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文人

(2010-05-03 15:31:10)標籤：反思軟實力文化學術界研究雜談感悟分類：品味分享其實，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有著對待事物的不同看法。前些時看到《學者與文人》一文時，同意「一個真正的學者，意味著淡泊名利、甘於寂寞、刻苦鑽研、學風謹嚴、下筆鄭重、著書薦世」的觀點。雖未及深入，畢竟我面對知識界風貌也有「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凸顯、思想淡出』」的感慨。今天從杭州回來，整理些文字又看到此文，便想留在「博」理存念，不料卻發現這裡還有那麼多的爭議啊。「文人以靈感為生，學人以功夫為本」。如果文人單靠靈感為生是很危險的，人的一輩子哪兒有這麼多靈感！當然，學者如果毫無靈感，做出來的學問恐怕也會把大家都嚇跑的。無論「作家學者化」和「學者作家化」我覺得都不是壞事情。把文人和學人分得這麼清楚有什麼實際意義嗎？。願意做學者，還是願意當文人，這是個很自已的事情。環顧社會,我看真正需要的是有興趣踏實地做學問的「文人」，而不是大耍名士氣炫弄辭章的「學者」。換過來說，我們歡迎有興趣踏實地做學問的「學者」，而不是大耍名士氣炫弄辭章的「文人」亦可。學者也好，文人也好，名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得虛名。學者與文人（天津《老年時報》2008/05-26-7王春瑜）蜚聲國內外的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逝世時，文壇、學苑，無不震悼。當時，我不禁想起一件小事：上世紀80年代初，亡友楊廷福教授因參加《大唐西域記》校注，客居中華書局期間，曾去乾麵衚衕，登門拜訪錢鍾書先生。廷福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學術界消失多年，鍾書先生對他不熟悉。故交談不久，鍾書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樣。你是文人，我是學者。」廷福兄聞之一愣，因為他深知，清初樸學大師、思想家顧炎武曾經說過：「一旦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但廷福畢竟是18歲即躋身學界，故能處變不驚。他專門與鍾書先生談宋詩，並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詩選注》中的幾處失誤。鍾書先生漸感眼前坐著的來客，不是文人，而是博覽群書、學養深厚的學者，忙問：「不知先生從誰治學？」廷福微笑答道：「不才是子泉公的門人。」子泉是鍾書先生之父錢基博先生的字，曾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務主任，是著名的古文學家、學者。廷福曾負笈無錫國專，聽過基博先生的課，並多次問學。至此，鍾書先生再不將廷福視為文人，彼此論學，甚為相投。事實上，廷福對唐律、玄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有些著作被公認為傳世之作。惜英才不永，於1984年病故。周谷城師去訣別時，揮淚嘆曰： 「他是少見的天才。」如今，錢鍾書先生也已作古。回想當年，他曾因誤解，不經意間將楊廷福教授目為文人，可見在他的心目中，是嚴守學者與文人的界限的。一個真正的學者，意味著淡泊名利、甘於寂寞、刻苦鑽研、學風謹嚴、下筆鄭重、著書薦世。事實上，鍾書先生正是這樣的學界楷模。(我原來沒看到的更早的文章，見http://www.artist.org.cn/student/1/cma/cmpl/200210/45579.html）附件1：文人和學者--讀報雜記（見http://www.hongxiu.com/diary/view/view.asp?id=545226寒江蓑笠翁日記）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楊廷福教授曾去錢府拜訪錢鍾書先生。楊廷福教授１９５７年被錯劃為右派，在學術界消失多年，錢先生對他不熟悉。故交談不久，錢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樣。