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儒家

再談儒家和儒教任繼愈儒家和儒教這套學問，並不是孔子發明的講到儒這個名稱，一般人都會把它和孔子聯繫起來。但是，儒家或者儒教這一套學問，卻不是孔子發明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現代不過兩千多年。孔子的學問，繼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不是有了孔子，有了儒學、儒家或儒教的名稱，這套學問才存在；而是儒學繼承了以前的優秀文化成果，包括神話傳說時代的文化成果，以後又不斷豐富、發展。所以，儒學或儒教有個發展過程，代表了五千年的文化成果。中國古代神話與西方不同。在西方的神話中，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都被說成是外來的，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比如用火，西方神話說是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下來的，造福人類。中國神話也講用火的起源，但說的是燧人氏發明的，不是從天上偷來的。這是一個例子吧。這個例子說明，中國古代在沒有文字以前，在神話傳說時代，已經把能源的發明說成是由人類自己的雙手發明的，說成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實踐出真知，中國上古的人們已經開始懂得這個道理。在沒有文字以前，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也都帶有人類實踐活動的痕迹。伏羲氏、燧人氏、有巢氏、神農氏，都不是人名。那時候的人們沒有名字，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就把他們對人類的貢獻作為名字。伏羲是游牧時代的英雄，教人們訓養家畜；燧人氏發明用火；有巢氏教人們建造房屋；神農氏是農業的發明者，教人們定期種植、收穫。這些例子說明，中國古代神話已經帶有很多的人類社會實踐的內容，說明中國文明一開始就從實際出發。從人類認識的起源來說，的確是從實踐開始的。中國文化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從實踐出發的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基本的、核心的觀念，就是敬天法祖。這裡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祖先，也是重大文明成果的發明者。因為有創造發明，後人紀念他們，把他們尊奉為神。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從原始宗教開始，就有了一個重實踐、從實際出發的傳統。這個傳統一直傳到今天，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在多民族國家統一中起了積極的、核心的作用，這一點誰也無法否認敬天法祖延續下來，表現於道德觀念，就是「忠」、「孝」。忠孝是儒家或儒教道德觀念的核心。今後人民不必為皇帝個人及政權效忠，但對國家對中華民族還是要盡忠。古代農業生產的小農經濟社會的「孝，晨昏定省」，「父母在不遠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現在社會結構與古代不同，但對父母的愛護、關懷還是必需的。對「孝」要充實以新的內容。中華民族的發展，是從多民族共存的渙散狀態向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邁進的過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各家說法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和諧的國家，包括各個民族在內。秦漢統一，實現了這個理想。以後雖然也有分有合，但嚮往統一，並且最終實現了統一，是中國古人數千年來的共識。統一是個長期的過程，其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起了積極的、核心的作用。這一點是誰也無法否認的。道家的影響也很強，但比起儒家還是要差一點。在中國文化的進程中，道家的貢獻僅次於儒家。到了辛亥革命，帝制被廢除了，儒教的國教地位、唯一獨尊地位也被消滅。一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是不可以消滅的，不可以通過人為的、政治權力的干預加以消滅的。但是某一種宗教，某一個教派，是可以消滅的；其一種宗教信仰也是可以改變的。唐僧取經時代，新疆一帶都是信仰佛教的。但是從10世紀開始，也就是我國的宋代，新疆一帶居民還是原來居民，就逐漸信仰了伊斯蘭教，原來的佛教在當地就消滅了。印度一帶原來信婆羅門教，後來出現了佛教。但是後來佛教在印度曾一度消失，伊斯蘭教則發展起來，並且普及到巴基斯坦等非常廣大的地區。儒教也是這樣。經過辛亥革命，儒教的教皇，也就是皇帝，被取消，儒教也就歸於消滅。中國境內的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等，也受到了革命的衝擊，但不如儒教遭受的打擊厲害，所以還保持著他們的存在。現在統戰部管的幾大宗教，就沒有儒教，因為儒教的教團、教皇被廢止了，被消滅了。儒教沒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響還在，以儒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還在。儒教典籍中保留了大量的寶貴文獻資料，不僅屬於儒教一家，也是中華文化的共同財富，如《十三經》等。我們對傳統文化研究得愈透徹，對建設新文化就愈有利我們要建設新文化，傳統文化是重要的資源。繼承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歷史責任要我們擔當。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影響著我們，我們也影響著世界。對傳統文化，需要認真研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弄清儒教是不是宗教還不是最重要的，雖然這也是繼承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一個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哪些是精華，應該繼承發揚；哪些已經過時，需要更正修改。這個工作，五四時代就在做，但只能算是開頭。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文化高潮可能五十年以後才能出現，現在是過渡時期。我們對傳統文化研究得愈透徹，對建設新文化就愈有利。「文革」時期我們走過彎路，搞什麼評儒批法，走回頭路。這是倒退。現在我們走上了正軌，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本文根據作者在「儒學、儒教與宗教學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整理，題目和文中標題為編者所加)《北京日報》2007年3月12日

