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壽:文學批評應有的氣質——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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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評論應該寫得激情四射、文采飛揚，能清晰地觸摸到作者的態度、觀點甚至呼吸。作者在場，并力圖將一篇批評的文章寫成美文。

　　哲學與政論，其實也如此。馬克思的長篇宏論，有一種雄渾、生動、深刻的氣脈，讀來讓人不覺得有「隔」。尼采、薩特的文風既形象生動，又深刻見底，影響了很多青年學生。人們甚至熱情地讚頌孔子、蘇格拉底那種簡單的對話方式。即使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種文風仍然延續了一段時間，那時學報上的文學評論或研究文章也能讓人一口氣讀下去。但後來，隨著各種理論的盛行和學院派注釋風氣的影響，寫批評被要求必須引用必須注釋甚至必須理論，這種文氣本來只是要求一個批評家要有相應的文學理論修養，但後來就被學界和批評界泛化了。文學批評越來越變成了僵硬的理論、大量的注釋和修辭，對文本的感性認識不存在了，甚至最後連作者也不在場了。人們逐漸地對理論有些遠離了，很多批評也幾乎無人問津了。現在，這種風氣應該變一變了，否則，批評將走向絕路。

　　那麼，今天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什麼格調呢？或者說它應有什麼樣的氣質呢？

　　感性

　　今天，我們重讀近百年來那些被人們稱誦的文學批評時，就會發現他們的文章充滿了感性色彩和形象感，評論家將他對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認識形象化了，生動化了，比如李健吾評沈從文的小說，比如錢穀融評論《雷雨》中的蘩漪；同時，他們的文章也是感性的，充滿了情意。感性對於評論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彷彿天賦的才秉。一個一流的批評家往往可以憑這樣一種才秉來感知一部作品的優劣，並以此來著文。不僅如此，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在現代以來，文學批評已經成為文學再創造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一部作品當它面世時，僅僅只是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接下來，讀者完成剩下的一半。而在這中間，批評家就成了關鍵的橋樑。劉勰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這不但是散文創作時的情狀，而且也是評論文章創作時應有的情狀。評論文章若寫成如此這般，就形神兼備了。只可惜，在今天由於一些考據式的研究風氣的影響，很多學者的批評文章都成了毫無感情的引文羅列，似乎這樣做才是有學問，殊不知是知識殺死了一個感性作者。在文學藝術領域，往往感性的判斷最為精準，而這種感性也是一千多年來流淌在讀者心中的一股清泉活水。精讀

　　精讀本來是一個批評家的常識和必做的功課，然而，由於近些年來寫作的大眾化、出版業開放帶來的文學作品的「泛濫」以及生活節奏的快速發展帶來的批評家的手忙腳亂，從而導致批評家往往都是應付批評，無暇去細讀文本，這就導致許多批評家在評論一部作品時往往是東拉西扯，離題萬里，最後湊合著提一提作品了事。此外，由於各種西方文學理論在學界的盛行，一些批評家在對文本並沒有進行完全把握的情況下套用一些西方理論來解讀文本，最後可能使一部粗製濫造的作品也具有與偉大作品同樣的價值和意義。

　　優美

　　不少人認為，文學批評只是說理而已，只要說理透徹就可以，但是，好的文學評論本身就是美文。如《文心雕龍》本身就是美文。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氣呵成，雄渾澎湃，是壯美；李健吾的《〈邊城〉——沈從文先生作》與錢穀融《「是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論蘩漪》參透了文學中的人物，懷著那樣一種廣博的人道主義的寬容、同情，似乎是從人物的心裡來，又流到讀者的心裡去，把一切的偏見都先拋棄了，在那樣一種人性的基礎上達到了理解，那樣優美，那樣和諧。事實上，很多評論家本身就是散文家。

