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首要任務

　　在建黨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一講話是推進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的政治宣言。他要求「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他明確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八項任務。其中第一項任務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1]他指出：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統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認為這些可以救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都失敗了。正當人們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時候，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這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它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的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也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結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們黨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經過28年的浴血奮鬥，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社會發展的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前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這一切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靠中國人民努力奮鬥取得的，沒有先進理論作指導，要取得這些成就是不可思議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95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於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無論在順境還是在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2]

　　但是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門的打開，各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涌了進來，西方的理論、學說往往佔據了輿論的主流，馬克思主義在各個領域不同程度上被邊緣化了。尤其是在蘇東劇變以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有些人（包括一些擔負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患上了「革命低潮綜合症」，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動搖，他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懷疑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管不管用。於是，各種怪論出現了。

　　例如，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看不管用，無法解決問題；有人則說，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有對有錯，它含有空想成分，我們要拋棄馬克思主義中的錯誤原理；有人明確表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被列寧斯大林篡改過的馬克思主義，提出「蘇馬非馬」，於是傲慢地宣稱：他的任務就是正本清源，拋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尋找「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如此等等。

　　一時間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被譽為「解放思想」、「理論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時髦現象。由於這些謬論許多來自培訓高級幹部的最高學府，出自著名理論家之口，見諸權威理論刊物，這就把人們的思想搞糊塗了。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的指導思想，茲事體大，我們不得不分辨清楚。

　　據說，寫文章、做報告、講課、發言否定馬克思主義、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乃是言論自由，別人管不著。如果有人批評，那就是妨礙言論自由，不民主，是專制，是「文化大革命」的表現。這個問題需要說道說道。

　　世界上言論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個人腦子裡想什麼，這是誰也管不著的。但要說出來，這就有社會影響了，就要受到社會關係的制約，就不那麼自由了。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一個政黨有一部黨章，一個國家有一部憲法。黨章、憲法規定了建黨立國的基本規矩。

　　黨員必須遵守黨章，不贊成黨章，專門說些反對黨章的話的人，就應該退A黨；公民必須遵守憲法，違反憲法，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人民民主專政講的「專政」，就是不允許敵對勢力亂說亂動，不允許說反對憲法的話。中國共產黨的黨章規定，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

　　所以，發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違反黨章、憲法的行為，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也就是說，在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問題上，言論是沒有自由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校的教師更應該注意這一點，因為中央一再強調黨校姓黨，習近平在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指出這一點。由於工作的性質，人們往往以為黨校的教師講課、寫文章，都是在傳達黨中央的精神，所以黨校教師應該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講那些違反黨章、憲法的話。這應該成為黨校的基本紀律。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也是行動指南

　　我們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它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它不僅在學理上是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經得住推敲，挑不出毛病，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是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指南。我們需要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把它當作古董拿在手裡把玩的，而是要用它來指導我們的行動，要把它付諸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不是要求人們背誦它的教條，而是要求人們運用它的基本原理來解決現實問題。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性。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批評過那種「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的學風，強調要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哪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反對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他主張，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3]

　　事實證明，用來射中國革命這個「的」的馬克思主義這根「矢」是很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4]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管用的，能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正因為它是管用的，我們才把它作為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不管用，要它幹什麼！我們「不忘初心」，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建立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基礎上的。真懂、真信，才能運用，才能堅持；不信或者半信半疑，怎麼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呢！

　　然而在相信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能夠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能不能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一股思潮：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管用的，可以指導我們的實踐。

　　舉一個例子吧。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一級教授，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忘初新」以後不久的地方黨校教師的培訓班上公開說，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意思是說，馬克思主義在學理上聽起來頭頭是道，然而對實際工作毫無用處。既然對實際工作沒有用處，就應該拋棄它，我們堅持它、把它作為指導思想就毫無道理了，這個「初心」就應該忘卻。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一位也是中央黨校一級教授的中層領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自稱是「從學理上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的文章，說：「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精神實質蘊涵於其所解決的問題中：它針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無法完全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強調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問題，指導中國的實踐。」[5]

　　我們絲毫看不出這一論斷怎樣「從學理上深化」了，卻只是感到它墜入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不管用（至少部分不管用）了的陷阱。按照思維的邏輯，如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管用（或部分不管用），那就應該拋棄它，不應該、也不需要把它中國化了。一個無法解決中國問題的東西，一個沒用的東西，你怎麼把它中國化也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應該另找一個能夠「完全解決中國問題」的別的什麼主義，這客觀上為更換指導思想埋下了伏筆。

　　從上下文看，作者在學理上至少是把兩個問題混淆在一起了：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能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怎樣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對前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它說的是一般規律，完全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無法解決」或「無法完全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原因。對後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指出，如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那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不僅是「無法完全解決」，甚至連一個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就是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延安整風就是著重解決這個問題的）的原因。顯然他把兩個問題搞混了，把必須結合中國實際才能解決問題，當作不能解決問題了。