也談儒家思想police高　發帖於：中國歷史發布時間：2007-12-3 16:36:38最近，論壇上有人談起了儒家精神，我不反對儒家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遺產，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會反對。但是在對待儒家思想的問題上就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有多說要發揚光大，有的說要揚棄，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等等等等。這很好，理論的東西，可以各有各的看法，我在這裡先不說其他的，我先從儒家產成的歷史和社會根源說起，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學大家大家可以有一個新的認識。我先說說儒學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春秋時期，群雄爭霸，周王室衰。這時的中華大地打成一片，諸侯國之間是大雨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諸侯國內部是「子篡父、弟弒兄、諸侯亡國奔走百餘家」（原文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這個意思），已經全然沒有太平盛事的模樣，所以「禮崩樂壞」。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有識之士開始奔走各國，提出自己的治國方略，這其中儒學提倡要「仁」，法家提出要「嚴刑峻法」，道家提出要「道法自然」等等，可見當時是亂世，儒家提出要有一種秩序，這就是「禮」。就是要講規矩，國君要講仁政；士大夫階層要上驤國君，下安百姓；老百姓要守法，不要作亂。實際上是求穩定。但當時群雄爭霸，連周天子都不放在眼裡，怎麼會取採納儒家學說，所以，孔子在世的時候儒學很不得意，一直到漢武帝時，國家正真穩定，封建制開始成熟，才開始獨尊儒術。一直到清廷滅亡，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尊儒的，因為儒術的核心是「禮」，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歷朝歷代在封建統治下，「禮」不斷的被注入新的內涵，越講禮，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思想禁錮就越深，直到後來，評判事務就是要先用禮的標準來評判。所以中國歷史上每當要改革，都會有人拿儒家經典來反擊，而且相當有效。而「仁」是為「禮」而服務的，出禮則入刑，這時候就沒有什麼「仁」可言了。所以儒術是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它隨封建等級制度的成熟而成熟，是封建等級制的附屬品。在談談儒家思想的經濟背景，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產生於2000多年前，那時是典型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儒家說「父母在，不遠遊」，這個游不是出去遊山玩水，而是不能出遠門。不能外出，就只能再家「面朝黃土背朝天」。何況，中華民族又是一個傳統的農耕民族，再加上儒家提倡的「重農抑商」，歷朝歷代大都奉行這個政策，越到後來越嚴重，「仕農工商」，讀書人第一位，農民第二，手工業者第三，做買賣的人排在最後，正是這種「重農抑商」政策的延續，導致中國的商業長期落後。所以儒家思想是依附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而存在的。而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儒家思想已經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土壤。從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弊端，這裡我要補充一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儒學，已經和孔老夫子所說的儒學已經不太一樣了，現在的儒學經過各代統治階級的不斷加工，篡改，已經成為其蒙蔽，壓迫老百姓的統治工具了。當然，孔子所說的要加強學習，提高自身休養的教誨還是值得現代人借鑒的。但說要把儒家思想抬高到什麼什麼樣的高度，作為我們什麼行為的指南，我是一萬個不同意，畢竟社會已經發展到21世紀，不要說你對外開放的時候說提倡儒學，就是對中國人也不會有什麼市場。我們現在是個開放的、競爭的社會，在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面前不能用儒學，在對外交往、貿易中不能用儒學，在維護國家利益，保衛國家主權時也不能和外國人講儒學，在打官司，搞法律工作時也不能用儒家經典。畢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所以不得不說，儒家思想過時了！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問題，涉及到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世人的看法頗有分歧，值得深入研究。儒家的倫理精神既具有時代性，又具有超越性，它的核心是仁愛。現代化進程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傳統性的東西既有應當否定的方面，又有值得肯定的東西，存在著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衝突與交融。儒家倫理精神不僅對儒家文化圈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價值，而且對世界現代化進程也有意義。因為現代化進程不僅是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從傳統走向現代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因此人文精神對現代化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正面闡述了新教倫理作為時代的倫理精神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第一原動力，他是從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倫理精神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係的研究得出這一結論的。