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名人性騷擾清算席捲美國 緣何指控不斷

圖：繼韋恩斯坦醜聞後，被曝性騷擾的男性名人（部分）

文|劉璐

如果讓美國人來選擇今年的熱門辭彙，「性騷擾」和「性侵」無疑將是最具競爭力的一組。在美國，很多行業今年都是以此類醜聞作為註腳的：先是今年4月，多名女性指控福克斯新聞（FOX News）知名主播比爾·奧萊利強迫與她們發生性關係，而後是優步（Uber）副總裁、500 Startups聯合創始人相繼因性醜聞丟官。

而被譽為「奧斯卡金牌推手」的哈維·韋恩斯坦被曝「性侵女星」，無疑是這一系列性醜聞中的關鍵節點。10月初，通過大量調查，《紐約時報》發現了針對韋恩斯坦的多項未曾揭露、持續近30年的指控。截至10月底，《今日美國》發布指控韋恩斯坦性侵的案例清單中，已經羅列了64名控訴者，包括過去30年來被他強姦或性騷擾的女同事和女演員。

圖：2017年10月初，《紐約時報》首次曝出針對韋恩斯坦的多項性騷擾指控

而如今，這場引發好萊塢巨震的性醜聞事件遠非終點，恰恰相反，它成為了一場規模更大，涉及面更廣的指控的開始。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站了出來，從普通職場到美國安全機構，從更多的演員到國會議員，一股聲音的洪流正在美國上下形成。

從#metoo到聯名公開信

沒有什麼比明星效應更為轟動，當安吉麗娜·朱莉和奧斯卡影后格溫妮絲·帕特洛都站出來時，那些針對酒店客房裡的「潛規則」指控就帶動了更大的社會效應。人們爭相用各種災難隱喻來描述這個時刻：海嘯、颶風、雪崩、山崩——在那之後，性醜聞纏身的奧斯卡影帝、《紙牌屋》主演凱文·史派西的事業以驚人的速度分崩離析，資深新聞記者馬克·霍爾柏林，《紐約時報》白宮記者格倫·斯拉什也榜上有名。

事情甚至從新聞界和娛樂圈席捲到美國政壇：數名女性站出來，指控阿拉巴馬州參議員提名人羅伊·莫爾在她們十幾歲時曾追求過她們，還有人指控他性騷擾和不當性接觸。最新的事件是，美國安全機構的兩百多名女員工在一封公開信中揭露，她們本人或身邊人曾遭遇性騷擾或性侵。

以關鍵詞#metoo（我也是）而掀起的社交媒體反性侵運動，正鼓勵受害女性打破沉默。這封由223名女性僱員聯名的公開信正是這一標籤底下的產物。這些女性來自世界各地，身份涵蓋外交官員、公務員、軍隊成員等等。

「這不僅僅是好萊塢、矽谷、新聞編輯部和國會才會發生的事情，」信中說，「性侵無所不在。這些暴行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權力的不對等，另一方面，受害者要麼沉默，要麼必須承受羞辱的環境縱容了這一行為。」

信中呼籲國家安全機構「採取一整套措施，減少工作場所性騷擾和性虐待的發生率。」這些行為包括：最高層對性侵行為的明確禁令，建立多個有效的內部性侵舉報渠道，杜絕受害者遭報復的可能性，引入獨立的外部機制收集匿名發布的指控信息。簽名者同時要求國家安全機構對所有員工進行定期的強制性培訓，最後，假如一個女性員工向聯邦機構遞了辭呈，她們將有義務接受一場關於性的離職面談。

四十年抗爭與冰山一角

隨著好萊塢巨頭韋恩斯坦倒台，一系列性侵指控從各個領域排山倒海而來。即便在表面上，這樣的星火燎原之勢是給世界拋了一枚輿論炸彈，但它依然可以指向一個更長久的的問題。最直接的是，我們真的對無處不在的性騷擾事實感到震驚嗎？這一情況幾乎滲透在每一個行業中，在「外表最光鮮的表演行業」尤為嚴重，至今，好萊塢的試鏡沙發依然是一項「深厚的傳統」。所有人都相信，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只是性侵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韋恩斯坦事件引發的這場海嘯不會成為轉折點，但是會成為漫漫長路中又一座里程碑。上世紀70年代，激進女權主義者凱瑟琳·麥金農成為了提出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第一人。在那之前，1967年11月，《女士雜誌》（Ms. magazine）首次將性騷擾放到了自己的封面。編輯們知道這個話題的敏感性，沒有在封面圖片中使用真人照片，而是用了木偶——一隻男人的手伸進女人的襯衫。儘管如此，它還是在一些超市遭禁。

圖：美國《女士雜誌》首次討論性騷擾話題

根據麥金農的解釋，性騷擾最概括的定義是指，「處於權力不平等關係下強加的討厭的性要求……包括言語的性暗示或戲弄，不斷送秋波或做媚眼，強行接吻，用使僱工失去工作的威脅作後盾，提出下流的要求並強迫發生性關係。」在一場西方性別研究（Queer Studies）的經典課堂上，這種界定背後的邏輯是明確的，並與近代女權研究對社會性別和父權制運作機制的理解完全吻合：女性被強行束縛於與男性的關係中，從而使她們處於次要地位。被迫的性活動被視為一種機制，男性正是憑藉這種機制來維持自己的經濟權力和職業權力。

