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億萬富翁為什麼大多死於非命

(2011-07-23 08: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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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億萬富翁為什麼大多死於非命

據2011胡潤財富報告，截至2010年底，中國億萬富翁已達6萬人，這個數字還在迅速增大。然而，財富與死亡——人們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一對矛盾體，卻出現在這個群體的部分人身上。

有記者用了一周的時間，通過對2003年以來公開報道中能夠找到的72位億萬富翁死亡案例進行梳理。得出的數據顯示，15名死於他殺、17名死於自殺、7名死於意外、14名被執行死刑、19名富豪積疾早逝。數字足以令人深省，而死於非命背後的原因更加值得探究。 富豪自殺的背後：表面風光無限，實則膽戰心驚牟其中，曾經的中國「首富」兼「首騙」內外交困：中國企業家所面對的各種壓力被判入獄前，牟其中曾說過：「說句大實話，在目前的環境中，我只可能用10%的精力去處理生產經營中的問題，而90%的精力，要被迫去應付環境的壓力。」現在富豪的環境肯定比牟其中那時好多了，但各種生態的壓力，依舊是他們心頭拂之不去的陰影。

首先是來自官僚的壓力。中國的改革開放儘管已經30餘年了，但「官本位」習氣仍然極濃。不僅政府伸向企業的有形無形的手還大量存在，一些貪官污吏還時時處處不忘向他們「揩油」，以儘可能讓權力也得到財富。被譽為「有良知的企業家」、頗有儒家之風的孫大午就似乎一直處理不好和政府管理部門的關係，他也因此而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

其次是來自「原罪」的壓力。由於許多富豪的「第一桶金」都不幹凈，而政府也沒有「一概嚴查到底」或「過往不咎」的明確聲音，他們自然睡得「心不安理不得」，有相當一部分富豪惶惶不可終日。連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都多次表示：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並無過人的體能，憑什麼擁有那麼巨大的財富？為此，對社會、對員工有一種負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壓抑。

如果說這些是社會強加給富豪的外在壓力，而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則是綁在他們身上的自身壓力了。全球化競爭風起雲湧，他們被迫快速地學習新的管理知識，適應新的遊戲規則，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在一種日趨白熱化的競爭壓力下，他們像一台瘋狂運轉的掙錢機器，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而拚命。許多企業老總，就是因難以承受壓力之重，無奈地走向了自殺。《中國企業家隊伍成長現狀與環境評價》調查報告顯示，87.4%的企業經營者感到「壓力很大」。與工作壓力大相關的一系列生理與心理狀況在不少企業經營者身上出現，70.5%的人出現「煩躁易怒」，62.7%的人出現「疲憊不堪」、37.6%的人「心情沮喪」，33.1%的人出現「疑慮重重」，28.6%的人出現「挫折感強」，還有16.5的人出現過「悲觀失望」。他們的身心尤其是心理大多處於亞健康狀態。

富豪被刑殺的背後：國內缺乏健康的致富環境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為民企「原罪」辯護民企只是政府這塊皮上的一撮毛而已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在中國，市場從屬於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市場只是政府實現其經濟社會目標(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種工具而已。在這個本質下，很多民營企業都是在國家政權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或者有一些本來就是從國有企業通過民營化(或者中國式私有化)演變而來的。這些企業高度依賴和政府的關係，離開了政府，它們就會面臨生存的困境。

制度原罪與道德原罪，何者在先？出來混，遲早是要換的。富豪自殺，是中國的特定的社會轉型期的一種現象。事實上，除了自殺之外，被關進監獄的中國億萬富豪為數更多，以致「胡潤富豪榜」被許多人稱為中國富豪的殺豬榜，有不少上榜的富豪都犯事入獄。中國大富豪通常需要通過錢權交易達成生意上的成功，他們和官場的關係密切，中國富豪接連自殺也反映出目前國內權力結構內部動蕩不安的嚴酷現實。