韋伯又曾從反面論證中國的儒家倫理如果不能提升為時代的倫理精神，則妨礙經濟的質的飛躍。他認為從社會結構的特性而言，中國並非沒有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決定性因素，妨礙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決定因素不是經濟本身，也不是社會結構，面是精神性的東西——儒家倫理，是儒家倫理妨礙了中國經濟發展為資本主義。這本來是一種可以商討的學術觀點，但自從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所謂亞洲「四小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起飛，引發了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或者說儒家倫理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的大爭論。這個爭論是有意義的，本文不涉及這個爭論，而從這個爭論中引出令人深思的問題：即中國儒家倫理精神與世界現代化進程有無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那末是怎樣的關係？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也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會有一定意義。倫理精神是精神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具有時代性和超越性，即它應當體現時代精神，從道德上把握時代脈搏，內在地顯示歷史發展趨勢。如果倫理精神不能反映歷史的主流，與社會發展相一致，那末就不成其為倫理精神。同時，倫理精神也具有超越性，它往往從道德上表明一種社會形態、社會生活方式行將滅亡，或者表明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社會生活方式即將出現。倫理精神還具有民族性，是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在道德上的集中體現。中國儒家倫理精神在歷史上曾經起過激勵民族振奮、促進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中國儒家倫理精神是什麼？它的核心是什麼？這當然會有不同的觀點。從儒家倫理的發展來看，儒家倫理精神主要是追求一種人際關係和社會生活的和諧統一，其核心是「仁愛」。儒家倫理是中國古代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時代的產物，伴隨歷史轉型的歷程，仁愛觀念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西周時期初步形成了愛的觀念，主要內容有：愛是惠民。愛即是對民有利，為民做好事。例如周公（旦）讚揚先王祖甲能夠「保惠於庶民」（註：《尚書·無逸》。），尤其讚揚「惠鮮鰥寡」（註：《尚書·無逸》。）。惠這一概念是後來「愛」的觀念的雛形。愛是孝親。中國古代國家是建立在血緣家族基礎之上的，維護家族的安定和強大是首位任務。因此，孝親成為愛的首要內容，首先要愛親人、維護家庭團結才談得愛他人。罪惡莫大於不孝，「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註：《尚書·康誥》。）。愛，是對被征服的外族的寬容，實施不殺不虐，對他們「維心」為上，對被征服的異族的殺戳是「爾心未愛」。愛，又是專指愛惜具體的事物，諸如糧食、土地等。這時期的愛的觀念還是具體的有所指的對象，而且因為處於奴隸社會，這裡所謂的「民」都是特指自由民，而不是指包括奴隸在內的一切人，甚至不包括異族如殷族等，這時的愛還沒有上升為抽象的普遍概念。春秋時期，仁愛思想開始成為一種社會的普遍思潮，愛的概念被廣泛使用，為人們所接受，成為調節人際關係和社會生活的重要的倫理標準。如有人提出：「愛親之謂仁」（註：《國語·魯語》。）、「愛人能仁」（註：《國語·周語下》。）。作為儒家倫理精神的愛的觀念最終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從具體到抽象的理論升華，始於孔子明確指出「仁」即是「愛人」（註：《論語·八佾》。），「泛愛眾而親仁」（註：《論語·學而》。），「節用而愛人」（註：《論語·學而》。），「君子學道則愛人」（註：《論語·陽貨》。）等等原則。從以上所引語錄可證明孔子的愛的概念已經抽象為普遍的概念，已經從愛某一特殊對象上升為一般地愛人，從而完成了愛的觀念的歷史性的轉化。關於孔子的「人」的概念是泛指一切人，還是特指統治者，前些年學術界有爭論，有人認為是特指統治者或自由民。現在一般認為孔子的「人」是泛指一切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分貧富貴賤，不分君子小人，這裡的人只是與動物相區別而言。因為人是泛指、是類，所以孔子的愛已上升為普遍概念。儒家倫理的愛的抽象化、泛化，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它的發展動力不在概念自身而在自身之外，其進程恰恰反映了歷史的進程，是現實的經濟結構及由此決定的人際關係所導致的。儒家倫理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封建制的偉大的進步之處，在於不再把奴隸看作物，承認被統治者、賤民等都是人，它使奴隸與自由民的對抗、鬥爭轉變為貴族與農民的矛盾，從人（自由民）與非人（奴隸）的鬥爭變為人與人的鬥爭。這一歷史進步伴隨著倫理觀念的變革，愛的觀念正是這一偉大變革的表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泛愛主義就是典型。正因為如此，尋求人際關係的有序、和諧就成為迫切而主要的道德任務，儒家倫理精神的愛正是這一歷史要求的反映。從理論原因上分析，新的封建社會形態中人和人的關係中，愛作為一種新的倫理精神、道德體系，表明了主體的我不想成為孤立的人，希望在他人身上證實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同時又表明作為客體的他人接受主體的施予、承認，從而達到自我和他人的和諧統一。隨著客體的他人從個別、特殊、具體的人抽象為普遍的、一般的類，愛就升華為泛愛，成為儒家的倫理精神。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於調動社會全體成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對於消弭各部落、氏族之間的紛爭、仇恨，?愛作為一種倫理精神源於何處？儒家認為源於人性。孔子雖沒有明確講人性善，但綜觀他的學說是把「仁」看作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論語·學而》。）