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哲學中的民族文化傳統

作者簡介：鄭憶石，華東師範大學，上海 200241 鄭憶石，女，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俄羅斯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代俄羅斯哲學。

內容提要：中國傳統文化中，愛國主義、理想主義、道德主義、民本主義是其主要內容。傳統愛國主義於毛澤東哲學，體現在為求民族獨立解放而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的價值指向，從認識論、方法論層面，是對傳統哲學經世致用「求實之學」的新解，對傳統倫理化認識論「知行之辨」的改造。傳統理想主義於毛澤東哲學，表現為將共產主義理想與傳統文化「大同社會」理想相聯繫，從價值哲學層面，表達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憧憬和豪情。傳統道德主義於毛澤東哲學，體現為將馬克思主義道德標準與傳統文化的理想人格理論相融合，從道德哲學層面，對社會主義的道德理想、原則、規範、教育、修養、實踐等理論的系統闡釋。傳統民本主義於毛澤東哲學，體現為將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人民主權思想、人道主義精神與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結合，從政治哲學層面，對共產黨的理論宗旨、路線策略、執政理念、主體動力、群眾路線等理論的全面論述。這種傳統雖然存在缺憾，但創造了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範。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俄羅斯哲學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1BZX004)的階段性成果。

民族哲學只有傳承自己的文化傳統，並通過提煉文化傳統的精華，才能為其自立於世界哲學之林奠基，為國家民族的發展找到自我認同的根基。這一點，對於曾經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毛澤東哲學，同樣如此。

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完成，是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誕生為標誌的。還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高度重視「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探索。如同在對待外國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既反對一概拒絕的排外主義，又反對盲目搬用的崇洋主義，而強調「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1]1083，作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1]1083一樣，在對待中國古代文化的問題上，儘管毛澤東看到「中國古老的、不易改變的思想方式是中國進步的障礙，但他並不主張用『全盤西化』來作為一種補救方法」[2]，而是既反對一概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又反對盲目推崇的歷史復古主義，強調「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1]1083，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毛澤東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洋為中用」和「古為今用」的統一。因此，必須既批判「全盤西化」使「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3]707，又「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3]707。毛澤東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必須吸取傳統文化精華的強調，既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揚棄而非拋棄的科學態度，又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價值。

然而，由於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儒家學說有過某些偏激言論和否定結論，一些人據此斷言毛澤東全盤反對傳統，其哲學談不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從晚年毛澤東將中國文化傳統，劃分為「封建主義」與「民主」兩類，並視正統儒家為前一類，視墨家、法家、儒學異端為後一類看，表明了他所認同的傳統文化具體內容、文化價值取向的改變，即由正統的儒家思想轉向了非正統的思想。這種改變，雖然與毛澤東在現實政治中的需要相吻合，並不表明他放棄了傳統文化，更不表明他是「全盤反傳統」的，不過是他試圖「以新的立場觀點去重釋傳統，重構傳統」[4]而已。因此，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哲學與傳統儒家學說之間，因屬於兩種意識形態而似無共同點，然而，「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傳統，他就不能理解毛澤東思想」[5]，卻是不爭的事實。通觀毛澤東哲學，我們不難發現，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是之學」、倫理化認識論的「知行之辯」、「大同社會」的價值理想、「內聖外王」的思維模式、民本主義的「仁政」觀念，都曾對毛澤東哲學產生過影響；毛澤東哲學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理論基礎上，通過吸取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命題、範疇、義理，使其哲學無論在致思趨向①、基本精神②，還是在理論內容③、表達形式④上，都充分體現出它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內在聯繫，從而鮮明展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哲學和傳統文化的傳承。

這裡的「民族文化傳統」，指中國傳統哲學文化中蘊含的愛國主義、理想主義、集體主義、人文主義等思想。而毛澤東哲學的致思趨向、理論內容乃至表達方式，無不體現出上述民族文化傳統。

一、毛澤東哲學中的愛國主義文化傳統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自強不息、生生不已的重要動力。它要求面對外辱、強權，在關乎民族、國家的命運、存亡的關頭，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日知錄》)的擔當，「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從岳飛、文天祥在金戈鐵馬危難時刻的視死如歸，到蘇武、顧炎武在長期壓抑中矢志忠於家國故土，再到近代西方列強破開國門之際有識之士的奔走呼號……每到國家危難、民族危亡的關頭，總有無數中華兒女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浴血奮戰、捨生忘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即使肝腦塗地，也不辱國恩，不負民願。這種以民族、國家利益為至上原則的愛國主義，既是中華民族求存圖強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動寫照。至於近代中國以「夷夏之辯」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思潮，其實質仍然是被西方列強野蠻侵略所激活的傳統愛國主義。只是這種具有濃厚民族主義情結的愛國主義，其「主流是弱小民族追求解放的民族自救」[6]13。