　　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管用的，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切懷疑馬克思主義有沒有用的論調都是錯誤的。必須有這樣的自信，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不忘這個「初心」，繼續前進。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不是有對有錯的觀點的大雜燴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一種論調：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空想成分，不僅《哥達綱領批判》里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里也有，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剔除這些空想成分，據說這需要有極大的理論勇氣！有人還說，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錯誤的、過時的東西，需要拋棄。他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1872年為《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寫的序言，來證明這一點。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序言是怎麼說的吧。在這篇序言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來說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6]

　　這段話，馬克思恩格斯闡述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運用這些基本原理分析面臨問題得出的具體結論區分開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而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既不會由於國情不同而不適用，也不會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而過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確的，不是有對有錯的。我們講馬克思主義，說的就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理論體系。堅持馬克思主義，指的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應該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各個基本觀點之間有著密切的有機聯繫，它們是一個系統，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間沒有聯繫的各種論斷的彙集。說馬克思主義有對有錯，實際上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好像它是各種觀點湊在一起的大雜燴似的。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一個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科學的理論體系，因此，如果拋棄、否定了其中一個論斷，牽一髮而動全身，其他論斷就會隨之被否定，整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體系也就瓦解了。

　　形象地說，這些基本原理不是一個一個的土豆，扔掉一個，其他還在；它們是一個系統、一個整體，否定了其中一個基本原理，按照理論邏輯推論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個馬克思主義就會被否定。

　　舉一個例子。本世紀初，在討論勞動價值論時，有人提出不僅勞動創造價值，其他生產要素也參與創造價值，主張要素價值論。好像勞動價值論只是個別觀點，否定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關係似的。殊不知勞動價值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學說就沒有了依據，而沒有剩餘價值學說，就解釋不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就看不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科學社會主義就失去了根據。這樣，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瓦解了。回過頭來看，那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有著原則的意義，它涉及是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決不是孤立的某個學術觀點的爭論。堅持勞動價值論，我們才有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從而也才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以，不能隨意地說，馬克思主義某個原理是錯誤的，更不能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某個原理當作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講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有人想否定某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說它是空想，或說它過時了。打著理論創新的旗號，否定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原理，成為一種時髦。這是十分危險的，那會毀滅整個馬克思主義的。

　　必須搞清楚什麼叫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並不是僵化的、停滯的教條，而是不斷發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行動指南，它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才能解決革命鬥爭、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問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革命鬥爭所處的條件不一樣，因此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自身所處的環境得出的具體結論必然也是不一樣的。我們講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說要挑馬克思的錯，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說要結合本國國情，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況、新的形勢，得出新的結論。所以，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統一的，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只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毛澤東就是這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他說，「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至於馬克思、列寧關於個別問題的結論做得不合適，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後來所有的問題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時把所有的問題都加以解決。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7]1956年毛澤東在醞釀起草《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一個命題，即共同規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民族特點相結合，各國社會主義既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要根據本國國情運用這些基本原則來解決本國的問題。前者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後者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認為，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這是各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問題。

　　說馬克思主義有對有錯的人，在方法論上正是沒有區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運用這些原理分析具體情況得出的具體結論，前者是完全正確的，不是有對有錯的；後者則要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調整的。聽任「馬克思主義有對有錯」這種觀點存在和蔓延，勢必導致否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

　　「蘇馬非馬」論的實質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能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認識上同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分不開的。畢竟我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是被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那麼這等於說，我們一開始就走錯了路，一開始指導思想就是錯誤的，「初心」就錯了，那麼我們就不可能、也不應該「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不應該堅持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堅持把它作為指導思想了。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提出了「蘇馬非馬」論。文章說：「我們中國人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前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期蘇聯經過整理、理解、取捨、發揮後的馬克思主義，用斯大林的概念叫做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基本內容也是斯大林概括整理的，它與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不同，與列寧的很多思想也是不同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當中走了不少彎路，其中有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但主要的影響來自前蘇聯。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套蘇式的以教科書為代表的意識形態裡面，包含了大量的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馬克思名下的錯誤觀點。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強調『蘇馬非馬』。古人說『白馬非馬』，但是白馬終究還是馬，而『蘇馬非馬』倒是一個實際的狀況。」

　　因此，文章認為，從改革開放伊始就提出一項基本任務：批判「蘇馬」，「回到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去」。至於「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什麼，文章沒有說，有意迴避了。

　　「蘇馬非馬」論涉及一系列問題：怎麼看待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從十月革命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形成）？它的指導思想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要不要徹底否定？「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怎麼看待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直到改革開放近60年歷史的指導思想？是不是一開始就走錯了路，錯了60多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改過來？這是一個不僅關係蘇聯共產黨歷史、而且關係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大原則問題。

　　我們先來談一下蘇聯問題。有人認為，由於蘇聯解體了，怎麼否定都是可以的了。於是，徹底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包括十月革命、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甚至說否定得越徹底越好的言論甚囂塵上。我們黨中央顯然不是這樣看的。

　　習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的兩個階段。[8]也就是說，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結合當時的具體條件，把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原則付諸實施的一種探索，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換句話說，蘇聯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如果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思想稱之為「蘇馬」，那麼「蘇馬」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非馬」。