　　真誠

　　真誠是一個批評家必須的品質，惟此，他才公正，敢於直言。世人都喜歡讚揚，這是人性的弱點。世人又都喜歡和睦，不願意招致敵人，這也是人性的弱點。所以，作家和批評家們往往都是共謀者。這就導致私利上「真誠」，而喪失了藝術和真理的真誠。所以，真誠的批評家往往都是敢於和自己、敢於和朋友站在對立面的公正的使者。文學界這樣的批評家不乏其人。遠的不說，單說近百年來就有胡風批評朱光潛、傅雷批評張愛玲、李長之批評老舍等例子。缺乏真誠，這在紅包批評家、圈子批評家流行的今天，頗為盛行。我們需要一些如胡風、傅雷那樣真誠的批評家，站出來揭露真相，指出文學裡的某些虛假景象。

　　深刻

　　深刻並非指一定要套用文學理論，或者引用了一大堆名人名言。深刻也並非指無理的謾罵、攻擊，或者講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哲學」道理。深刻指的是一個批評家長期對人性、世界和社會有深刻洞見，在評論一些人物、故事或社會、歷史時往往能一語中的，入木三分，使讀者能豁然開朗、拍案稱是，甚至使讀者陷入久久的思索。不僅如此，深刻的評論家也可能同時是了不起的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如別林斯基的評論文章，不僅感性和充滿了才情，而且深刻有力。他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家。如心理學家榮格不僅創立了原型批評，而且將其運用於文學批評。只有這樣的評論家才有可能對人性有著廣大深刻的認識。還是李健吾說得好：「一個批評家，第一先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所有人類最可貴的自由，然後才有完成一個批評家的使命的機會。」這樣的批評家，他對一部作品或一個作者的評價往往具有「蓋棺定論」式的特點。他有時可能與作者同步，能與作者心有靈犀，從作品中汲取力量，當然，在這個時候，作者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但有時可能遠遠地超越了作者，甚至站到了作品與作者的對立面，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是一個正義的化身，一個真理的高度，藝術女神的使者，於是，他的批評就是槍炮。他要引領人們探索人性，不盲目，不崇拜權威，但他同樣也會成為人類正面精神的捍衛者。

　　胸懷

　　這是指一個人的胸懷。在中國古代，中國人都認為天下就指的是中國，所以古代中國文人都有一種廣闊的胸懷，即天下觀。但到近代始，中國人認識了整個世界，從那時始，民族觀念盛行。現在一些批評家還談地域觀念。但是，從五四以來的一些學貫中西的批評家和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有思想有見識的批評家已經將自己思想的場域擴大。如周作人、梁實秋等談文學，往往談的不單是中國的文學，而是整個人類的文學。如李健吾評沈從文是與巴爾扎克、福樓拜等人的對比中來顯見的。今天，中國不僅在經濟、軍事上成為世界強國，在文化藝術等方面也應該成為世界文化藝術的寶庫。但是，我們很多批評家還不具備這樣的氣度，並不是他們不想，而是還不夠。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就已經是一個吮吸整個人類文學傳統的新生兒了，特別是那些先鋒派作家和新的不斷崛起的年輕作家，他們的精神來源和藝術傳統很可能已不再是中國本土的，而是遙遠的美洲、歐洲和整個世界。那麼，批評家就更應該有這樣廣闊的胸懷。也只有儘可能地具備了整個人類文學傳統的批評家，才有可能對今天的文學發表真知灼見。從這一點來說，今天的批評家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要艱難得多。

　　當然，今天的文學批評還可能有一些適合時代的特點，如簡短，不必像一些史論那樣冗長乏味，在這個快捷的時代應該給讀者一種快捷的評論；如語言要有時代感，網路語言、時下流行的語言也可能是讀者最喜歡的文風之一，批評家應該多汲取時代的養分等等。總之，文學批評的風氣應該變一變了，應該重新回到讀者中間去，回到文本中去，回到感性中去。惟有如此，文學批評也會對文學本身有益，對這個時代的精神有益。

　　徐兆壽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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