的女性文學並非像西方女權主義文學那樣宣揚性別政治、權力關係和性意識等。它只是將女性置於中心地位，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細膩深刻的女性筆法表現女性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情感體驗和精神心理，或表現女主角的女性意識、現代意識和主體意識。

以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情愛小說為代表的大眾文學是後蘇聯俄語文學中另一種新現象。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充滿打鬥和驚險情節，具有強烈的刺激效果。最著名的偵探小說家當屬阿庫寧、加楚拉、布希科夫，而科幻小說家則首推米哈依洛夫和布雷切夫。

從另一個角度看，後蘇聯俄語文學創作題材多樣：宗教、社會、戰爭、城市、農村等題材。這些主題可以歸為三大方向:其一是反思蘇聯；其二是批判當代社會現實；其三是追溯古俄羅斯歷史。

對蘇聯的反思

反思蘇聯成為首要創作主題並不奇怪。一個既沒有遭受外來侵略也沒有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的泱泱大國的瞬間解體，給所有蘇維埃人帶來的精神震撼是無以倫比的，也是短期內不會消失的。因此，反思蘇聯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乃至社會生活，成為眾多俄語文學創作者的共同指向。最明顯的例證是，後蘇聯最具權威的文學獎項「俄語布克獎」從1991年創建到2014年獲獎的二十三部作品中，有十六部都或多或少涉及蘇聯社會。

其中，前六屆獲獎作品對蘇聯的反思最激進、最徹底。它們是：哈里托諾夫的《命運線》（1992），馬卡寧的《審訊桌》(1993), 奧庫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1994），弗拉季莫夫的《將軍和他的部隊》（1995），謝爾蓋耶夫的《集郵冊》（1996），阿佐利斯基的《獸籠》(1997)。這些作品對十月革命、蘇聯時代一元意識形態、斯大林大清洗、極權主義專制、衛國戰爭等進行了否定性書寫。

而之後的獲獎作品，雖然不像前六屆獲獎作品那樣直接極端否定蘇維埃體制，但大都以蘇聯社會作為時代背景，展現個人不如意的生存境遇。比如，莫羅佐夫的《他人的書信》（1998）展現蘇聯普通民眾在五六十年代的生活狀況。布多夫的《自由》（1999）關注轉型期蘇維埃人非自由的生存狀態。希什金的《攻克伊茲梅爾》（2000）描寫了主人公在蘇維埃時代經歷的種種不幸和痛苦。烏利茨卡婭的《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2001）主要描寫蘇聯知識分子的命運。巴甫洛夫的《卡拉干達九日記》（2002）對蘇聯勞改營進行了揭露性書寫。

加利戈的《黑上之白》（2003）描寫了一位蘇聯殘疾人與艱難生活做鬥爭的故事。葉里扎羅夫的《圖書管理員》（2008）通過蘇聯時期一位二三流作家突然被讀者抬高為「聖書創作者」的戲劇性命運反思蘇聯歷史。奇諾娃的《女性時代》（2009）展現三代柔弱女性在蘇聯時代如何艱難地捍衛個人的尊嚴。丘達科夫的《煙霧籠罩著古老的階梯》（2011）通過出生於沙俄時代的爺爺對蘇聯歷史的認知以及成長於蘇聯時代的孫子經歷的現實，對20世紀前半葉蘇聯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反思。沙羅夫的《返回埃及》（2014）講述了與19世紀經典作家果戈理有親緣關係的一個家庭不同成員在蘇維埃時代的不同命運。

沙羅夫

除了上述「俄語布克獎」獲獎作品外，俄語文學中還有大量其他作家作品也以反思蘇聯歷史為主旨。比如，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鋅皮娃娃兵》和奧列格·葉爾馬科夫的《獸的印記》，都站在反官方的立場上反思了蘇聯七十年代末進軍阿富汗的戰爭。

社會轉型期的精神滑坡

批判後蘇聯社會現實，尤其是批判蘇聯解體導致的混亂無序、底層民眾窘迫的生存境遇，批判市場經濟導致的人的精神淪喪和道德滑坡、自然生態破壞等，成為當代俄語文學創作者關注的第二大主題，這也並非偶然。對於那些懷念蘇聯的傳統派作家而言，蘇聯的解體是他們內心深處永遠的痛，因此他們的創作明顯表現出難以接受這一事實的情緒。比如，邦達列夫的長篇小說《百慕大三角》以1993年「白宮事件」為背景，對整個九十年代俄羅斯現實進行了否定。