你是文人，我是學者。」 楊廷福教授聞之一愣，因為他深知，清初樸學大師、思想家顧炎武曾經說過：「一旦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但楊廷福教授卻仍繼續與錢先生談宋詩，並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詩選注》中的幾處失誤。錢先生漸漸覺出眼前來客並非文人，而是博覽群書、學養深厚的學者，於是收回成見，彼此論學，甚為相投。我不知道這則軼事的真實性如何。其實，錢鍾書先生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倒反覆提到，文人在很多方面都比學人更有真知灼見，因為他們比學人更了解創作的奧秘。文人以靈感為生，學人以功夫為本，本來二者應該不分軒輊。但是中國歷史的進程，卻讓我們對文人這一行當有了更深的懷疑，似乎文人只會吟風弄月，多愁善感，自怨自憐，感慨不遇，所以顧炎武給他們通通判了死刑：「一旦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而學人則沒有這些壞毛病，只會踏踏實實做學問，皓首窮經，「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很是令人尊敬。餘波所及，王蒙提出作家要學者化。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尼采攻擊學者不遺餘力：學者天性扭曲，冷漠，沒有創造性，如磨盤和杵臼，只會咀嚼別人的思想。在現代社會，充滿靈感（用時髦的辭彙就是「創意」）的文人似乎比學人更有優勢。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如果利用電腦，大約三十秒鐘就可下載出一大堆「中國辛亥革命」的資料；而將這些資料自己來抄，至少要兩三個月才能抄完。難怪有人要說，在現代科技的發展下，人的生命將逐漸失去意義。試想三十秒鐘可以得到的東西，還要胡適這些大家做什麼？我們學歷史的還有什麼用？學歷史的要靠什麼吃飯？不過，事實上不必如此悲觀，因為歷史中還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衡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煉的，那就是歷史之中還有文學。作家紅柯更是提出，學者要作家化。文人單靠靈感為生是很危險的，人的一輩子哪兒有這麼多靈感！所以要找點機械性的事情來做做，找個專題做學問是個好辦法，可以免於「不學」之譏。學者如果毫無靈感，做出來的學問恐怕也會把大家都嚇跑的。所以，把文人和學人分得這麼清楚是個謬誤。只要是文化人，都會記得孔老師的教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信矣！附件2：學人乎？文人乎？（見http://www.gmw.cn/01ds/2002-08/21/01-A9BF63675D6ECDE848256C1C000907E2.htm張國功）隨意讀書，近年常常看到人們將學人與文人相提並論的文字，且往往又是褒揚學人而貶抑文人。這種時風性的「價值觀」，好像與李澤厚先生所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凸顯、思想淡出」的知識界風貌是相一致的。知識分子對時風的歸納與品評，有些說法往往猶如孔夫子修《春秋》，寥寥數字而深意玄遠，褒貶之情寓焉——「學人」與「文人」兩個概念的使用及對身份的認可，就給我等讀書人這樣的感覺。兩者區別究竟何在，看似並無明確界限，但真要深究細品起來，我想大概就是學人以研究為業，治學偏於嚴謹，必欲積累有年將冷板凳坐熱後才下筆為文，最忌流於空論無據。著述呢，不以發行量論英雄（有時甚至是越陽春白雪，則越是可能被稱譽為「絕學」），為人風格不事張揚而習慣於蟄居書齋沉潛問學。文人則相反：他們的看家本領是才情辭章，讀書常常拿陶淵明的「不求甚解」做借口，而偏偏心高膽大，敢於痛快淋漓地輕薄為文放言高論，動輒會作替一個世紀的文學「寫份悼詞」之類的文字。而且以高產為榮，產品一旦洛陽紙貴，就會立即名利雙收聲動天下。如果再進一步追究就會發現，知識分子嚴於學人／文人之別，並非今日的新視點，而可以說是歷史性形成的一種「身份論」。