孟子明確提出人性本善，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註：《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等德目出自人自身，人性本身是道德根源，人天生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也就是同情憐憫他人的愛心是人性固有的。儒家把「愛」的根源歸於人的本性，是為了從理論上尋找人與人之間應當互惠、互愛而不應相互仇恨的依據，既然人性本善，從本性上都有愛心，那麼人際關係就應當而且必然是和諧有序的。這表明儒家倫理希望把人（自由民）與非人（奴隸）之間的對立，用人與人之間本性善這一同源來代替，化解現實的階級鬥爭。儒家倫理的愛的核心是愛親。孔子把愛親列為仁愛的根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論語·學而》。）「君子篤於親。」（註：《論語·泰伯》。）他認為只有先愛親，才能走向「泛愛眾」，愛親是愛人的前提。孟子則更為明確提出：「親親，仁也。」（註：《孟子·盡心》。）由於家族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中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任何人都生活、依賴家族這一血緣大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愛人先愛親是順理成章的，但因為要維繫封建統治還要靠安撫人民才能辦到，讓他們順從，所以韓愈在《原道》中又宣稱「博愛之謂仁」。博愛就是愛一切人，對統治者來說是愛民，愛民則民安於其位，民生產物品供養統治者。張載發展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認為天地之間的人都是兄弟，因為人都是天地的產物。他在《西銘》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不分貧富貴賤，不分健康殘疾，凡生活天地之間的人皆兄弟，從而把愛大大推進了一步。「民吾同胞」，可謂是古代的人本主義命題。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之後，不再存在人與非人之間的矛盾，而是人與人之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緩和解決這一矛盾成為封建倫理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儒家的「愛」以人為目標，愛人分為兩個層次。愛人的低層次目標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註：《論語·公治長》。）。高層次的愛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註：《論語·雍也》。）。也就是首先不要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強加到別人頭上，以心比心，從消極方面把自己的價值觀與他人的價值觀統一起來，然後，進一步做到自己想做的、想追求的事情，允許、鼓勵他人去做、去追求，從積極方面把自己的價值觀與他人的價值觀一致起來。儒家的愛企求把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追求目標一致起來，成為愛的具體內容。如何實現這一目的，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的途徑：「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論語·顏淵》。）能否愛關鍵在於自身，而不在於外部原因，所以首先要「克己」。在孔子那裡起更多偏重內心的反省，後來宋明理學才使它帶有濃厚的禁欲主義成分。克己，從視、聽、言、行等方面全面檢討自己，是否有不好的東西、是否有越軌等等，是一種內心的自覺限制、自願約束。「復禮」，是以主動方式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言行符合社會的普遍規範。如果人人做到克己復禮，整個社會就會在一個共同理想之下和諧有序。二現代化問題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的熱門話題。西方世界從本世紀60年代以來，對現代化理論研究方興未艾，形成林林總總的流派。西方主流派的現代化理論主張「西方中心」(Western Centric)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模式是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唯一發展模式。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正處於大變革過程中，正逐步邁向現代化，它們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定要按照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去走，還是另有新路？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日益擺在人們面前，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西文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在取得經濟飛速發展中出現了諸如吸毒、家庭危機、環境污染、恐怖主義等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付出了道德淪喪等人文精神喪失的沉重代價，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些現象已露端倪，走西方的老路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還是主體選擇的結果？本文無法回答這樣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只是探索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對於避免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付出的倫理道德的代價有何作用等問題。因為現代化進程中除了經濟、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之外，還有人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建立適應現代化的人文精神，這對於加速現代化而少付代價是至關重要的。西方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與人的關係表現為物與物的關係，人的價值以物的價值形式表現出來。