傳統愛國主義在毛澤東哲學中，不僅體現為其哲學的價值指向，解答「中國向何處去」、民族怎樣獨立、人民如何獲得解放，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還體現在對傳統哲學經世致用「求實之學」的新解，對傳統倫理化認識論「知行之辯」的改造上。這種「新解」，是毛澤東在批判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中，運用中國傳統術語「實事求是」，去概括和反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求真務實學風，改造為本體論與方法論、自然觀與歷史觀、世界觀與人生觀相統一的哲學理論，在充分體現傳統哲學的實踐理性特質中，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了強烈的應用性和實踐性。這種「改造」，是毛澤東的認識論，在紮根於傳統哲學知行觀土壤的同時，既批判了程朱理學「重知輕行」唯心論，又揚棄了顏李學派⑤「重行輕知」經驗論，將辯證法引入知行關係，在知與行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揭示其辯證關係，得出「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7]，是能否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關鍵和根本原則的結論。「新解」和「改造」，既為中國人如何科學地認識中國的社會、民眾、歷史、傳統，如何將這種認識付諸行動，提供了理論引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對傳統哲學文化的致思趨向、基本精神、理論方式的傳承，表明了毛澤東對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毛澤東哲學在理論內涵上與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血脈淵源關係。由此，毛澤東哲學從認識論、方法論的層面，傳承和體現了民族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

二、毛澤東哲學中的理想主義文化傳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主義表現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禮記·禮運》)。從孔子的「均無貧」政治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價值理念(《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到陶淵明田園詩似的「世外桃源」……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又富有崇高道德的社會，是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夢想。這種理想主義到了近代，則表現為中國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世界願景。實現這一具有濃郁而古樸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需要堅定信念。因此，這種理想主義，通過提倡為「道義」獻身的精神體現出來：從孔子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的「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到張載的「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橫渠語錄》)，都是對這種理想主義的呼喚。這種理想主義，通過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體現出來：從屈原的「上下求索」而「九死未悔」(屈原《離騷》)，到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論語·憲問》)，從曹操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龜雖壽》)，到孫中山的「吾志所向，一往無前，越挫越奮，再接再厲」……中華民族崇敬勇往直前的猛士，蔑視萎靡不振的懦夫，頌揚居安思危的擔當，鄙棄行屍走肉的惡行。成則再接再厲，挫則卧薪嘗膽。追求理想、壯懷激烈，既是中華民族精神風貌的反映，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主義的具體詮釋。到了近代，康有為依據進化論寫了《大同書》，將理想社會定位於未來而非遠古，則無疑是對傳統文化中，以天命觀為理論基礎的復古理想主義的反叛，是理想主義的近代表達。至於近代中國以「衝決羅網」(譚嗣同)、「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徹底革命」⑥為核心的激進主義思潮，以及以「全盤西化」、「全盤反傳統」、熱衷「積極自由」、嚮往平等為宗旨的自由主義思潮，則都可以視為理想主義的表現形式。這種具有濃厚民族主義情結的理想主義，雖然也具有準宗教性的對世界整體的關注情懷，但更多出於改變國家命運、民族民生的現實需要。

傳統理想主義在毛澤東哲學中，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傳統文化的「大同社會」相聯繫，從價值哲學的層面，表達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憧憬和豪情。財產公有、男女平等、幼有所養、老有所依，這一被譽為具有中國古代「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的價值目標，既是中華民族對理想社會的企盼，也是伴隨毛澤東一生的理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哲學，則通過既高揚共產主義的理想價值，強調「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686，宣告「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1]1059，又深刻理解中國百姓內心深處對「大同社會」的憧憬嚮往，並通過比較中國傳統大同社會與馬克思主義未來社會，指出兩者具有體現「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苦、豐衣足食」社會願望的共性[8]。於是，從理論上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大同社會」觀念的巧妙結合，通過二種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共產主義形式，將馬克思主義置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通過「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毛澤東《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的革命實踐和「一大二公」的建設實踐⑦，毛澤東哲學從價值觀層面，傳承和體現了民族文化的理想主義傳統。