在談及這一話題時，學人們常常引用來批判文人的一句話，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日知錄》里的說法：「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以樸實學風稱譽後世、作則垂範的顧炎武，深自鄙薄明末以來袖手談心性而無濟於時世的士風，因此以深刻的反思精神倡揚修己治人之實學。但要順便指出的是，今天的學人們未必有著學人所必需的嚴謹性。如「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一句，就並非如引用者常常所說的是出自顧炎武之口，而是他借用宋代劉摯之言。顧炎武在《日知錄·文人之多》中寫道：「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氣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由引文這一小事情，也可以見出要做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人實在不易——最起碼，引文這種基本功就得過關，字句出處不可不講，更不可亂講。唐宋以來，讀書人以辭章時文而非考據學問為進身之階，所以顧炎武感嘆「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經學家王先謙在《葵園》中的一封信里說：「近日士大夫多不讀書，乃至奏牘陳詞，亦皆肆口亂道。……平生願為讀書人，不敢貌襲名士；願為正人，不敢貌襲道學；……獨立孤行，不求聞譽。」守舊的王先謙出於對晚清學風的不滿，把「讀書人」與「名士」、「正人」與「道學」對舉，大概也是今天的學者／文人之分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讀書人」應該是真正有興趣踏實地做傳統考據學問的學人，而不是大耍花架子名士氣炫弄辭章的文人。及至民國前後，隨著科舉制度這一「指揮棒」的崩潰，傳統的學術開始向現代轉變，中國的讀書人一時有點忄西忄西惶惶六神無主，社會身份與心理感覺都發生著巨大的跌宕變化。當時流傳較多的一句話，便是對知識界的慨嘆：「近世詩人多而文人少，文人多而學人少。」這種說法，仍是一脈相承地延續著學人高於文人的「價值等級論」。記得在一篇隨筆中曾經讀到，精於唐律之學的當代學者楊廷福先生，80年代在北京校注《大唐西域記》期間，曾登門拜訪錢鍾書先生。錢先生以默存自處，素不喜與外人交往，加上對楊先生不熟，起初自然不會有好眼色。剛開始交談，錢先生就對楊先生正言厲色地說：「我跟你不一樣，你是文人，我是學者。」對此，修養極好的楊先生絲毫不以為怪。他專門「班門弄斧」地與錢先生談起了宋詩，並指出了錢先生的《宋詩選注》里的幾處訛誤。至此，錢先生才感覺到自己面前的來客，不是一個他內心極為排斥的文人，而是學問精深的學者，通過交談還知道楊曾經是自己父親錢基博先生在無錫國專的高足。從見面之初的相斥到知情後的相投，這則學林逸事的意思，大概是說錢先生推重學人而排斥文人。根據錢先生的諸多傳記之類，知道他的言行也有些老派學人的處世習慣，但我很懷疑這則隨筆所言錢先生自稱是「學者」的真實性。青年學人李洪岩先生在《錢鍾書與近人學人》一書里以為：「在錢鍾書那裡，『學人』的聲望並不妙。……錢鍾書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學者。為了表明這一點，他甚至只承認自己是作家，而從來不說自己是學者——貌似自謙，實則自負。」錢學專家鄭朝宗先生在《研究古代文藝批評方法論上的一種範例——讀〈管錐編〉與〈舊文四篇〉》一文中指出，《管錐編》樹立了不少新義，第一條就是「學士不如文人」。學士包括經生、學究、注家等；文人包括詩人、詞人、秀才、小說家、戲劇家等。「學士不如文人」，錢先生的感覺是「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詩人心印勝於注家皮相」、「秀才讀詩，每勝學究」、「詞人一聯足抵論士百數十言」。經生不通藝事；經生之不曉事、不近人情幾如不通文理；學者如醉人，不東倒則西欹。有不少研究著作憑著俗世常情「抬舉」錢先生，冒充「知音真賞」，將他的《圍城》稱為「學人小說」。以錢先生在《談藝錄》中論錢載的詩作時痛罵「學人之詩」的態度來看，他對「學人小說」一說大半是不會認可的，甚至會覺得是佛頭著糞——在敏感而高傲的錢先生的內心，他厭惡將《圍城》視作學問的展覽與無聊的獺祭，而自期是「博覽群書而匠心獨運，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的真正的藝術作品。