人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係的人格化，形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化的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改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然而從工業化時代產生並發展的異化現象不僅沒有得到克服，反而日益嚴重。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指出當代科技發展，既可以增強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劇人的懦弱，當前人比以前更無力支配他自己創造的工具設備。哈貝馬斯(Jugen Habermas)認為科技已在當代社會成為第一位生產力，但科技與人性的對立同時成為社會的根本問題，工具性的科技成為目的本身，它們支配、控制人，使人類喪失人性。還造成了人類的次要的「工具行為」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為」不合理化，使得主體之間互相不理解、不信任，等等。這是有見地的觀點。當然，要消滅日益嚴重的異化現象並非一朝夕的事情，但是在「物化」日趨泛濫的情況下，提倡、弘揚儒家倫理精神中以人為本位的思想，對於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減少異化現象的危害將會是有益的。儒家倫理通過肯定他人來肯定自身，把「愛人」、「惠人」放在首位。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現代化進程是從傳統性向現代性過渡，除了傳統的經濟、政治等向現代的經濟、政治過渡之外，還有個文化系統和價值體系的轉變。工業化時代，文化系統和價值觀念體系的轉型集中表現在從封建主義、整體主義、權威主義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轉變，個人主義成為文化系統和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個人主義作為文化系統和價值觀體系，主張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同時又可以自由選擇達到目標的手段。這種價值觀具有弘揚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個個人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價值觀為行為的依據和標準，視社會和他人為手段。隨著當代科技的發展，個人主義日益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個人行為的各個方面，從而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產生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生活難以和諧協調。個人主義伴隨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而產生和發展，西方有的思想家也看到它對社會凝聚力的瓦解作用，以及對人際和諧的不良作用，也設想過種種解決方案。儒家的愛也許對遏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會起一定作用，因為發展中國家實施現代化並非一定要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一併吸收過來，照搬照拿，尤其受儒家文化圈影響地區更應發揚儒家倫理處理人際關係、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合理成分。儒家倫理精神強調整體、社會、民族的利益，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價值導向。一方面，它強調個體對整體的服從，有對個性壓制的一面；另一方面，強調個人與他人的追求目標一致，以及價值觀上的一致，又有利於個人和社會的發展。最終儒家的愛把它的價值指向社會整體，並以「天」或「理」為普遍性概念表達出來。儘管它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少消極因素，然而它的價值取向對於一味講個人自由、權利的價值取向更有利於社會生活的協調，更有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隨著全世界現代化的發展，尤其當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既不斷征服，又不斷破壞自然。生產環境的嚴重污染不僅對自然造成無法估量的破壞，而且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科技發展，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強，對待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萬能主義」已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衍生物，以致無法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造成人類對自然的無限制的掠奪。急功近利思想的驅使，造成只顧私利、或只顧一個集團、地區利益、或只顧一個國家利益，不惜破壞生態環境的全球性的嚴重後果，等等。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對人類自身的威脅已引起全世界各國的關注，尤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是否也必須以此為代價來實現現代化，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當然需要有很多措施，但其中擺正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成合理的天人觀是相當重要的。儒家倫理精神強調從愛人到愛物、從愛一切人到愛一切物的泛愛主義，可能會有助於在現代化進程中樹立正確的天人觀。儒家從愛一切人到愛一切物的發展，與其「天人觀」的發展演變有關。張載提出「天人合一」（註：《正蒙·乾稱》。），這一觀點在中國古代淵源流長，《易傳》中就提出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天人諧調觀。天人合一論在人與自然關係上確有很多精闢的觀點，它強調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統一，正因為如此，張載又提出不僅要愛人還要愛萬物。