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偉鋒：一位日本記者眼中的袁世凱

　　——評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傳》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人物的臧否亦如是。建國後相當長的時期里，革命史觀一枝獨秀，歷史人物的品評時常囿於暴力革命史觀的桎梏，這方面最為典型的莫過於胡繩。胡繩近代史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將中國近代史寫成「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一元暴力革命史。丟失了「現代文明建構」這一重線索，即無視洋務運動、改良運動、立憲運動的文明嬗變史，而後者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近代人物的再評價。就晚清體制內對現代文明的頂層設計而言，袁世凱是一道繞不去的坎兒。對袁世凱的歷史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當下革命、器物、制度等多元歷史觀的生命力。

　　如果說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本土資源的人物傳記(寫作手法借鑒了西方傳記)，那麼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傳》可以說是他山之石了。就現代文明建構這一敘事維度而言，佐藤鐵治郎沒有因人廢言：作為日本人這一局外人身份，作者可以不為中國文化里為尊者諱這一陋俗所擾；而作為居住中國、朝鮮約30年的記者，作者又可避免傳記作家創作時的閉門造車，得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從眾說紛紜的報章中汲取史料。也正是由於局外人和記者這雙重身份，本書甫一出版即遭袁克定(袁世凱長子)和天津官員的封殺。這也佐證了傳記史學的力量，誠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則亂臣賊子懼。

　　務實為上德性為下

　　作為中興名臣，有必要為袁世凱找兩個參照物——曾國藩、李鴻章。耐人尋味的是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再到袁世凱，我們目睹的是這樣的人生軌跡：做事越來越務實和功利，做人上卻越來越圓滑和狡詐。一個遞增，一個遞減，歷史的弔詭可見一斑。

　　就務實而言，曾、李、袁代表了晚清能臣的趨勢。越是王朝後期，越是內憂外患，供能臣騰挪轉移的空間就越小。這也可以解釋《走向共和》里李鴻章的那句台詞：「一代人只能辦一代人的事情。」同樣是立憲，戊戌年換回的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可到了辛丑年，革命和改革賽跑，立憲已近乎朝野共識。與其說曾、李、袁越來越汲汲於事功，不如說務實能臣都是逼出來的。

　　無獨有偶，現代史也可為理想與務實的問題作些許佐證。由於時代背景迥然有別，改革開放後的30年里，我國的政策傾向與此前的30年相比，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建國之初，世界各國都在「二戰」廢墟中蹣跚起步，鄰邦日韓的戰後慘狀和中國不分伯仲，改革的迫切性看起來並不十分突出，可以充滿自信和自豪地「輸出革命」。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日韓都已從廢墟中鳳凰涅磐並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跑者。港台的經濟成就，也足以令人側目。中國必須正視這個現實，窮則思變，除了立足實際、革故鼎新，別無他法。

　　就德性而言，我們不妨以用人為例。佐藤鐵治郎就用人問題為袁世凱扼腕痛惜：不管是侵吞軍費的王士珍，還是權力尋租的警察總辦曹家祥，袁世凱難辭其咎。事實上，袁世凱本人的發跡也是源於賣身和投靠的人身軌跡：吳長慶、李鴻章、榮祿、奕劻、李蓮英，這期間甚至還曾投靠過李鴻章的死對頭翁同龢。一個習慣賣身投靠的舊體制官僚，他的思想再新潮，也跳不出舊體制這口醬缸。這也是為什麼袁世凱在用人上任人唯親，甚至大肆任命宵小之徒。佐藤大概沒讀過王安石對《史記》中孟嘗君的評價：「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這句話也適用於解讀袁世凱的用人不當。對於沒有民主選舉的晚清而言，任人唯親是常態，選賢任能才是反常。科舉考試固然能擢拔曾國藩、李鴻章、張謇這樣的能臣幹才，可相對於龐大的帝國版圖和危如累卵的政局而言，這既顯得杯水車薪，又顯得力不從心。

　　新官僚的末路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承認康乾盛世的同時，不無警醒地提出：清朝經濟已經走到其制度的盡頭。亞當？斯密的這句話用在晚清的政治制度上同樣稱得上是當頭棒喝。

　　袁世凱引進西方兵役制度、西法練兵、設立警察制度、創辦實業、鼓吹留學、設立訴訟費制度，都是興利除弊的美政。可現實遠比袁世凱夢想中的更加骨感：新式陸軍最後淪為唯命是從、割據稱雄的地方軍閥，警察制度成為曹家祥之流尋租斂財的不二法門，創立的實業儼然紅頂商人的樂土。原因也很簡單，新政不僅是引進鐵路、輪船、電話、電報這樣的器物文明，也不僅是機械移植國外的兵制、警察、司法制度，還在於一種憲政共識，一種政治文明，而這種政治文明或憲政共識對於舊體制里的新官僚而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袁世凱對抗的是整箇舊體制，其難度不遜於堂吉訶德和風車作戰。

　　值得一提的是，僅作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會無疾而終，還會為政治領域的腐敗創造更深厚的溫床，這也是佐藤鐵治郎言不及義的歷史局限性。論及經濟體制改革，李鴻章、奕訢揭櫫的洋務運動不可謂不深入：民用工業、軍事工業、官民合資、外商獨資企業、民辦企業如火如荼，多元經濟形態井噴，甚至博得了「同治中興」的美名。可是滯後的政治改革使得洋務運動的成果最後要麼被舊體制官僚拖垮，要麼被盛宣懷為代表的官商鯨吞。袁世凱也沒能逃脫這樣的宿命，旨在裁汰冗員、減輕財政壓力的釐定新官制，最後淪為了慶親王奕劻父子權力尋租的獵場。

　　作為舊體制的新官僚，袁世凱要在新和舊兩種勢力中求得平衡和發展，難免賭徒式的跌宕起伏。立憲先行者袁世凱最終還是選擇了稱帝，宛若易卜生筆下出走的娜拉，要麼墮落，要麼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