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堂往事紀略

在2010年秋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中，有許多國寶級展品均曾與日本博文堂合資會社第三代主人原田悟郎（1893—1980）有關。如米友仁《遠岫晴雲圖》軸、李生《瀟湘臥遊圖》卷、（傳）郭忠恕《明皇避暑宮圖》軸、（傳）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軸、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卷，等等。在上世紀前半葉，博文堂以珂羅版影印出版中國古書畫和碑帖，以及經營中國書畫而名聞海內外。但有關其經營中國古書畫的細節，國人對此知之甚少。在當今的美術史學研究中，鑒藏史和流通史已日漸成為了一門顯學，而且有向社會藝術史方面延伸的學術趨勢。

1973年3月5日至7日，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員鶴田武良連續三天對原田悟郎進行錄音訪談。1985年經過整理後以連載方式發表了《原田悟郎先生訪談——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一文，首次披露了原田家族，以及原田悟郎（以下簡稱「原田」）經營中國古書畫的一些詳情。《美術史與觀念史（XIV）》（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刊登了由蔡濤翻譯此文的中文本（530—560頁）。筆者在此以蔡譯本為主線，再參考其他的有關著作，對博文堂經營中國古書畫的歷史作一些簡略的介紹。

原田家族的祖籍是忍藩（即今琦玉縣行田市），以傳授劍道為業。明治二年（1869）原田悟郎的祖父（號梅逸）在東京都日本橋區久松町開設了博文堂書店，出版醫學、法律、經濟、小說和教科書等。梅逸與當時的民權運動人士犬養毅、尾崎雄行、河野廣中等交誼甚深，並且還經常提供資金贊助，也為此受到了政府和警察的嚴密監控。後來原田的父親繼續與犬養、尾崎等保持密切的關係。原田家族與推行憲政和民權的政治人士交往，並非有什麼其他的目的，純粹是出於個人的政治信仰，但它後來給博文堂的經營和發展都帶來了金錢難以估算的極大益處。因為在這批人中，後來許多都成為的日本政壇上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有些甚至做了首相或外相等。

因為深受政府和警察的監控和騷亂之苦，原田的父親就將東京博文堂關閉，搬逃到大阪開始專營出版珂羅版印刷的中國、日本古書畫圖書。當時原田的叔叔小川真一從美國學習攝影和珂羅版技術回國，成為日本皇室御用攝影師。而小川的助手小林忠次郎來到大阪發展珂羅版印刷業務，博文堂遂與小林合作，名聲在日本出版業中鵲起。小林後來被譽為日本「珂羅版印刷之父」，而博文堂出版的美術類圖書則是當年高端產品的代表。

博文堂珂羅版「李宗瀚臨川四寶」之一《啟法寺碑》局部（1940年）

原田悟郎當時因身體有病而從中學退學，輾轉多地治病和療養。當身體康復之後，他父親就讓他開始接手博文堂的生意。原田就來到東京神保町岩波開了博文堂分店，他決意仍做博文堂以前經營出版的政治、法律類書籍。但沒有想到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將神保町分店燒了個精光。後來又在八官町開了博文堂書店，但他一個人要兼顧大阪和東京兩地的業務，自己深感力不從心，而在資金上也有困難。最終還是決定撤回大阪，開始專營珂羅版美術圖書出版和中國文物。

博文堂原來並不做中國古書畫和文物的生意，而涉足此道純屬偶然巧合。中國爆發辛亥革命（1911年）不久，大阪博文堂店中突然收到了不少大件貨物，而且是一箱一箱地不斷運來，貨物上也沒有寄件人的任何信息。打開一看，全都是中國古書畫。原田的父親根本就不懂中國書畫，所以只得去請以往有交情的內藤湖南來店中看看。內藤一看就說「呵，已經到了嗎」，他好像知道關於這批書畫的事情。

原來，辛亥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以後，那些朝廷官員一時失去了經濟支柱，遂因生計而忙於出售祖傳和家藏的書畫、古董。而當時日本經濟正處於騰飛時代，所以他們就委託日本東京的一些古董商人中介出售藏品，但反映冷淡。於是找到有「中國通」之稱的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請他介紹合適的人選，另外還托有關人士向已是政壇大佬的犬養毅求助。而南藤和犬養兩人均一致推薦博文堂。所以，古書畫就接連不斷地從中國運來。

