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國學大師一起，讀懂經典里的智慧

看點我們常常告訴孩子，去讀經典，讀先人的智慧，打通文史哲的脈絡。很多優秀的古書雖有豐富的養分，卻因為年代久遠，文字拗口難懂。孩子讀不懂，讀不進去。怎麼給孩子找到適合又靠譜的經典作品呢？國學大師饒宗頤，是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他主編的《中信國學大典》，對很多古籍原典進行選編、導讀、註解。帶孩子回歸經典，靠近我們的傳統文化。

編輯 | Monica

2018年2月6日凌晨，國學泰斗、一代宗師饒宗頤先生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年101歲。

饒宗頤先生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而錢鍾書先生稱他是「曠世奇才」；他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而季羨林先生說「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師」；金庸說，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008年，「南饒北季」京城會師

學術界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當今漢學界導引先路的學者」，他是「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獲得者，亞洲首位獲頒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榮銜的漢學家，同時也是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的「儒蓮漢學獎」獲得者。

在當代中國，饒宗頤先生是碩果僅存、絕無僅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古典學者，可以說是最後貫通中國文化的一代宗師。許嘉璐先生甚至斷言：「他是中國傳統文化呈現於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說：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他！」

治學經歷

饒宗頤先生的治學經歷，坐標意義重大的是——潮州的根基、香港的機遇、海外的成就，而貫穿始終的是，百年來這位學人強烈的求知慾、專研的專註力，他曾說，「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個求知慾吞沒我自己。」

（一）潮州的根基

1917年生於潮州首富之家，其祖父有四兄弟，每人都開了發行錢票之銀庄，饒家三代都是潮州首富，也是文化世家。其父親饒鍔的藏書樓「天嘯樓」是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藏書十萬餘卷。

他自小在那裡一邊讀書，一邊玩，中國書籍的基本種類早就了解，對文史典籍更是爛熟於胸。饒宗頤父親交往的都是當地文化人，成立了詩社，經常在後花園吟詩作對，切磋學問，這其中有後來在中山大學任教的著名教授詹安泰。

由於家族文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饒宗頤感覺學校教的「太膚淺」，他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

他在18歲就完成了父親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藝文志》，至此開始了學術之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少年，非學院派，也非西洋派，靠著家庭濃厚的文化熏陶、不斷自學成長為學富五車的世界漢學大師，這也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獨特的現象。

饒宗頤先生自己給出了答案，「因為大學能夠學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是天空、建立的是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完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二）香港的機遇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佔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

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饒宗頤後來常說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自此他的命運發生轉折。

他輔助著名出版家王雲五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他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生興趣，並研讀大量的經史子集。

幫葉恭綽收集清詞，編《全清詞鈔》，對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為後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從1952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近20年的時間，他以香港為第二故鄉。

饒宗頤先生是首位獲得香港大學桂冠學人的學者

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因為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並未中斷他的學術研究，他甚至接觸到海外漢學研究。

（三）海外的成就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於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出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因為這部著作的發表，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

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號鼎堂）、董作賓（號彥堂）並稱為「甲骨五堂」。

他的足跡遍布五大洲，他先後在新加坡大學、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科研中心、法國遠東學院、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從事講學或研究。

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去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

治學成就

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領域，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他出版著作六十餘部，著述3000萬言，僅《20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浩浩十二卷，就達1000多萬字。

他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而饒宗頤先生以中國人卻能通乎異國「天書」。

此外他還精通古琴，是撰寫宋、元琴史的首位學者，他善於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

饒宗頤先生評龔自珍：「定庵喜奇詭」，「於道咸間，異軍蒼頭突起」（《龔定庵集書後》），這恰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饒宗頤先生治學長於開風氣、出奇兵，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展現出極強的治學原創力。

如：目錄學上，率先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等；治楚帛書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之第一人；研究《日書》之第一人；

在南國學人中，是第一位翻譯、介紹、研究《近東開闢史詩》的學者；率先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首次輯《全明詞》；首次編錄新馬華人碑刻，開海外金石學之先河。

首次研究敦煌白畫；在日本東京出版《敦煌法書叢刊》，亦為首創；首論南詔禪燈系統……

以上的列舉遠遠不夠，僅早年學人統計並經饒宗頤先生確認過大體有以下：

最早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禮經」的問題（一九八六年）；將殷禮與甲骨文聯繫起來研究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

講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所藏甲骨之第一人（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研究仰天虎楚簡之第一人（一九五四年）；首次將陶文+證明為「羊」的象徵（一九九〇年）。

講敦煌本《文選》、日本鈔本《文選》五臣注之第一人（一九五六年）；撰寫宋元琴史之第一人（一九六〇年）；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諸於世，並撰作第一篇研究論文（一九六三年）；首次提出劉勰文藝思想受佛教影響（一九六三年）；首次研究陸機《文賦》與音樂之關係（一九六一年）；

首次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揭出「勢」的範疇；首次從文獻根據上揭示韓愈詩歌受佛經文體影響（一九六三年）；研究敦煌寫卷書法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講詞與畫關係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講中國藝術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介紹、研究潮州瓷之第一人（一九五五年）。

