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魯迅先生……

阮現武想起了魯迅先生20世紀30年代一個陰冷飄雨的秋日，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開辦的書店——內山書店，一個酷愛讀書的窮困青年，用一枚銀元從一個50歲上下的男人手裡買了兩本書：《鐵流》和《毀滅》。這兩本書的定價分別是一塊八和一塊四，就是說，價值三塊二的書只賣了一塊錢。這似乎是一樁奇怪的買賣。買書者是因為對知識與光明的追求，賣書者是出於對勞動人民的關愛和支持。青年人叫阿累，一個汽車售票員；而那個中年人就是魯迅先生。四年後，即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於是就有了阿累的《一面》。70年的歲月轉瞬即逝，如今已是21世紀了。回首百年來的文學創作，人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魯迅先生那汪洋恣肆、折戟喋血的文字。在眾多追憶魯迅先生的文字中，我這個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酷愛讀書卻又為生活苦苦奔波的文學青年，卻又獨獨鍾情於阿累的《一面》。麵包與書哪個更重要？不知道阿累在花光了「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後，是如何挨過以後幾天飢腸轆轆的日子的。但至少我們知道的是，阿累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麼幾十頁」，實在是舒服極了。一邊吞咽乾巴的饅頭，一邊將書攤上心儀已久的暢銷書裝進口袋，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是書生之清高，還是無以言表的悲哀？這種複雜的心態我不知該如何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學青年如阿累者，那種愛書的心境一定是相通的。魯迅先生當時乃文壇泰斗，負責著《奔流》、《朝花旬刊》、《拓荒者》等刊物的編輯工作，周圍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如白莽、許廣平等。魯迅對他們極盡關愛與理解，因為他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十之八九感覺靈敏，自尊心旺盛，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正是魯迅先生無私高潔的人格，才使青年人樂意親近他，把他當做自己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長。白莽是幸運的，許廣平是幸運的，阿累也是幸運的。反觀時下文壇，一些人不過寫了那麼一兩部書，沾沾自喜，目中無人，委實令人不齒。還有一些文學刊物，利用青年人對文學的熱情騙財騙色，實在叫人心寒。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如今重讀阿累的《一面》，感慨萬千，文壇冷暖，叫人如何不想起他———魯迅先生，我們的同志、朋友和師長！想起了阿Q黑格爾說，既然日常生活是瑣碎的，那麼，就讓我們談哲學吧。一樁悲劇發生後，我們無力回天，唯一可以選擇的，是對待這樁悲劇的態度。笑著過一生，還是哭著過一生，全在於我們的選擇。所以，懷念阿Q，不是無端的。魯迅說，阿Q在未庄沒有固定的職業，只是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拿今天的話來講，阿Q不過是個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的一員，阿Q不免受到白眼冷遇和不公。而阿Q又很自尊，所以他要活下去，沒有一點精神勝利法聊以自慰，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是這精神勝利法，讓人們對阿Q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另一方面阿Q又如一面鏡子，或多或少映出我們骨髓里的一點東西。所以，阿Q總讓我們哀也哀不起來，怒也怒不起來。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是阿Q，又該如何？生命的歷程，很大程度上是讓偶然性主宰操縱的過程。囿於自身主觀預知能力，面對命運的千變萬化，人生的航船很難把握停泊在哪一個渡口。少年心事當駑雲，齊家治國平天下，夢想的演繹沒有邊界，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而客觀世界卻多變數。所以哲學家哈代說：世間萬事，雖然計劃得好，實行起來卻糟。說是人生無常，卻也是人生之常。好條件是天生的，好機會是運氣，唯有好心情能緊緊握在自己手裡。沒有一點精神勝利法，很難想像平凡如你我的芸芸眾生如何活下去。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里說：哲學可以給人一種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是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是槍林彈雨的戰鬥。無論是在和風細雨之下，或是在驚濤駭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而《菜根譚》里所謂「寵辱不驚，靜觀天邊雲捲雲舒」，《幽夢影》里所謂「胸藏丘壑，城市不異山水興寄煙霞，凈浮有如蓬島」，這些都和馮友蘭先生的思想同一機杼都是給人一種好心情，教人好好地活下去，而不管生活是多麼的艱難，命運是多麼的不公。對於阿Q，我們總說他貧窮，落後，不覺悟，對其精神勝利法，我們也常持一種尖銳的批判態度。這對於阿Q，未免有些苛刻，也有失公允。作為一個長期的農民工，阿Q連個圓圈都畫不圓，老莊思想、古今哲學，他當然不懂，但他短短的一生，卻形象地演繹出哲學的用處。《射鵰英雄傳》里的大英雄郭靖就曾對生活心生倦怠，於是請教人生導師周伯通：練武功有什麼用？周伯通反問：不練武功，又有什麼用？人的一生說長不算長，說短又不算短，如何讓那麼多的白天和黑夜過得愉快而充實呢？不妨練一練哲學這門武功。阿Q就練成了精神勝利法這門功夫，所以活得很愉快，如果不是殺頭前手被捆著，他會來一段《小孤孀上墳》，或者《龍虎鬥》里的「悔不該……」總之，阿Q活得瀟洒，死得高興，這都是精神勝利法的功勞，或者是哲學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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