三、毛澤東哲學中的道德主義文化傳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孟子的「存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張載的「大其心」以「燭萬象之理、體天下之物」(張載《正蒙·大心》)、儒家的「修齊治平」等以道為己任的傳統文化，將錘鍊陶冶主體道德人格，視為認識與和實踐的根本前提，它在對主體道德人格的高揚中所彰顯的傳統哲學倫理本位主義。這種道德主義，還通過強調和重視國家、群體的利益的形式體現出來。它要求當個人、局部的利益與整體、全局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以後者為重。而傳統文化的義利觀，將「利」歸屬於個體感性慾望，「義」指向於整體理性精神，強調「義」重於「利」，「利」從屬於「義」，要求將「義」作為規範主體的道德行為、維護整體利益的標準，「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便是這種義利觀的明確表達。重義輕利、重集體輕個體，中國傳統文化的集體主義，在抹殺個性自由、人權，從而具有明顯歷史局限性的同時，又因提倡個人為了民族大義應當不惜犧牲自我，而對發展社會共同利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至於近代中國以大同團結、戮力同心、為國民謀幸福等為行為準則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其無論以民族主義，還是以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為底蘊的思想，都不過是國家民族民眾利益至上的集體主義的一種變形，是民族文化傳統中道德主義的體現。只是這種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道德主義，更為強調關注整體利益應當勝於關注個性人格和個體價值。

傳統道德主義在毛澤東哲學中，表現為傳統文化「重義輕利」的倫理觀，被改造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傳統文化以群體為本的「大一統」價值取向，被改造為「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的道德原則；傳統文化「士志於道」(《論語·里仁》)的弘道傳統和「苟利社稷，生死已以之」(《左傳·紹公四年》)的愛國情懷，被改造為「五愛」和「尊重社會公德」的道德規範；傳統文化「貴人、盡性、無類」的教育觀念[9]，被改造為「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的道德教育理念；傳統文化「三省吾身」(《論語·學而》)、推己及人等自我道德修養，以及「修齊治平」的人生價值觀，被改造為提高自覺能動性、改造主觀世界、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提高個人的道德境界，做有共產主義道德的人的道德實踐。這樣，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道德標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人格理論有效融合，通過系統闡釋道德理想、道德原則、道德規範、道德教育、道德修養、道德實踐等理論，毛澤東哲學從倫理學層面，傳承和體現了民族文化的道德主義傳統。

四、毛澤東哲學中的民本主義文化傳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主義通過強調與民同樂、以民為本體現出來。這種民本正義，強調「國」非抽象符號，而是百姓組構的實體；「國」不僅是君子的「家天下」，更是民眾生存的家園，因此，「愛民」即是「愛國」，「愛國」體現在「愛民」上。這種「民本」思想，奉勸當權者不要沉溺於一己利益追求，而應以天下萬民利益為重，因此，「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從老子「聖人恆無心，以百姓心為心」的認知(《老子》第四十九章)，到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仁政」，從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求訴，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的告誡，從屈原「哀民生之多艱」的浩嘆(屈原《離騷》)，到黃宗羲「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感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傳統文化中重民心向背、順民意施政、問民生苦樂的理論，既是有良知知識分子恆久的精神追求，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主義的充分體現。至於近代中國以平等博愛與個性解放相結合⑧，將「互助友愛上升為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原則」[6]39；在批判封建道德觀念的同時，將個性主義與博愛主義相結合⑨等自由主義思潮，不過是在繼承傳統人本主義文化遺產的同時，又為它賦予了近代西方人道主義和啟蒙思想所結出的思想果實，因而此時的這種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人本主義，出於現實的考慮而對中國傳統人本主義及其道德觀，更多地具有了否定性色彩。

在毛澤東哲學中，群眾史觀、人民主權思想是其民本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但他的這一思想，卻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主義有著天然聯繫。作為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政治家，毛澤東認同幾千年民眾抗爭社會不公之史；作為一個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理論家，毛澤東深知人民是歷史發展動力之理；作為一個志在人民解放事業的實踐者，毛澤東熟知將人民利益置於何處的重要性；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哲學家，毛澤東深諳「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道。於是，傳統文化為民、惠民的民本意識在毛澤東哲學中，體現為要以「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作為執政黨的理論宗旨和衡量共產黨員是否合格的標準；傳統文化的樂民、憂民的民心思想在毛澤東哲學中，體現為要以「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作為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的基點；傳統哲學愛民、親民的平民觀念在毛澤東哲學中，體現為「一刻也不脫離群眾」[1]1094、「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10]1128的責任意識，體現為警惕「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10]1438的滋長，強調共產黨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3]522等反官僚主義的執政意識；傳統文化重民、貴民的治國理念在毛澤東哲學中，體現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1031的歷史主體觀，體現為將人民群眾視為現代民主政體的建設主體、一切政治權威的終極源泉等價值理念和實踐主張；傳統文化的仁民、信民的策略方法在毛澤東哲學中，體現為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愛護人民、尊重人民，以及要善於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要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71等一整套群眾路線的理論。由此，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人民主權思想、人道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結合，通過全面論述共產黨的理論宗旨、路線策略、執政理念、主體動力、群眾路線等理論，毛澤東哲學在政治哲學層面，從歷史觀、方法論、認識論等維度，傳承和闡釋了民族文化的民本主義傳統。

