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瓷器出口的盛與衰

瓷器是中國帶給世界和人類的一大貢獻。我國從商代開始掌握釉陶技術，發展到東漢末年完成了由陶器到瓷瓷器器的過渡。首先出現的是青瓷，因所含鐵經還原焰燒成氧化亞鐵而呈青色。主要有以越窯為代表的南方窯系。至隋代方出現白瓷，到唐代，形成了南青（越窯）北白（邢窯）兩大系統，有很多名窯，還出現了著名的三彩瓷。宋代是制瓷技術的成熟期，出現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窯，技藝精良，產量也很大。到了元代，制瓷重心繼南宋之後繼續南移到景德鎮，為景德鎮瓷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並為其在明清兩代成為全國制瓷業中心和飲譽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西之間的貿易始於絲綢之路，當時中國外銷的最主要產品就是絲綢和瓷器，中國也隨之，先是被稱為「絲國」，後又被稱為「瓷國」。這一狀況一直到了清代，茶葉才逐漸開始佔據主要地位。一、唐宋元三代的瓷器出口真正的瓷器對外輸出始於隋唐，輸出的主要是越州窯的青瓷，邢窯和定窯的白瓷以及長沙窯彩繪瓷等等。主要輸出到朝鮮、日本，東南亞地區，遠到印度洋的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灣，最遠到非洲的埃及和蘇丹，都有中國瓷器的影子。另外，唐代還有經新疆到波斯，由波斯商人轉運抵敘利亞，以達地中海各國（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陸上「絲綢之路」。這一時期的高潮出現在宋初，到了宋元至明初，進入了對外貿易比較繁榮的階段。宋代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陸上絲綢之路斷絕，出現了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繁榮的貿易港。宋朝廷於開寶四年（971年）就開始在這些地方設置市舶司，專門管理進出口事務，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銷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談》中描述說：「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中國瓷器就從這些港口運銷南洋，並轉運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宋朝廷在靖康以後，統治區域日益縮小，稅源日益減少，因此大力開展對外貿易，以增稅收而助國用。據《宋會要輯稿》記載，高宗趙構多次下達「上諭」，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紹興七年、 1137年），「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貨賄」（紹興十六年、 1146年）等等。並且採取授與在外貿上有成績的商人以官職的辦法，進行鼓勵。據南宋趙汝適《諸蕃志》記載，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僅與泉州有通商貿易關係的，就達五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瓷器的出口，也隨著外貿的擴大而增長。宋元時期中國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印度洋航線上。一是可從波斯灣沿海岸向西行進而到達紅海的吉達港，然後上岸陸行至麥加；也可以在蘇丹邊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馱行至尼羅河，再順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開羅）；還可以從紅海口越曼德海峽到東非諸國。二是開闢了從馬爾地夫馬累港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橫渡印度洋的航線。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鎮窯、吉州窯和浙江龍泉窯以及福建沿海地區德化、同安諸窯的產品；也有廣東湖安、廣西西村、陝西耀州、河南臨汝等地燒造的瓷器。由於景德鎮的青白瓷與龍泉窯等地的青瓷大量輸出國外，再加上窯工的南遷又帶來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藝，於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藝水平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和發展，而形成了後來元朝瓷業中心南移的新局面。元政府特別重視對外貿易，元在未建國前，早就與西域、阿拉伯國家有貿易往來。統一全國後，即設立泉州等處市舶司。至元廿一元年（1284年）以後，政府欲將海外貿易變為官辦。由政府備船隻，出資金，招人經營，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經營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間私自貿易，但根本無法禁絕。因此終元一代，官營和民營的海外貿易都十分發達。外貿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會促使各類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元代的瓷器生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元代的鈞窯、磁州窯、霍窯、龍泉窯、德化窯等主要窯場，仍然繼續燒造傳統品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國在江西景德鎮設立了「浮梁瓷局「，最著名的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出口，受到廣泛的歡迎。