他在手札中寫過：「苟拙著為『學人小說』，則薩克萊、喬治、愛略脫、弗羅拜、馬賽爾、普羅斯脫所著以及《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皆得稱此名矣。此如見人家稍有像樣傢具陳設，即劃屬『資產階級』，或架上有幾本線裝書及原版洋書，即斷定主人『學貫中西』也。」在「學士不如文人」這種價值判斷中，很難設想錢先生會對楊廷福先生說：「我跟你不一樣，你是文人，我是學者。」人們將《圍城》稱作「學人小說」，或者津津樂道於錢先生自稱「我是學者」之類的逸事，彷彿不如此就不能見出錢先生之超軼流俗，這種判斷標準多少反映了「學人高於文人」的心理，也可見出傳統價值觀的慣性。在日漸開闊通達的當代社會，雖然再也不大會發生以月旦時評之論寸鐵殺人的事情，但面對儒林文壇看似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品藻評鑒，知識分子對學人／文人之別似乎都還是有所顧忌、有所講究的。至於「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一句，在某種意義上則猶如一種道德戒律或是無形的緊箍咒，動輒成為學界中人對文人圈譏評討伐的口頭禪。其實平情而論，這種近於清流的毀譽，可以說是當下知識界一種極不正常的心態罷了。就好像「唯成分論」的不合理一樣，在今天這種欲說還休的時代語境中，學人／文人的區分實在不好一概而論。一方面，我們看到有王蒙等大作家極力提倡並以絲毫不遜色於學院派的學術著述在踐行著「作家學者化」的潮流。近來又陸續有王安憶、格非、馬原等作家走（遁？）入大學象牙塔教書育人，擔任碩導、博導之類，似乎也有點「文人學者化」的意思，為此還發生了一場作家上大學講台利耶弊耶的爭論。學者王彬彬先生曾在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擔任西北大學碩導的賈平凹學術分量不夠。但作家文人多讀書，多長學問，總是一樁好事情。另一方面，我們見到學人群體也有正在大面積文人化的傾向，比如學術問題常常被紛紛擾擾地事件化，或在表面眾聲喧嘩而真知灼見缺席的氣氛中被話題化；學者逐漸走出書齋而追求在電視等大眾傳媒中「混個臉熟」，社會也逐漸習慣於按世俗的聲名來評估一個學人的學力與貢獻；雖然有書生學者在靜心問學修行，但亦多見有人在奔走競逐，就像唐宋流行的投刺求見、拜師入伙，或是晚明的結社會講，聳動風習；學界本身呢，大多令人難以理喻地按照工業管理的量化指標來論定個人的學術成就，以致有學人的學術著作比一般文人的作品要多得多，浮在學界面上的只是一堆迷亂的泡沫，底下有多少貨真價實的東西實在不好說。顧炎武在晚年的《與人書十八》中自況：「《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弟子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仆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換了是當下活絡的學人，他聽了劉忠肅（摯）的話恐怕會說這是守節般的舊教條，早該過時了。我們目睹學界常常是非不斷風生水起，有時甚至比文壇還熱鬧。而且根據讀史書得來的一點感覺，就是知識分子苛嚴於學人／文人之別的時候，往往是學界的現實有所不正常而易惹人非議的時候。所以說，學人抑或文人，都無法一言以蔽之，而是其中各有其不同。兩者都不好絕對地說何者有道德優勢何者處道德下風，而都要具體而論才是。如果「必也正名」，則文人未必低於學人，學人亦未必優於文人。記得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過：「最好的事物即，A即是A。」這話聽起來哲學味太重了些，但我想意思我們大體都能夠明白。中國古代也有著源遠流長的「正名」傳統。事情就是這樣：學人也好，文人也好，名稱為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浪得虛名，才能無畏於時論之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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