博文堂《清朝書畫譜》（1917年）博文堂《南畫淵源》（1928年）

原田父子當時並不明白這些古書畫有何名貴之處？但既然受託收下，就得設法銷售出去，所以就在幾個熟悉的新聞界、銀行界朋友中推銷。好不容易第一批賣完，而第二批又緊接著運到，而且賣方急需現金。在這種實在無奈的情況下，原田父子就決定開始著手經營中國古書畫。原田對這些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書畫，根本就分辨不出真偽優劣，最後只有靠自己的「第六感覺」。但好在這些書畫中都是精良之作。所以，原田就不斷向犬養毅（木堂）、內藤虎（湖南）、長尾甲（雨山）、羅振玉（雪堂）等人請教學習，時間一長，眼力也逐漸鍛煉了出來。他開始不僅僅是單純等貨上門，而決定要去中國大陸收貨。憑藉著家族多年來積累的政商人脈，原田初次到中國就有幸拜見到了陳寶琛、傅增湘、寶熙、闞鐸、郭葆昌等大鑒藏家。他初次拜見陳寶琛時，即請教此道入門「密技」。陳氏說了句令他終身難忘的話：「畫不是拿來看的，要讀。書法是看的，不是拿來讀的。」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兩地收購書畫。有一個長駐北京的中根齊（日本著名的大倉組商會北京分社經理）也喜愛中國古書畫，而且與京津地區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均非常熟悉。中根就帶原田四處尋寶，有時一天要看上千件書畫。原田在收購古書畫時，還請北京一位名叫岩田秀則的日本攝影師，負責將有關書畫作品拍攝、沖印和放大。他在有意識地建立一套較為系統的檔案，此舉也為博文堂出版珂羅版圖書提供了原始資料。在上海則通過金開藩（金城長子，1895—1940））、金頌清（中國書店老闆，1878—1941）兩人的中介或引薦購買書畫。某次，金頌清帶原田到上海內城（大約今天豫園一帶）遊玩。在小巷深處的一家小吃店的二樓，原田看到一幅佚名《秋江漁艇圖》軸古畫（今藏大阪美術館）。職業習慣立刻吸引了他，就想將此畫買下。金氏與店家熟悉，就說「喜歡的話就給你了，請拿走吧」。原田堅持要付錢，但金氏不允許。後來，原田還是給金氏「一筆不小的款子」，終於算是收下此畫。據後來研究，《秋江漁艇圖》有可能是南宋或元初之畫。這或許就是今天所謂的「揀漏」吧？

原田當年看到的書畫多為立軸、手卷、冊頁三大類，但他初入道時連怎麼觀看書畫的基本動作都不甚了解。古書畫在觀看時有一些基本的規則，如冊頁必須將手指伸進內頁緩慢翻閱，又如手卷的展開和收起均有嚴格的規定。而且手指不可直接觸及作品上面，否則會被藏家或賣家認為是外行，有可能不會再將名貴之作拿出，也甚至會影響到交易的完成。掌握了一些看畫的基本規則後，藏家或賣家有時會問鑒賞意見，原田就憑自己的感覺「實話實說」。當購買完成後，將作品用油紙包好，隨身攜帶返回日本。

當有了充裕的貨源之後，原田首先所要做的事，就是開拓和發展一批有相當經濟實力，而且是真正喜歡中國古書畫的大客戶。後來，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晉二、住友寬一、內藤虎、長尾甲、上野理一、富岡鐵齋等人均先後成為了博文堂的固定買家。這批藏家當時有一個共識：「把這些東西留在同是東洋而且自古以來關係非比尋常的日本。」其中除山本氏後來因從政而需資金，遂將平生收藏陸續轉賣給美國博物館外（包括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贈給了日本公立博物館。山本原來是高等學校的德語老師，出身豪門，後在台灣投資製糖業而成為巨富，但他身邊的一些朋友想方設法地拉他從政。當時許多藏友均竭力勸阻他，犬養毅曾對他說過：「最後你會被政治搞得一文不名！」後來果然不出眾人所料。原田晚年回憶道：「山本先生是個很不錯的人，爽快利落。正因為這樣，現在還覺得遺憾，真太可惜了！」