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堅持認為，中國富豪的「原罪說」並非後來多數人理解的「道德上、財務上最初的錯誤」，而應當看成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在解放生產力的過程當中，其中有犯點錯什麼的，大家把它叫做道德原罪，但實際上，你比如說體制原罪，小崗村，它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衝破這個體制，這是解決體制問題。民營企業和小崗村是一樣的，如果它不犯點規怎麼能夠衝破這個體制原罪呢？」

不公平的商業准入環境逼使民企勾結公權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下，很難保證中國的民營企業能夠像國有企業那樣，比較容易地獲得市場准入。比如，國家從來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等領域。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政府採購活動中，很難看到民營企業生產的產品能進入政府採購渠道，即使一些民營企業的產品進了採購目錄，也只是一種擺設。事實上，在很多時候，政府陷入了一種「怪圈」：便宜的不買，專買貴的！兩年前，山東鋼鐵併購日照鋼鐵一事，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山東鋼鐵一直虧損，而日照鋼鐵當時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健康發展。然而，「身體健康的」最終還是被「渾身是病的」吞併了。這無疑也體現了一種不公平。

體制的缺陷，在無法找到約束公權尋租的有效方法之前，富豪們在完成原始積累後，面對國民待遇的缺失，只能不斷尋求與權力合作的空間，而這樣的生存只是在重複最初的發家模式，只是風險和成本急劇上升，正常的商業行為逐步演變成一場危機四伏的豪賭。

銀行的所有制歧視迫使民企經營者非法融資2009年12月18日，12月18日，曾排名胡潤富豪榜第六位的女富豪吳英，被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其罪在於集資詐騙，非法從民間融資達7.7億元之巨。

我國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融資難。銀行為國有企業貸款時，恨不得兩肋插刀；而為民營企業提供貸款時，卻是百般刁難。有不少企業家為了自身的發展，貪大求全，在銀行不予其貸款的情況下，只能鋌而走險通過民間拆借進行融資。一旦經營不善，最終就會債台高築，回天乏力。

差強人意之下，富翁紛紛移民如今，就連前幾年「差強人意」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都有徹底滑向權貴資本強力干預下的反市場的可能，國進民退大潮愈演愈烈，加上內在的法制建設不完善，競爭交易環境更是與透明公開相去甚遠。凡此種種，與集體焦慮相重疊，新富階層加速逃離中國的趨勢也就愈演愈烈。今年4月招行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約27%的億萬富翁已完成投資移民。

富豪被他殺的背後：國內缺乏安全的藏富環境2003年，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被誘捕判刑貧富差距太大，社會有仇富情緒在我國，仇視、鄙夷富人的文化傳統悠久而深刻，「為富不仁」和「均貧富」的觀念根深蒂固。在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中，對「您認為在如今社會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問題，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富人的錢，乾淨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

其實，理性地看，百姓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平和不正義，百姓並非天生愛戴上有色眼鏡去看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另外，在民主語境下，民眾會不會追究富人的「原罪」，其實與其他東西都關係不大，而僅僅取決於一點：人們對現狀是否滿意。如果滿意於現狀，就不難把「原罪」視為達到現狀所不能不經歷的過程；如果不滿現狀，甚至還懷有怨恨，怎麼可能為了自己所不滿意的結果而寬恕過程呢？

治安環境惡化，針對富人的暴力事件日漸增多從李海倉到周祖豹到雲全民，富豪的生命安全受到不法侵害事件的發生頻率也越來越高。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2001年以來，一些犯罪嫌疑人開始利用放置爆炸裝置、寄子彈、打電話、發手機簡訊等方式要挾，對企事業單位及其負責人大肆進行敲詐犯罪。在該省公安廳內部的一次通報上，被形容為「呈泛濫之勢」。他們指出：當前，「侵財」案佔了刑事案件的近90%，針對富人階層的綁架、敲詐、勒索、搶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正逐漸加大。

塵歸塵，土歸土，相較於對富豪「原罪」的清算，我們更呼喚法治化的市場環境。因為當下似乎只有法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照顧到社會每個群體的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