泛愛物，「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把人與自然擺在同等地位，處於休戚相關的關係。將這些思想加以創造性的改造，將有利於樹立新的發展觀，尤其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也許可以少付出代價，以期在世界上出現一個合乎人類和自然本身發展的「天人合一」的美麗前景。知識詞典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6B8倫理學章海山19981998儒家倫理精神的核心是仁愛，它既體現出時代的精神，又能從道德上內在地顯示歷史發展的趨勢，主要是追求人際關係與社會生活的和諧統一。弘揚儒家倫理精神有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可促進創立一個以愛換取愛、以信任換取信任的社會生活大環境；促進現代生活的價值取向，以利於社會生活協調和發展；促進人和自然關係和諧的新發展觀的創立。再談儒家文化近來瀏覽網站，對於儒家文化的批評日益增多，尤其是看了《儒家文化、奴才、漢奸和狗性》的文章後，覺得之所以現在許多人批評儒家文化主要是由於：近千年來，不斷有人對儒學進行篡改和歪曲。再加上我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哲學思想的注入和那個偉大的「斷代工程」使當今的人們無法看清儒學的真實思想。人們一提到儒學就想到「三綱五常」，更不用說對於儒學的深刻理解了。在下不才，看過幾天《大學》、《中庸》，有些純屬個人的想法和見解，想借貴寶地讓眾多有識之士評判一番，如有不足之處，還請各位指正。首先，儒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學術體系，並不是一個人寫成的。孔子只作了一部《春秋》，是對當時社會的理解和看法。從《論語》來看這位先哲當時的思想體系並不完整。他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收集整理了前人和當時的許多學術資料。儒學真正成為一個學術體系是孔子之後的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我想提醒各位，如果要批判儒學就應該敢於面對它的根本思想和歷代眾多的思想家，而不是取其一兩個短處大加批駁。我個人認為，儒學的思想本質（也是儒家的追求目標）是努力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狀態。相對穩定的社會可以使人們正常的生活，它不僅僅是社會統治者所需要的也是社會各階層的所需要的。正如「儒」字所表述的意義一樣，它是滿足每個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學說。因為，在一個動蕩的社會裡，人們連自己的生命都無法保證更談不上享受正常的生活了。而我們每個人最基本的想法就是都不想「死」，就是那些好戰的人也是希望死的是敵人而不是自己。所以說儒學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哲學理論。由於儒家的理想目標是努力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狀態，所以儒學提倡用「禮」來規範和教化人們，大多數「禮」都符合一定的自然法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老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講待人公平的原則。「男女有別」，「君臣有別」充分體現了尊重個性的宗旨。儒家力圖通過禮教使社會逐漸變化，這樣作的目的是在社會的改進過程中，社會中個人的正常生活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因此，大多數儒學學者在我國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都是以「改良派」的身份出現。從孔子到最為我們熟知的康有為等人以及年輕時代的孫中山都是如此。他們的共同點是主張在保持各階層個人正常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對國家進行一系列的調整，以使社會結構更趨於合理和穩定。這正是中華文化所特有的可貴精神！因為它不排斥社會中某部分人，也就不會像西方哲學所講的鬥爭一樣把社會某階層人當作敵人來對待。所以在我看來，儒學是最講「人性」的學說。但也正是由於儒學的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較為平和，對於搶佔了他人利益的統治者來說，正可以作為推脫的理由。所以千百年來，統治者一方面用武力壓制人們，另一方面通過培植儒學流氓刻意地歪曲儒家文化的本意。我們現在眾所周知的「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就是統治者對於儒家文化的扭曲。因為這些禮教只講單方面的兒子對父親的責任、妻子對丈夫的責任、臣子對君主的責任，並且一律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態度和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平和、公正是不符合的。這些被扭曲的文化概念進入儒學理論後，被統治者不斷的宣揚。久而久之，使人們認為這就是儒學文化的實質，嚴重影響了人們對儒家文化的看法和理解。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毛偉人的「斷代工程」中，不但曲解儒家文化甚至徹底否定了它的學術地位，使當代人不但不知道儒家文化是什麼而且不自覺地成為了打擊本民族文化的先鋒。我們近百年來被西方人瞧不起並不是由於我們不如人家聰明，而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本民族的那種大氣的文化根基，我們的民族就像一個人失去了骨架一樣成了一灘爛泥。所以，現在的我們做為一個中國人，要弘揚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那種公正的精神和能容天下事的氣度。摒棄其中偏激、狹隘的思想，使我們本民族的文化得到發展和完善，而不是對其整體的摒棄和唾罵。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振興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談一談儒家三立的具體涵義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立德（道德成功）——需要治心修身立功（事業成功》——需要時勢機遇立言（學問成功）——需要稟賦才能 立德者或許沒有機遇或者天賦，難於立功立言。立功者可以立德，卻難於立言。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卻難於立功。 