元代景德鎮窯取得的各種成就，為明、清兩朝制瓷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景德鎮並因此在日後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贏得了瓷都的桂冠。二、明清是中國瓷器出口的最盛時期明朝曾一度實行海禁，使外貿受到一定的影響，但瓷器的出口並沒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對外國的贈予。永樂年間以後瓷器輸出的途徑更多：政府的對外饋贈、入貢國使節的回程貿易、鄭和的大規模遠航貿易和民間的海外貿易等等。通過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僅繼續暢銷亞洲各國，而且也大量銷售到歐洲。同時外商還根據本國的生活習俗和民族習俗，在造型、紋飾等方面提出要求，訂購所需瓷器；我國許多窯場也適應西方市場的需要，生產專供外銷的瓷器。明代瓷器不僅從海路輸出，而且還從陸路對外銷售。據萬曆年間刊刻的《野獲編》記載，阿拉伯各國來我國進行貿易的商人，回去時所帶的瓷器多達數十車。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窯的產品，也有民窯的產品。在品種上，不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紅綠黑三彩瓷。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時期的大窯場如磁州、龍泉等地仍有燒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細陶瓷器生產遍及山西、河南、甘肅、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華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蘇宜興的紫砂器更是這一時期的特殊成就。明代的鄭和(1371～1435)下西洋其實是在繼承宋元海外貿易航海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沒有宋元的造船技術的積累和航海經驗的傳承，就沒有鄭和船隊的輝煌。鄭和航海的意義不在於其本身對貿易的貢獻，而是由於他的活動，開闢了更多的航路，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聯繫，進一步促進了大中華（朝貢）貿易圈的形成和發展。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餘年是中國瓷器外銷的黃金時期。輸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青花瓷、彩瓷、廣東石灣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較精緻的外銷瓷多是國外定燒產品，其造型和裝飾圖案多屬西方色彩，還有些在紋飾中繪有家族、公司、團體、城市等圖案標誌，稱為紋章瓷。這時期的外銷瓷數量很大，17世紀每年輸出約20萬件，18世紀最多時每年約達百萬件。輸出的國家有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及歐美諸國。運輸路線一條是從中國福建、廣東沿海港口西行達非洲，繼而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達西歐諸國；另一條是從福建漳州、廈門諸港至菲律賓馬尼拉，然後越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上岸後陸行，經墨西哥城達大西洋岸港口韋臘克魯斯港，再上船東行達西歐諸國。這就是著名的「大帆船貿易」。近人考察，1602～1682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販運的中國瓷器即有1600萬件以上。在17和18世紀，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明代在景德鎮設置專為生產御器的官窯。又對民窯採取「官搭民燒」即「有命則供，無命則止」等手段，來為宮廷燒制瓷器，民窯得到普遍發展，景德鎮成為全國瓷器的燒造中心。明代永樂、宣德時的青花瓷器，色調濃艷，具有元代青花的許多特徵。明成化時，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再加上紅、綠、黃、紫等彩，這就是著名的成化「鬥彩」。明嘉靖、萬曆時，又興起了「五彩」。清代也在景德鎮設御瓷廠，但燒瓷主要都在民窯。清康熙時繼承與發展了五彩，並創燒了「琺琅彩」。清雍正時期又燒制出「粉彩」。清乾隆時的突出成就是轉心瓶的燒制，以及成功地仿燒漆、木、銅器物和各種果品等。清代瓷器，集歷代燒瓷之大成並創造性地加以發展，達到了中國瓷器燒造的歷史高峰。三、中國瓷器在歐洲的盛行中國的瓷器最初在西方是一種神秘的物品，因為與貝殼非常相似，歐洲人在很長時間內都以為是一種含有貝殼原料的製品。中國的瓷器不單是一種器皿，還是一種藝術品，激發了歐洲人的想像力，甚至於催生了洛可可藝術的時代，因為瓷器代表了一種纖細淡雅的情調。另一方面，瓷器除了作為餐具給西方人的生活帶來根本變化的同時，也憑藉器面的繪畫，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山川屋舍、人物服飾乃至於神話傳說。這一切都使得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無限的嚮往。使用中國瓷器，在歐洲已蔚然成風。不僅在上層社會以此為榮，在普通民眾中也以此成為時髦。在王室貴族把擁有中國優質瓷器作為誇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魯士皇帝選皇后，也不惜代價地用六百名撒克遜龍騎兵組成的四隊近衛軍與鄰近的君主換取十二個巨大的中國瓷花瓶，為他的婚禮增輝。這就是所謂的「近衛花瓶」，現在還陳列在德累斯頓博物館。一些國家喜慶典禮，也紛紛使用中國瓷。與此同時，在歐洲一些城市出現了經銷中國瓷器的專門商號，僅在倫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在貿易上，中國的三樣支柱商品絲綢、茶葉和瓷器當中，瓷器又是遠洋帆船最好的壓艙貨物，裝在底艙，還可以防止茶葉和絲綢受潮，一舉兩得，簡直是黃金搭檔。