首次證明中國繪畫史上吳韋發明指畫在高氏之前（一九八五年）；利用秦簡首次證明"納音"與"五行"之關係（一九八五年）；首次將《磐古圖》的年代推到東漢（一九八六年）。

首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一概念（一九七四年）；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源自唐代（一九八〇年）；利用一詞牌《穆護歌》參見火襖教史實之第一人（一九七八年）；利用吳縣玄妙觀石礎，講道教變文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

首次據英倫敦煌卷子講禪宗史上的摩訶衍入藏問題（一九六四年）；講有關越南歷史的《日南傳》之第一人（一九六九年）；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新州）（一九八九年）；首次從牙璋提示古代中國通往東南亞之路的可能性（一九九四年）。

辨明新加坡古地名以及翻譯名之第一人（一九七〇年）；在中國現代的地方學編纂史上，首開現代科學編纂體例（一九四九年）；首次提出「楚文化」（一九七〇年）、「吳越文化」（一九七一年）作為學科名；講《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係之第一人（一九七二年）；

首次考證《說郛》很早的一個本子，並譯成法文（一九六六年）；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經》講南海地理之第一人（一九七〇年）；講金趙城藏本《法顯傳》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利用中國文獻補緬甸史之第一人（一九七五年）；講敦煌批流年書之第一人（一九七九年）。

饒宗頤先生的學問如此博雜，奇特，千萬不要認為他是旁門左道的高手，他的學問通大義、識大體、立根本。可以說是「酌奇而不失其真」，「執正以馭奇」。

首先，他雖學貫中西，卻靈根自植，反對強中學以就西學，反對以外國名詞輕率安在中國學問的頭上。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歷史家對薩滿主義應重新作反思與檢討——「巫」的新認識》一文，明確指出：「魔法絕不等於宗教，殷周有他們立國的禮制，巫卜只是其龐大典禮機構中負責神事的官吏。巫，從殷以來成為官名，復演變為神名。」

更具體地指出：「巫咸是殷的名臣，……在屈原心目中，巫咸應是一位代表真理的古聖人。和巫術毫不相干。」饒先生對屈子與巫咸關係的分析，比起某些甚而認屈原本人為巫師的昏話，要平實、可靠、清醒得多。

其次，尊經重道，不樹新義以非古史。饒宗頤先生青年時代是深受古史辨派影響，由疑古，轉向信古、釋古。敬惜古義，應順著中國文化的脈絡講清楚中國文化。

史識不僅是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最為可貴的品質，而且是一個國學大師的基本條件。近現代學人中，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馮友蘭先生，作為思想家，無愧為第一線的人物。

但作為國學大師，則在史識方面，有慊然不足之憾。對於歷史文化的博大通識，應是饒宗頤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由於他語言工具好，尤長於上古思想史文化史的考論。

他的撰成於七十年代末的兩篇長文《天神觀與道德思想》、《神道思想與理性主義》，以及更早撰成的《王道帝道論》、《稽古稽天考》、《大同釋義》，可視為一組有關聯的上古史論禮，其主題正是揭示中國歷史文化源頭的文化理想與社會結構性格，意義十分重大。

饒公的史識，有時超出中國史學問題之外，他終能以其深厚的歷史語言文化素養，站在世界比較文化史的立場看問題。

珍視中國文化，傳承中國文化的擔當

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國學閱讀的重要意義曾被前輩描述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說：「中國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也可以成為一個科技大國，但最根本的，中國還是一個文化大國。對於本民族文化的珍視是一個國家屹立千年的基石。根深才能葉茂。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書法作品

而饒宗頤先生曾說：「國學是中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而21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年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

他本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國文化的普及做了許許多多的貢獻，他曾談及自己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他說，「現在都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他同時認為，「21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

他希望國學作為學術，不僅是學者少數人的學問，更希望大眾能從中找到人生的智慧、心靈的慰藉。

他認為中國人的思想啟蒙，大多源於傳統經典傳承的樸素道理，大眾重新閱讀國學，詮釋經典，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在垂垂暮年，擔任「中信國學大典」的主編，進行古籍原典的選編、導讀與註解。

這套由饒宗頤先生主編，領銜香港、台灣、大陸、海外70餘位專家學者，於2013年8月獨家上市，歷時5年導讀註解，完成了4輯50冊的出版工作。堪稱最具國際視野的國學經典叢書，將為處於變革中的當下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帶來超越時代和融會中西的思想文化盛筵。

中信國學大典即香港中華書局於2012年重磅推出的「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的簡體版，由中信出版社獨家引進版權，重新審讀校對，重新設計裝幀，以全新的面貌呈現於大陸讀者眼前。

全套共50分冊，收羅了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哲學經典，最具代表性的史地著作、文學作品、啟蒙讀物、政論、遊記、隨筆等共計55種。

叢書編寫陣容強大，除饒宗頤先生擔任主編，還包括陳萬雄、陳耀南、陳鼓應、單周堯、李焯芬、鄭培凱等先生組成強大的學術主創團隊，以及香港、台灣、大陸、海外70餘位專家學者。

這支編寫隊伍既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又深具國際視野及現代眼光，不僅保證了整套書的編寫質量，更能深化和提升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學經典的意義和價值。

中國文化的一代宗師已逝，但他留下來的著作，這套值得信賴的經典國學讀本，這套囊括國學完整主題的經典，將傳承著他的精神，繼續引導我們靠近我們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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