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滋生於乾隆眼皮底下的貪腐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巔。這一點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認。章學誠則認為，乾隆四十五年，即和珅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尹壯圖也評價說，乾隆前期，大清確實處於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縣俱有為官之樂，閭閻咸享樂利之福」。然而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讓我們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乾隆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李朝實錄》）。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主要原因是乾隆個人心態的變化。早年的乾隆是一個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鐘錶般有規律。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乾隆皇帝經常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東翻西找，看書來打發時間。然而，中年之後，乾隆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徵兆。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的精力漸漸衰退。年輕時期，乾隆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里勾籍出全部資料，他的大腦如同強力機器，把這些龐雜的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

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摺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輕之時，如果軍務緊急，他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從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因此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摺，乾隆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乾隆中前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人在壯歲之時，往往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早年峻烈無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攻，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嘉慶實錄》）老年乾隆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他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壯年時代的乾隆是不可想像的。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巳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乾隆實錄》）在中國，王朝的興衰，往往起於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說過，天下之治亂，唯繫於皇帝之一心：「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反過來說，皇帝心不正，則天下必然大亂。也就是說，在中國式專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與昏怠，官僚機器的振作與衰敗，完全視皇帝一個人的精神力量強弱而定。這一點，西方人也深有體會。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徹骨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黑格爾的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乾隆朝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實錄》）

在專制社會想要根除貪污，就如同想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也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1/3，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號稱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

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原標題為《乾隆個人心態變化導致晚年貪腐遍地》）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