中國制瓷技術最早傳播到朝鮮和日本。朝鮮在10世紀初即已仿造越窯、汝窯青瓷，日本在南宋和明初都曾派人來中國學習制瓷。11世紀中國陶瓷技術傳到波斯，又從波斯傳到阿拉伯，15世紀傳到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各國。14～15世紀中亞、歐洲所造陶瓷中常具有中國風格。但是一直到16世紀中葉，歐洲人都沒有制出真正的瓷器來。大約在1575~1587年間，義大利佛羅倫薩的陶工從葡萄牙人那裡得到了有關中國瓷器原料成分的情報，以玻璃、水晶石粉、沙子、維琴察粘土、法恩扎白土等十幾種原料，制出了一種軟質瓷。其胎質、釉質都與中國瓷器相去甚遠。1709年，德國的一位鍊金術士在實驗室里制出了真正的硬胎瓷器。次年他在邁森開辦了瓷廠。而此時，中國瓷器經由海路進入西方已近兩個世紀。1713年，這個瓷廠的第一批產品出現在萊比錫博覽會上。法國和英國直到18世紀60年代才掌握硬瓷的配方或者找到原料。但是此時的歐洲硬瓷生產才剛剛起步，產量小价格高，只能滿足一部分人，大眾的需要還是仰仗進口中國瓷器。這一時期歐洲人採購中國瓷器，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大宗的普通瓷器，主要是向廣州的瓷器商人購買。另一種是根據歐洲市場的需要定購，通常會以歐洲的意趣提供圖樣和訂單，這一方式在18世紀50年代達到頂峰。1758年，荷蘭從瓷器貿易中就獲利達34519盾，利潤率高達233%。當時的歐洲貴族流行在中國訂購繪有自己家族紋章圖案的紋章瓷，這一時期英國曾定購299套，瑞典也定購過300套以上紋章瓷。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在景德鎮等地大量定購白瓷，然後運到廣州再按照從歐洲帶來的圖樣加工繪製。18世紀60年代，除了釉上彩的燒制，廣州的作坊還能夠進行琺琅彩和鬥彩的裝飾。一位北美旅行家威廉·希基記載說：「在一間長廳里，約200人正在忙著在瓷器上描繪圖案，施以油彩」。這樣的工場有100多個，基本上已經形成了規模化和產業化。而在廣州河南地區也有很多農戶在家庭中加工瓷器，賣給包買商，再轉售海外。四、英國制瓷業的發展和中國瓷器出口的衰落中國瓷器的對西方出口的變化是在18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一時期，有兩個原因促使西方商人將中國瓷器的採購重點轉向了比較低檔的粗瓷。第一是東印度公司認為比較粗重的瓷器可以減少運輸過程中的破損，而且在歐洲市場由於耐損耗的特點而需求量比較大。第二個原因卻是當時的歐洲的制瓷業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由於其更加迎合西方消費者的情趣，並且交貨迅捷，在比較高檔的瓷器上面尤其有競爭力。但是這一時期的中國粗瓷的產量卻在下降。原因有兩個，一是當時的廣州商人已經習慣了細瓷的加工，不重視粗瓷；二是當時中國粵海關的稅則是粗細瓷均按重量抽稅，使得粗重的瓷器反而稅更多一些，影響了商人的積極性。18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位瓷業大王——喬賽亞·韋奇伍德，開創了英國乃至與歐洲陶瓷業的新局面。韋奇伍德於1730年出生在英國斯塔福德郡的一個陶器世家。9歲由於父親去世開始在陶器廠當學徒，24歲時成為一個陶器廠的合伙人，1759年他開設了自己的陶瓷廠。這時候他開始用新制的綠色和黃色釉製作奶油色陶瓷。據說為了改進這種白陶，他先後數年試驗了1萬多次，最後制出了一種「價格便宜，工藝簡單，但外觀新穎，無論了冷熱均能保持色彩絢麗的陶器，」其中的一種仿製中國青花瓷的白地蘭花瓷被稱為「碧玉瓷」。為了便於原料和成品的運輸，他還投資參與修鑿運河和公路。韋奇伍德的第一台引擎旋床是他按照陶器生產的特殊需要在伯明翰的鑄造廠改制的，1782年安裝了第一台瓦特的蒸汽機，用在一些需要的工序上面。韋奇伍德還是一個營銷專家，為了推廣他的奶油色陶瓷，先後在倫敦、巴思、都柏林等地開設了展廳和專賣店。1771年，他將自己的陶器包裹寄給了1000名德國貴族和上層人士，顧客可以選擇按內附發票的價格買下商品，也可以退回包裹，結果大部分人買下了他的陶器。1763年，他將一套細陶餐具送給了喬治三世的夏洛特王后，兩年後又為她生產了一套茶具，使他被任命為「王后特供陶工」，這樣，他的陶器就有了「王后陶器」的美名。以上流社會認可引導市場的做法使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同時也打開了全歐洲乃至於世界的市場，到1783年，韋奇伍德陶瓷的出口率已佔總銷量的80%。179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購買中國瓷器。但是這一時期，由於美國開始大量進口華瓷，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市場，使中國的瓷器出口市場逐漸由歐洲轉向了北美。這之後的中國瓷器出口就走上了下坡路，繁榮的頂峰已經過去，衰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經歷了英法等資本主義強國入侵和國內太平天國戰爭之後，官窯瓷器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更趨低落，但民間日用粉彩瓷器卻還有一定數量。同治、光緒兩朝，整個社會愈加動亂和衰敗。在這一時期，景德鎮的各制瓷窯廠，官窯雖然沒有停止生產，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宮廷婚喜、壽慶的應酬、賞賜之品。民窯所產，雖無特殊精緻之作，但數量卻仍是很大。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民窯中，制有一些比較好的仿古瓷，但這並不是當時制瓷業的主流。隨著歐洲瓷器的發展和日本瓷器的競爭，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國內製瓷業漸趨衰落。20世紀上半葉，制瓷業更加衰敗。進入5O年代以後，瓷都景德鎮才開始蘇醒，一些名窯中斷了一段時期後，也獲得了新生。中國的瓷業又開始再度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局面，但是重現17、18世紀出口的繁榮景象，估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