巴克蘭諾夫的長篇小說《於是來了趁火打劫者》對1991年「八·一九事件」進行了具體描述並發表對戈爾巴喬夫的否定性看法。拉斯普京的政論文集《這災難綿綿的二十年》以悲劇視角對蘇聯解體二十餘年動蕩不安、世風日下的現實進行了大膽鞭撻。甚至「70後」作家普里列平也在長篇小說《薩尼卡》中，透過社會轉型期處於社會邊緣的年輕人的視角，認定俄羅斯正奔向地獄。

對於那些抵觸甚至憎恨蘇聯體制的自由派作家而言，蘇聯的解體同樣沒有帶給人民期望的自由和民主，反而導致經濟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倫理道德滑坡，因此他們的創作也表現出對新社會現實的不滿。比如，曾經極力反蘇的老作家索爾任尼琴在九十年代創作的政論文《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和《傾塌中的俄羅斯》中，對新俄羅斯政治體制中的假民主與假自由、經濟生活中的無序與混亂、社會生活中的倫理道德滑坡及公民缺乏愛國熱情等不良現象進行了批判。馬卡寧的中篇小說《關於愛情的成功敘事》，佩列文的長篇小說《「百事」一代》都通過放棄精神追求而步入商海的作家形象，展示俄羅斯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精神的淪喪。

馬卡寧

斯拉夫尼科娃的長篇小說《2017》、托爾斯泰婭的長篇小說《野貓精》等，則反映了當代社會自然資源過度開採、環境惡化導致的人的變異。瓦爾拉莫夫的長篇小說《沉末的方舟》、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的長篇小說《農夫與少年》，都涉及俄羅斯農村在新時代經歷的考驗和變化。對後蘇聯社會現實的批判還涉及一系列當代「小人物」尷尬的生存境遇，其中首推馬卡寧的長篇小說《地下人，或當代英雄》和伊利切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馬蒂斯》。

回望古俄羅斯

追溯古俄羅斯歷史是當代俄語文學創作的第三大傾向。蘇聯時代共產主義信仰的崩坍，後蘇聯時代令人失望的社會現實，都迫使當代作家們通過追溯俄羅斯歷史記憶重建個人信仰和民族精神。但當代作家們一般不以描寫歷史事件為主要創作目的，而大都以過去的歷史時代為背景塑造人物形象，試圖以個性鮮明的個體生命歷程為敘事線索，挖掘和揭示個人命運與歷史洪流之間的某種聯繫。因此，這些作品並非純歷史小說。

比如，「俄語布克獎」獲獎作品有三部都將筆觸轉向古俄羅斯歷史。其中，阿克肖諾夫的長篇小說《伏爾泰的男女信徒們》（2004）寫了18世紀法國伏爾泰與女扮男裝的葉卡捷琳娜女皇二世會面交往的情節，用幽默諷喻的筆調虛構了似真非真的俄羅斯歷史。

阿克肖諾夫

科良金娜的長篇小說《花十字架》（2010）通過17世紀俄羅斯北方小鎮一位十五歲少女跌宕多舛的人生命運，對基督教能否承擔起當代俄羅斯民族信仰和精神支柱之重任提出了質疑。安德烈·沃洛斯的長篇小說《返回潘吉魯德》（2013）描寫了9世紀一位塔吉克宮廷詩人輝煌而悲劇的一生，其中夾雜薩曼王朝的形成、各諸侯國內訌、伊斯蘭教不同派別紛爭等歷史敘事。而入圍2013年「俄語布克獎」終審名單的葉甫蓋尼·沃多拉茲金的長篇小說《拉夫爾》，也以15世紀俄羅斯為背景，講述主人公醫生兼修士阿爾謝尼的個人命運。

總體而言，後蘇聯俄語文學的發展與社會和時代的變奏是一致的。蘇聯解體之初，由於整個社會經濟下滑、物質生活得不到保證，不少創作者輟筆不耕，俄語文學經歷過短暫的「危機」時期。但這種情況從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逐漸改善，俄語文學創作受到國家、民眾乃至個人的支持和關注，各層級規模不一的文學獎項層出不窮，為俄語文學創作者或多或少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支持。經歷了精神危機的知識分子們重整旗鼓，文學創作也從低迷走向復甦，開始了萬象更新的時代。

如今的俄語文學創作完全受市場經濟而非政府支配，文學作品就像普通商品一樣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作品發行量主要取決於讀者的需求而非官方訂貨。雖然官方也設立了一些大型文學獎項，但都盡量避免意識形態干預；更多的文學獎項則由民間團體、企業、個人設立，不受意識形態左右。因此完全有理由說，當代俄語文學創作經歷了俄羅斯社會轉型期的危機後，不僅頑強地存活下來，而且煥發出新的生機，在創作體裁、題材、手法上都因為時代文化催生的靈感而得到大大豐富。俄語文學創作者也擺脫了蘇聯時代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其創作更多展現出個性風格，從而使得當代俄語文學呈現出多元自由的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