五、簡單的結論

上述毛澤東哲學中顯示的民族文化傳統，只是其諸多內容的有限方面。事實上，在毛澤東哲學中，通過吸取中國哲學的「實事觀」⑩，而在本體論上對傳統唯物論的傳承；通過吸取中國哲學的「知行觀」(11)，在認識論上對傳統認識論思想的傳承；通過吸取中國哲學的陰陽辯證法、「一分為二」、「相反相成」，在方法論上對傳統辯證法的傳承；通過吸取中國文化的「榮辱觀」(12)，在歷史觀上對古代樸素唯物史觀因素的傳承，可謂比比皆是。鑒於學界既有的毛澤東哲學研究成果著墨甚多，在此不再贅述。

儘管如此，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由於政治環境、時代局限、傳統影響、主體認知等原因，毛澤東哲學中的「民族文化傳統」，存在著諸多缺憾和不足。例如，以「實事求是」所傳承「經世致用」文化傳統，因過於強調實用性，使其愛國主義的民族文化傳統，隱含著強烈的功利化色彩；以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和現實運動所傳承的「大同社會」文化傳統，因對主觀意志和主體能動性的過於強調和誇大，使其理想主義的民族文化傳統，滲透著農民社會主義的空想意識；以「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傳承的「知行合一」文化傳統，因過於強調以共產主義道德人格的塑造(13)代替實踐之「行」，使其道德哲學中體現的民族文化傳統，具有「消知歸行」片面性(14)，同時，又因為以是否投入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作為實踐的唯一內容，使其道德哲學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和貶低知識文化價值的極端性(15)；以人民主權思想傳承的「民本思想」文化傳統，因其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混淆了社會學與政治學的官僚主義，而使其政治哲學中體現的民族精神，有著崇尚「大民主」式民眾集體造反形式和走向「反資產階級法權」等偏激性，同時，又因其對現代人民主權理論與傳統民本思想之間界限理解上的含混，使其在「惠民、護民」中突出的民眾民主和致力於培養「清官」的政治實踐，難免存在德治、人治的影響和危險。

我們不應隱諱毛澤東哲學中傳承的民族文化傳統，存在的缺憾與不足。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和承認，毛澤東哲學對中國哲學文化優秀傳統的傳承，卻是其主流。更重要的是，這種傳承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範，即提煉百姓豐富生活經驗，用中國百姓所了解、熟知、喜歡的典故、成語、俗語、俚語等語言方式，闡釋和表達了歐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將中國哲學文化的優秀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融合、貫通、結合，將深奧的哲理轉換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為民眾能夠樂於接受的理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就是毛澤東哲學中「民族文化傳統」的價值所在。

注釋：

①中國傳統哲學缺乏自然本體論的思辨，沒有多少對自然及其規律的理性抽象，思域專註於「經邦緯國、濟世安民」的政治倫理哲學。毛澤東哲學延續了這一哲學傳統，只是其哲學思考的對象，由傳統的政治倫理哲學轉變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

②中國傳統哲學沒有單純的本體論，而是奉行本體論與方法論對接的「體用合一」原則。毛澤東哲學延續了這一基本精神，強調並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轉化為具體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③中國傳統哲學不熱衷邏輯抽象思辨，注重實踐理性，主張主體的「躬行踐履」。毛澤東哲學延續了這一類似經驗論的理論方式，將實事求是、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視為最為重要的認識論、方法論內容。

④中國傳統哲學善於藉助生動、形象、比喻、寓意等形式，用語錄、格言等言簡意賅的方式，在表達對人生、社會的體驗中闡釋哲理。毛澤東哲學直接傳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語言風格，其隨處可見的歷史典故、成語、諺語、俚語，不僅使玄妙深奧的哲理變得通俗易懂，而且讓百姓喜聞樂見。

⑤清初北方著名學者顏元與李塨創立。

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

⑦新中國成立以後，從「人民公社」到「大寨模式」，毛澤東推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舉措，無不顯露傳統大同社會的理想色彩。

⑧從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到鄒容、孫中山等，莫不如此。

⑨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

⑩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疾虛妄」、范縝的「神不滅」批判，張載的「氣一元論」等等，都體現出這種「實事觀」。

(11)《尚書·說命中》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程頤、朱熹、陸九淵的「知先行後」，以及後人的「知難行易」與「知易行難」之爭、「知行合一」論等等，都說明了此。

(12)以管仲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最具代表性。

(13)為了確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的人生道德觀，必須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14)這在晚年毛澤東思想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明顯。

(15)這一點，從建國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歷次文化批判運動，如文藝界的批《武訓傳》，批胡適、胡風、丁陳集團，哲學界的批「合二為一」運動中，皆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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