毛澤東說，曾國藩是達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境界之完人。曾國藩走的是先立德，後立功，立言的路子，即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於內而成於外。我以為他的成功來自於對內心嚴格的修鍊，這是一種壓抑式的自省。從傳統的意義上講「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說人對社會的影響，並以此作為人生的價值取向。且不論其中蘊涵著的封建思想的糟粕，僅就字面的通俗含義來看，立德就是做聖人，做好事，做一個社會認可的「光輝榜樣」，用現代語言就是做一個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雷鋒」。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戰四方屢建奇功的大將軍，或是安民有道明鏡高懸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於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當世要有功德無量的口碑，對後世要有功業千秋的記載。立言就是做文章，著書立說，而且這個文章是傳世之作。從道理上說要接近絕對真理，從文采上看要萬世流芳。這「三立」的標準不能不說是極高的，但正因為其高，才使得歷史上一代代士子們將此作為人生理想而奮鬥終生。「三立」的概念看起來是人對社會的影響，但在封建制度的社會框架中，人並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人們所有的思想行為都淹沒在封建社會的附著關係上，所以無論是立德立功還是立言都在為當時的封建統治服務。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是極貼切的注釋。當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確也培養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歷史名人，對當時的社會安定和社會進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統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獲得的好處卻是太多了。 隨著社會的進步，觀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為現代人為人處世的基本理念還有沒有意義呢？我想還是有的，不過其內涵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人的生命是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開口閉口為了「我大唐基業」「我大清江山」云云，將人們的社會活動牢牢地束縛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須在封建思想允許的範圍內，稍有逾越必斧鉞相加斬盡殺絕。現在的人們理所當然的要摒棄那些過時的以及貌似先進其實陳腐的觀念，在社會活動中堅持以人為本，自行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並決定自己的作為，走一條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 過去的「立德」主要講的是私德，個人修養多年，一遇外部社會的衝擊，瞬間即可土崩瓦解。現在要講的首先應是公德。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是平等的，這種秩序和規範需要人們自覺去維護，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規則，不隨地吐痰，對所交往的人講誠信，救死扶傷等等。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社會公德的人會有很好的品行。這時候的立德，是社會的要求，也是時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迴避的。真正無窮的力量是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而不是榜樣，所以沒有必要呼喚聖人或「雷鋒」出現，每人自覺或不自覺的「立德」，就將形成真正文明的社會環境，這比起塑造一些頭上有光環的道德大師供人們去瞻仰實際得多。 當「立功」不再為某個朝廷所驅使的時候，這個詞會因其平民化而顯得生氣勃勃。什麼是「功」？現在可解釋為每個人所從事的事業。一個企業家辦好他的工廠，一個科學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個工程師完成了某個項目，一個農民在自己的田地里獲得豐收……等等，都和軍人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一樣，立下了功業。在人們完成自己的事業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價值，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從而對未來充滿信心。「立功」從來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對社會的貢獻。問題只是在於，做成的每一件事，不僅要利在當代，更要功在千秋，這個「功」方才立得起來。 「立言」在歷史上是最具風險的事，從當年司馬遷因說直話而遭到宮刑，到明清的文字獄使無數小知識分子丟掉頭顱，直至前幾十年文化被「革命」，萬馬齊喑究可哀，使人們覺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難。其實，立言的本質並沒有什麼玄妙，無非就是堅持真理，發現真理，給這個世界留下人類的精神財富，而這卻不是修身養性或是只有勇氣就可以辦到的。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要總結歷史，要研究現實，要預測將來，還要敢於說真話。而歷史是撲朔迷離的，現實是錯綜複雜的，誰能洞若觀火？！能夠「立言」的人，中國還是有一些的，但畢竟不多，象魯迅那樣的人算是吧。 人生在世，要活得有意義，主觀上離不開「立德立功立言」的願望，客觀上也就是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是物質財富抑或是精神財富。那麼怎麼去做，取決於每個人自己對世界的認識。不管人們承認不承認，「立德立功立言」一說還真如古人所論，「雖久不廢」，始終是左右人們行為的一種思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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