金代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卷》局部（今藏大阪美術館）

原田一生在購賣中國古書畫方面的「傳奇」故事頗多，在此僅能舉幾個比較有意思的予以轉述。他在北京收藏家關冕鈞（字伯珩，齋號三秋閣）家中見到金人宮素然傳世孤作《明妃出塞圖》卷（今藏大阪美術館），此畫是一位女藏家之物（超按：一說是顏世清藏品），她委託關氏轉售。在原田見到此畫之前，關氏已經接洽了一位法國買家。原田一見此畫即愛不釋手，且志在必得。但關氏一定要等法國人先看過之後，才能再考慮原田。後來，因法國人生病而無法前來，並準備回國，原田遂成為第一買家。但女藏家可能因價格不滿意，又不想出售了。但她想要以五件唐代白瓷進行交換，白瓷上要有牡丹圖案，且均為直徑約一尺的大件。原田就急忙讓中根齊在北京遍城尋找，歷經艱難好不容易找齊五件白瓷。女藏家看後也甚為滿意，交易因此成功。後來此畫轉賣給了阿部房次郎。阿部是博文堂最大的書畫買家，他是關西紡織業巨子，但本人並不懂書畫鑒定，而多有內藤、長尾、原田等人為之「掌眼」或推薦。後來博文堂分別在1929年和1931年為阿部氏出版了兩部藏畫集《爽籟館欣賞》。

梁鴻志在某年（大約1920年或1925年）將秘藏的閻立本（傳）《歷代帝王圖卷》（今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攜至日本求售。原田曾在中國兩次見過此畫，他因自己資金緊張就將此畫介紹給收藏家住友寬一，告訴他是件寶貝。但還是被住友氏婉言謝拒，住友一生只收藏明清書畫，尤喜石濤和八大作品。後來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說：「你既然這麼勸我，那至少價格再讓我一成吧。」遂將此畫卷留下。當初梁氏因急需資金，所以開出的底價是三萬元左右，但原田考慮到梁氏來日本的相關費用，售價至少應該在四五萬元。而阿部在三萬元上還要減一成，原田感覺實在無法向梁氏開口，而且自己也一時無法負擔這三千元。此畫卷最終未在日本售出。到神戶港送別梁氏，梁對原田說：「得到了很多的幫助，對東洋來說很遺憾，東西沒能留下來。」幾個月後，梁氏寄了一本美國雜誌給原田，裡面有一篇報道，一個名叫羅斯的美國老人買了《歷代帝王圖卷》（價格不詳），後來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原田晚年回憶此事時，猶難以釋懷：「恐怕放到今天，如果有這件東西沒有被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話，突然這件東西拿過來了，馬上就有人把錢準備好來買了吧？」

蘇東坡《寒食詩帖》（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寒》帖」）和南宋李生（一作李氏）《瀟湘臥遊圖卷》（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均購自於郭葆昌。郭氏說《寒》帖是「從他的親戚那兒賣出來的」。但據內藤在此帖後的跋記，《寒》帖是顏世清攜至東京（江戶）售於菊池氏。原田後來回憶說：「這件東西當時費了不少力。所以拿回日本的時候，所謂『貼身』的說法就是這樣了，抱得緊緊地回來了。乘船的時候也是，那時候還沒有塑料薄膜，所以就用幾張油紙包著，心想就是船沉了，掛在脖子上也要游回來，把它放在卧鋪的枕頭旁帶回來的。」兩說之中，原田稍可信。但當時《寒》帖在日本卻不被認可，又因價格高昂，原田感覺實在是委屈不已。他就去找銀行家菊池晉二（惺堂），並說：「這件東西誰都不看好，我雖然不知道您怎麼看，但我可以擔保並且借錢給您。」他之所以要如此急迫地將《寒》帖出售，因為此帖與《瀟湘臥遊圖卷》還有一部分餘款未付清，而做買賣最重要就是講信譽。菊池聽罷原由，就說讓他考慮一天時間。第二天晚上，原田去菊池家，被告知決定購藏，也無需擔保和借錢。後來《寒》帖成為了日本「國寶」。此帖與《瀟湘臥遊圖卷》先後經歷了三次大火災：火燒圓明園、關東大地震、東京大轟炸，卻仍然留存於天壤之間，冥冥之中似乎有神靈佑護。1953年，菊池因經濟原因而出售《寒》帖與《瀟湘臥遊圖卷》，兩卷索價一萬二千美金。據說《寒》帖僅為三千美金，後被台灣王世傑先生以加價一百五十美金搶先張大千一步而購得。此說見朱省齋《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蘇東坡《寒食詩帖》（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原田一生經手過的中國古書畫不計其數，但《寒食詩帖》流出日本是他心中永遠之痛：「千辛萬苦拿到日本，到頭來還是一場空。真是遺憾，遺憾！如果通知我這邊的話，無論如何我都要把它留在日本的。我都準備好了的。後來好長時間我失眠了，心灰意冷啊。」還有一件令原田心痛不已之事，他將一百幾十幅「揚州八怪」的書畫作品，全部售給兩個商人兼收藏家。但沒想到東京大轟炸時（1945年3月和5月），兩家住宅全部炸毀，藏品也均灰飛煙滅。原田後來晚年曾懊悔地說：「如果二位不來幫襯的話（超按：即當時不是由兩人全部購藏），沒準還有些幫助呢。那些東西都是搜集到的揚州八怪的精品啊。」