即便如此，在那個年代，「性騷擾」這個詞依然缺乏法律上的定義，也幾乎沒有進入公共辭彙。直到1991年，安妮塔·希爾公開指控她的前上司、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拉倫斯·托馬斯對她有性騷擾行為，麥金農的性騷擾概念才開始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如今，相關討論已經出現深刻轉變，性騷擾成為法律問題和成熟的社會禁忌：建築工知道不能對著女性吹流氓哨，會議室的玻璃牆只能部分遮擋，以供同事監督。

除此之外，很多女性，也有一些男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公開、更有力地說出了自己的故事；各行各業都提高了對於問題的警覺和法律上的保護；各個公司紛紛重申零容忍政策，匆匆組織相關培訓。時代已經改變，在這番好萊塢的性醜聞的巨震中，韋恩斯坦影業公司10月8日發表聲明，宣布解僱哈維·韋恩斯坦，之後的多起性騷擾事件當事人，皆以斷崖的態勢從以往顯赫的位置上被撤職。當然，社交媒體不斷膨脹的力量也起了作用，數以百萬計的帖子使用了#metoo這個標籤，它還衍生出了義大利版（#QuellaVoltaChe，意思是「那個時候」）和法國版（#BalanceTonPorc，意思是「揭發那頭豬」）。

以量制勝的平權之路

性騷擾的社會敘述從有到無，再到如今的風暴式湧出，在歷史變革上完全具有突出的意義。但在我們走過艱巨的抗爭道路後，最要命的感覺在於，現在談論起韋恩斯坦，談論起這一波轟動一時的性醜聞，當我們認真領會其中的形式、發生場合以及權力結構時，它與40年前女權主義剛開始與性騷擾抗爭並沒什麼差別。

根據指控韋恩斯坦的女性演員艾什莉·賈德回憶，20年前，韋恩斯坦曾邀請她到比佛利山的半島酒店。這位年輕女演員原本預料這會是一次商務早餐會議，但韋恩斯坦讓人將她直接帶到了自己房間，他身著浴袍出現，問她要不要讓他給她按摩或者看他洗澡。另一個臨時工作人員艾米麗·內斯托被邀請來到同一家酒店，韋恩斯坦給了她一個提議：如果與他發生性關係，他將為她的職業生涯提供幫助。

圖：艾什莉·賈德在1月的女性大遊行中。她引發了最近對韋恩斯坦的大量性騷擾指控

這一切聽起來都似曾相識：男性憑藉權階讓渡職場便利，女性要麼出讓身體，要麼拒絕，代價很可能是丟了工作，排除這其中可能存在的性交易行為，這種情況對單個的女性受害者極其不利。她們面對的是與騷擾者之間權力的落差，以及性騷擾天然的難以界定的屬性。正因如此，一個又一個的韋恩斯坦要麼安然無恙地生活在受害者的沉默中，要麼陷入泥淖，再抖抖身子站起來。

我們見識過太多這樣的事情：1991年，安妮塔·希爾在電視上就克拉倫斯·托馬斯的騷擾行為作證後，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收到的性騷擾投訴增加了73%。儘管如此，托馬斯還是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希爾則悄然回到俄克拉荷馬州擔任法律教授；海軍上尉葆拉·庫格林被幾名醉酒軍官性侵，她後來遭到排擠，最終只得辭職。數天前被曝出性騷擾的國會議員約翰·科尼爾斯和布雷克·費倫侯仍在各自的任上，據稱後者還試圖拿錢平息事端。

在很長時間裡，這導致了女性閉上嘴巴，至少是在確定自己不會遭受損失之前。這使得在女權主義為此抗爭的第40個年頭，第一位指證者的出現仍然需要巨大勇氣，解決這種局面唯一保險的方法就是，以量取勝。

這也就是為什麼，自打艾什莉·賈德頭一個站出來指控韋恩斯坦後，原告們都鎮定自若地站了出來，似乎每天都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史學家芭芭拉·伯格在她的作品《美國的性別歧視：依然活躍，正在毀滅我們的未來》中提到1970年代女性運動中的一個詞：醒悟時刻，「現在就是醒悟時刻。就像是說，『夠了』。然後就會產生雪球效應：一旦你看到女性對權力說出真相，而不是被告知，『這就是你必須忍受的』，那麼其他女性也會受到鼓勵，挺身而出。」

可以想見的是，在當下，雪球會越滾越大，更多的人將被牽扯進來，並可能承受比以往都要嚴厲的後果。但正如很多觀察者呼號的那樣，性騷擾問題的解決遠非是一場運動式抗爭的職責，何況在很大程度上，第一片道出真相的雪花仍是個人的偶發性行為。很多人傾向於認為性別平權之爭已經完勝，但事實並非如此，韋恩斯坦和一系列性騷擾指控將會告訴他們，戰鬥遠未結束。

責任編輯：張忠軍 UN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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