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無法擺脫「暴政式」思維的「自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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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崗：無法擺脫「暴政式」思維的「自由」知識分子發布時間:2011-11-11 14:43 作者:羅崗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02次

　　無法擺脫「暴政式」思維的馬克·里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讀後

　　馬克·里拉的問題不在於「孩子」和「洗澡水」之間無法做出「揚棄」，而是「揚棄」的標準太過僵化。當他把自由主義所界定的以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共識為前提「現代性」視為唯一真理時，自然就將所有批判、質疑和反抗這一「現代性」的行動與實踐稱為「暴政」，牢牢地釘在了歷史和道德的恥辱柱上。

　　去年年底，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馬克？里拉（MarkLilla）的一本小書「TheRecklessMind：IntellectualsinPolitics」被翻譯為中文出版，譯者為這本據說描述了20世紀歐洲某些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如何趨向於「暴政」的著作起了一個言簡意賅的標題：《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知識分子」和「政治」都是極富爭議的概念，把兩樣擱到一塊，豈不是大有麻煩？果然，一看書的目錄，在被作者稱之為「親暴政的知識分子」的名單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海德格爾、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達……好在「知識分子」和「政治」同時也是極其嚴肅的概念，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這樣的論題寫不成一部像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那樣的輕薄獵奇之作。如果說有「家族相似性」的話，我倒願意把這本書看作是在向《知識分子的鴉片》致敬。明眼人一看，就能發現《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的問題意識來自於雷蒙？阿隆所謂「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罪行予以寬容」。而馬克？里拉在書中確也常常引阿隆為同調：「阿隆是對的：在法國，正是浪漫的、"忠誠的"知識分子為20世紀的暴政助紂為虐。但德國呈現的圖景與之迥異，阿隆對此也了如指掌。」　　既然《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拒絕靠揭名人「隱私」來媚俗，那麼它就必然將「知識分子親暴政」看作是「思想史事件」，而非簡單的「生活事件」或「道德事件」。儘管馬克？里拉往往忍不住要對「知識分子」說一些風涼話：「他們是政治上的窺視癖者，經由精心的算計，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領地作秀，對那兒的集體農莊、拖拉機廠、甘蔗林、學校無不連聲稱道，但奇怪的是，他們從不造訪監獄」，就差說拿「津貼」之類更難聽的話了。可惜對本書所論述的如海德格爾、本雅明、福柯和德里達這些以「思想」為「志業」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些話基本上是無的放矢！因此，「親暴政」還是要放回到思想史的脈絡中來理解，也即不是從性格、個人品行和生活經驗——譬如「身不由己」啊、「貪圖福貴」啊——而是從知識分子的智識活動中發現「親暴政」的思想基因。可以想像，馬克？里拉的工作就像試圖從浩瀚無際的宇宙中離析出深邃莫名的黑洞，儘管在態度上不忘「同情之了解」，努力將「黑洞」與「宇宙」區分開來，卻又無法克服「黑洞」乃「宇宙」之「起源」的悖論：「黑洞」是「宇宙」的源泉，驅除了「黑洞」，「宇宙」怎能存在？譬如在討論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時，作者相當敏銳地指出：「從這本書里看出了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抗」，但他又不能迴避這種反抗與「納粹」之間的關聯：「正如海德格爾所暗示的那樣，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體系，那麼《存在與時間》就可看作是民族復興的藍圖。民族復興，這正是在該著作出版數年後，海德格爾對國家社會主義寄予的希望。」只好含含糊糊地說：「人們無從探究海德格爾意欲通過其哲學傳達的政治教義（如果有的話），無法了解他最終是如何看待他本人在當代史上的這縱身一躍的。」　　馬克·里拉的問題不在於「孩子」和「洗澡水」之間無法做出「揚棄」，而是「揚棄」的標準太過僵化。當他把自由主義所界定的以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共識為前提「現代性」視為唯一真理時，自然就將所有批判、質疑和反抗這一「現代性」的行動與實踐稱為「暴政」，牢牢地釘在了歷史和道德的恥辱柱上。既然「暴政」的標準是事先預定的，無法討論的，這就使得《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不僅不能歷史地分析那些所謂「暴政」是如何產生的，而且也無法細緻地勾勒出「親暴政的知識分子」思想與社會語境的對應關係。即使就「思想史」內在理路而言，馬克？里拉也被自己的「定見」和「偏見」所束縛，非常化約地把複雜多變的思想路線引向既定的目標和結論。　　譬如書中已經發現本雅明早期著作《德國悲苦劇的起源》中神學和政治的思考受到了卡爾？施米特的啟發——儘管本書在論述本雅明之前，已經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討論施米特的思想，可在這兒還是要貼標籤式地強調施米特是「後來為納粹效力的右翼法學家」——但為了強調晚期本雅明的「迷途知返」，一定要把他的絕筆之作《歷史哲學論綱》打扮成對「彌賽亞主義」的神學觀對早年神聖的暴力、激進的決斷主義和政治虛無主義的衝突和克服，並且借用本雅明朋友肖勒姆的話，說在這個封閉式的文本中，歷史唯物主義已經消失殆盡，殘留下來的唯有這個術語本身。甚至把未能對法西斯興起引發的「例外狀態」做出有效的回應，也當作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罪證。如此草率地處理歷來被視為內涵極其晦澀和豐富的《歷史哲學論綱》，的確讓人覺得「偏見」的力量高於一切。姑且不論這篇本雅明的經典文獻所牽涉的歷史語境和思想脈絡，僅就文本本身來看，《歷史哲學論綱》第八節所言：「我們從被壓迫者的傳統學到：我們活在其間的這個"例外狀態"其實不是例外而是常規/統治(rule)。我們必須達到具有這種洞察的歷史理解，才能夠清楚的了解，我們的任務是讓一種真正的非常狀態發生，那將會增進我們與法西斯鬥爭的處境」，其意涵也就超越了上述簡單的結論，不難看出本雅明致力於從神學啟示和施米特的「決斷論」中結合馬克思主義發展反抗世俗統治「哲學」的努力。義大利學者阿甘本（GiorgioAgamben）曾對本雅明和施米特在「例外狀態」問題上一系列交錯呼應做出過相當精彩的分析，可惜書中隻字未提。　　類似這種文獻的錯漏導致粗糙甚至粗暴的言論，在書中並不少見。最典型的莫過於馬克？里拉指責《規訓與懲罰》是福柯最不成功的歷史著作，理由是這本書比不上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看了索爾仁尼琴的書就不會「認為西方的教室形同監獄。」只要對福柯的權力理論稍有理解，就不會用如此可笑的邏輯來質疑他的思想。圍繞著《規訓與懲罰》，福柯的大量著述——特別是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座——已經很清楚地揭示出他從來就不曾否定過傳統的壓迫形式，只是希望發現重新將「身體」和「生命」結合進「治理術」中的新權力機制，他稱之為「生命權力」或「生命政治」。　　書中出現如此明顯的訛誤，我相信不是作者知識水平和學術訓練的不足。套用《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英文題目，「TheRecklessMind」，馬克？里拉大概也有一個「草率的頭腦」，他一聽到「政治」就想到了「暴政」。這種「政治恐懼症」讓這本書成為了如馬克？里拉者——毋庸諱言，他也是知識分子之一種——遇到「政治」陷入思想「窘境」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