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與友愛的鄉村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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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十分欣賞這部作品，重新寫了一段文字，概括這部作品文學上的特色，與讀者共享。

孤獨與友愛的鄉村變奏曲

——評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

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出版於2009年，這部有著詼諧書名的作品，其實卻透著骨子裡的嚴肅認真。它以如此獨特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的文化與人性深處，開闢出一種漢語小說新型的經驗。這部作品被稱之為中國的《百年孤獨》，這並非是刻意要在馬爾克斯之後來說中國的故事，劉震雲一直在重寫鄉村中國的歷史，他的重寫不可謂不用力，不可謂不精彩。但《一句頂一萬句》出版後，劉震雲前此的寫作彷彿都是為這部作品做準備。這部作品涉及到的重寫鄉村中國現代性起源的主題，它轉向漢語小說過去所沒有涉及的鄉村生活的孤獨感，以及由此產生的說話的願望，重新書寫了鄉村現代的生活史，它把鄉土中國敘事傳統與現代結合得恰到好處，所有這些都表明這部作品具有可貴的創新性。

這部小說的大結構分為上下二部，那就是 「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出延津」是吳摩西，「回延津」是吳摩西的外孫牛愛國。出延津吳摩西丟了養女巧玲；回延津是牛愛國找母親曹青娥（巧玲、改心）的家鄉，為的是娘去世前要說的一句話。但家鄉已然面目全非，家鄉的根不可辨認。牛愛國回延津純屬靈機一動的意外，並沒有執著的有目的尋根。吳摩西並沒有回他的家鄉，而是70年前21歲時去了陝西再也沒有回到延津。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吳摩西，改為羅長禮。這就還了他少年時期要做「喊喪」的羅長禮的宿願。但是牛愛國卻找來找去沒有結果，跑到陝西才知道了吳摩西的故事，最後卻是聽了羅安江的遺孀何玉芬說的一句話：「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從前。」這或許是富有民間智慧的一句話，它針對牛愛國「尋根」的歷史化舉動給予了明確的否定。一句頂一萬句，始終沒有那樣的一句話，就象生活中並沒有絕對的真理一樣。生活就是存在著，就是堅韌地生活下去。

劉震雲這部作品並未有介入現代性觀念的企圖，小說只是去寫出20世紀中國鄉村農民的本真生活，對農民幾乎可以說是一次重新發現。農民居然想找個人說知心話，在這部作品中，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在尋求朋友，都有說出心裡話的願望。這樣的一種願望跨越了20世紀的鄉村歷史，劉震雲顯然在這部小說里建構一種新的關於鄉土中國的現代性敘事，一種自發的農民的自我意識。在20世紀面臨劇烈轉折走進現代的時代，鄉村農民也有他們的孤獨感，有他們的內心生活和發現自我的能力。

這部小說令人驚異之處還在於，它開闢出一條講述鄉村歷史的獨特道路。它並不依賴中國長篇小說習慣於依賴的歷史大事件進行編年史的敘事，它的敘事線索卻是通過一個鄉村農民改名的歷史：楊百順改名為楊摩西再改為吳摩西，最後把自己的名字稱為羅長禮—這是他從小就想成為，卻永遠沒成為的那個喊喪人的名字，這就是鄉土中國的一個農民在20世紀中的命運。

脫離歷史大事件的敘事並非只是書寫田園牧歌，劉震雲傾心關注的是人心，人心到底如何？他沒有迴避中國鄉村潛在的衝突，那是源自於人性的困境。在某種意義上，劉震雲書寫的歷史更加令人絕望，並不需要借用外力，不需要更多的歷史暴力，只是人與人之間，甚至親人之間的算計，那種誤解，那種由對友愛的渴望而發生的誤解，更加突顯了內心的孤獨。家族倫理之被審視和置疑，始終是劉震雲寫作的主題，並不是說劉震雲不尊重家族倫理，而是他可能太看重這最後的依靠，他不斷敲打它，擊碎它，看它還能不能復原。

劉震雲的敘事遠離了20世紀外在的歷史暴力，但他沒有放棄鄉村中人心與暴力的接近。就是那些平日里善良的人們，他們離暴力也只有一步之遙。就是楊百順這樣的還算不壞的人，卻動了多次的殺機，他要殺老馬、要殺姜家的人，要殺老高和吳香香，在內心多少次殺了人。牛愛國同樣如此，他要殺馮文修，要殺照相館小蔣的兒子，同樣不是惡人的牛愛國也是如此輕易地引發了殺人動機。當然，殺人並沒有完成，但在內心，他們都殺過人。劉震雲雖然沒有寫外在的歷史暴力，但暴力是如此深地植根於人的內心，如此輕易就可激發出殺人動機。

劉震雲的書寫不能不說在經典性的歷史敘事之外另闢蹊徑，過去人性的所有善惡都可以在「元歷史」中找到根源，革命敘事則是處理為階級本性，而「後革命」敘事則是顛倒歷史的價值取向，但歷史依然橫亘於其間。也就是說，人性的處理其實可以在歷史那裡找到依據，而人與人之間自然橫亘著歷史。劉震雲這回是徹底拆除了「元歷史」，他讓人與人貼身相對，就是人性赤裸裸的較量與表演。人們的善與惡，崇高與渺小，再也不能以歷史理性為價值尺度，就是鄉土生活本身，就是人性自身，就是人的性格、心理，總之就是人的心靈和肉身來決定他的倫理價值。

我們說鄉土生活的本真性，並不一定是就其純凈、美好、質樸而言，因為如此浪漫美化的鄉土，也是一種理想性的鄉土；劉震雲的鄉土反倒真正去除了理想性，它讓鄉土生活離開了歷史大事件，就是最卑微粗陋的小農生活。在很多情勢下，歷史並不一定就是時刻侵犯著普通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百姓生活或許就在歷史之外，在歷史降臨的那些時刻，他們會面對災難，大多數情勢下，他們還是過著他們自身的「無歷史的」或者不被歷史化的生活。事實上，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要抵達這種「無歷史」的狀態並不容易，讀讀那些影響卓著的文學作品，無不是以意識到的歷史深度來確認作品厚重份量。一個沒有戰爭、沒有動亂、沒有革命、甚至沒有政治鬥爭的「現代中國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歷史，但劉震雲居然就這樣來書寫中國現代鄉村的歷史。準確地說，是無歷史的賤民個人的生活史。

這部小說對鄉村中國生活與歷史的書寫，一改沈從文的自然浪漫主義與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現實主義傳統，而是以如此細緻委婉的講述方式，在游龍走絲中透析人心與生活的那些分岔的關節，展開小說獨具韻味的敘述。這種文學經驗與漢語的敘述，似乎是從漢語言的特性中生髮出文學的品質。它表明漢語小說在21世紀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獨特文學性，並且有著極其豐富的可能性。

20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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