1929年，國民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犬養毅應邀參加葬禮，他約原田隨同他一起前往北京。但原田當時正在校對一部書，在隨後幾天到達北京。犬養參加葬禮結束之後，因有要事趕回日本，他就拜託國民黨元老張繼（字溥泉，1882—1947）：「原田就算代替我了，他有什麼要求就盡量滿足他吧。」後張氏問原田在北京有什麼願望？想看什麼地方？原田提出想看故宮收藏的字畫。張氏第二天就派車接原田和中根齊兩人進入故宮看字畫。原田用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將清宮舊藏的著名書畫全部鑒賞了一遍，眼界為之大開，也令他極為自豪和終生難忘。像這種千載難遇的機會，只能說是他家族和他本人多年來積德行善的緣果吧？

內藤湖南（1866-1934） 犬養毅（1855-1932）

在原田一生的古書畫經營和出版過程中，內藤湖南對他的幫助和影響最大。內藤不僅為博文堂珂羅版圖書題籤寫序，也是原田在鑒定方面的「業師」。每當他有難以確定的時候，總是先去請教內藤。1934年內藤患胃癌已近臨終，原田最後一次拿了一件元人龔開《駿骨圖卷》（金開藩舊藏，今藏大阪美術館），讓內藤鑒定，此時他的聲音已經微弱嘶啞不清，原田就湊在他嘴邊傾聽：「這幅畫你要幫我仔細推敲一下，有什麼疑點就去請教別人，認真研究的話，就會搞清楚。我快不行了，這件事就拜託了。」這也是內藤對原田的臨終遺言。內藤是當時日本鑒定中國古書畫的不二權威，他寫題跋和題籤的筆潤非常昂貴。而兩人年齡整整相差二十七歲，真可謂忘年之交，前世緣定。

元代龔開《駿骨圖卷》（今藏大阪美術館）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在大阪市立美術館凡是有阿部房次郎藏品展覽時，總會看見有一位個子不高的老人，在滿懷深情和熱情地觀看著這些展品。在展廳里，他還會與恰巧遇到的朋友們講述這些展品的來歷，知識淵博，如數家珍。許多觀眾都不可能知道，其實，這個老人就是這些國寶級展品的最初的「領養者」和「接生者」，他才是它們的真正「父親」。但由於種種原因，他沒有能讓這些「子女」生活在自己的身邊，而是「寄養」到了別人的家裡。但他一生都在牽腸掛肚的深愛著「他們」。

原田悟郎從一個中國古書畫的「門外漢」，經過自己長期不懈的努力，最終成為了日本著名的書畫商人、鑒定家和出版家，也是那個特定的時代造就了他。他曾經說過：「因為有辛亥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才有了這樣的環境，也才成全了我。」但他身上那種勤奮、敬業、誠信的品格，也是他獲得成功的最關鍵因素。他的成功是一個「傳奇」，更是一個罕見的特例，且永遠都無法複製。而後人對他，唯有敬佩和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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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考書目】

（1）朱省齋著《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香港新地出版社1958年

（2）[日]鈴木敬著、魏美月譯《中國繪畫史（上）》台北故宮博物院1987年

（3）上海博物館編《千年丹青——細讀中日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