　　十月革命以來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由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世界性反蘇反共浪潮。這份秘密報告的特點就是在反對「斯大林主義」（也就是作者說的「蘇馬」）的旗號下，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妖魔化，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回擊了這股逆流，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做出了科學的分析。

　　毛澤東明確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績是基本的、第一位的，不能否定。他說：「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主張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9]這一分析和評價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又重申了這一評價，他強調「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促進了蘇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10]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本指導思想，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確的，我們始終把我們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道理就在這裡；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失誤、弊病，是蘇聯共產黨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時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探索過程中出現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新的情況得出的具體結論層次上發生的。毫無疑問，這些失誤、弊病必須糾正，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採取的許多措施一定程度上也是總結了蘇聯的經驗提出來的，但是決不能從這些失誤、弊病得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整個指導思想是錯誤的（即「蘇馬非馬」）這樣的結論。

　　有人從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推論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倒過來證明「蘇馬非馬」。這就涉及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了。這裡不可能全面闡述這個問題，我們只想說一點：我們黨一再指出，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推行了一條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說，更換了指導思想、改變了路線，才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江澤民指出：「蘇聯東歐的變化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這個論斷把問題說清楚了：蘇聯演變，不是因為「蘇馬非馬」，不是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思想錯了，恰恰相反，是背棄了蘇聯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造成的。

　　提出「蘇馬非馬」的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歷史採取了徹底否定的態度，這種對待世界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歷史虛無主義是十分危險的。習近平總結蘇聯的教訓，指出科學對待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的極端重要性。他說，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歷史虛無主義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是屢試不爽的規律。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包括西方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派」，都是從抹黑社會主義實踐、把社會主義妖魔化（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抹黑指導思想）著手，搞亂思想，製造動亂，亂中奪取政權的。提出「蘇馬非馬」正好適應了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需要，這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個問題是，作者要尋找的「原本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按照作者的說法，「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那麼「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又是什麼？他沒有說。從字面上講，「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應該既包括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包括馬克思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運用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體結論。如果我們一定要以這樣的「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那就只好處處搬用馬克思的原話來指導革命鬥爭的實踐了。這是會葬送革命事業的。

　　上世紀20年代蘇聯曾流傳過一個笑話：紅軍準備組織一次戰役，有一位指揮官提出，查一查《資本論》，看看馬克思是怎麼說的，按照馬克思的指示辦。這還能打仗嗎？把馬克思主義不是看作指導實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是看作是回答一切問題的日常生活大全，遇到問題就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尋找現成的答案，這不是典型的教條主義了嗎！我們黨歷史上的王明路線就是這樣乾的，他用馬克思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來反對「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反對結合中國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這是眾所周知的。難道我們要回到王明路線上去嗎？

　　我們要堅持的是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不是馬克思根據他所處的歷史條件提出的具體結論。這兩個問題一定要區分清楚。籠統地不加區分地提出要以「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著。20世紀初，列寧根據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俄國實際情況，領導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列寧主義。在我們中國，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的鄧小平等幾屆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馬克思主義不斷得到發展。把結合當時歷史條件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為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只有固守「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正確的，這不等於說，馬克思主義不能發展，只能照搬。只要結合實際提出新的觀點，就是「篡改馬克思主義」。這豈不荒唐！

　　還有一個問題，即能不能說由於受「蘇馬」的影響，「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當中走了不少彎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自遵義會議以來，我們沒有走什麼「彎路」，這大概沒有任何分歧吧。有分歧的是如何評價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有人認為是走了彎路。對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作了明確的回答。他把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裡付諸實踐的一種探索。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本質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這一段歷史時期有一個總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11]這一論斷是符合實際的。說改革開放前走了彎路，從總體上講，顯然同這一論斷是相悖的。

　　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個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全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各方面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我們從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手中沒收的固定資產僅為112.4億元，而到了1978年我國新增固定資產達6440億元，為1949年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2%，不僅高於所有發展中國家，也高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中，鋼、煤、石油、水泥、發電量、機床的產量分別是舊中國最高年產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車、拖拉機、飛機製造和電子、石油化工等工業部門，更是從無到有；糧食、棉花產量分別比1949年增長1.7倍和3.9倍。糧食平均畝產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長1.46倍。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不可想像的。

　　習近平強調，不能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對立起來，不能相互否定。他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兩個歷史時期，儘管有很大差別，但有一條是統一的：始終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是根子，兩個時期都是這個根子上生長出來的枝葉，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付諸實踐的探索。說改革開放前的指導思想是「非馬」的「蘇馬」，因而走了彎路；改革開放後則是以「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走上了正道，這種說法是荒唐的。

　　「蘇馬非馬」論，把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新的形勢、新的問題，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從馬克思主義隊伍中開除出去了，「尋找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們黨一以貫之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其危害是可以想像的。

注 釋：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1日。

　　[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1日。

　　[3]《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9、8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韓慶祥：《從學理上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理解》，《人民日報》2011年9月6日。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8、249頁，被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9]《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11]《人民日報》，2012年11月9日。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崑崙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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