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炳罡：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及其對孔子精神的重讀

20世紀20年代初，梁漱溟在中國學術史上首次對中、西、印三方文化及其哲學進行系統比較，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他的比較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穿過文化現象，直透現象背後的根本精神，復由根本精神說明現象；其二，他重新校正了東西文化的意義方位，糾正了自嚴復以來思想界流行的線性進化論的傾向；其三，他的結論讓國人乍舌，他公開主張走孔家的路，過孔家的生活。這些問題直至今天，仍然耐人尋味。一意義方位的重校和文化根本精神的發現自中西文化交通以來，對中西文化優劣得失的考察一直是國人關注的課題。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魏看來，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高於中國文化，值得中國學習而且中國人必須學習。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將西學分為可學者、不可學者，將中國文化分為可變者、不可變者的時候，即認為在「器械」、「工藝』、「法制」方面可以仿行西法，進行變通，而「倫紀」、「聖道」、「心術」是立國之本，萬不可變，不能向西方學習。這表明洋務運動的領袖們也已承認西方文化的有些方面超過了中國，優於中國，值得中國學習，而聖道、心術、倫紀是民族之本，是立國精神，既不能變更，更不能丟棄。當時的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洋務派是要走中西文化會通的路，但就他們的心態言，他們仍然認為中國文化高於西方文化。到戊戌變法時期，嚴復站在進化論的角度，對中西文化的優劣得失進行反省。嚴復痛斥那種認為西方文化只是在堅船利炮、器械工藝等形而下之方面高於中國的謬論，他認為，這裡不是西方文化的命脈之所系。西方文化的命脈在於「學術則黔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中國人也未嘗不欲默偽崇真，但西方人行之而常通，中國人行之而常病，原因於自由不自由耳。由於西方人有自由，所以富強，中國人不自由，所以貧弱。中西文化的種種差異由是生焉。他說:「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親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恃人力。」在嚴復看來，由於中國缺乏真正的自由，所以自秦漢以下的歷史就是一部奴隸史。嚴復是進化論的極力宣揚者，也是這一學說的忠實信奉者，他對中西文化的判斷源於他的進化觀念。以進化觀念衡之，中國文化是古代的，是舊的，西方文化是近代的，是新的，二者的優劣顯而易見。嚴復的這種比較模式幾乎成了中國學人考察中西文化的定式，支配了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數十年。到五四時代，這種比較模式的運用被推向極致，達到登峰造極之程度。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受進化論支配，胡適也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對此推波助瀾。陳獨秀在論及為什麼反孔教時說:「我們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無價值。不過是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社會進化的最大障礙。」可見，他們反對是因為孔子妨礙了現代社會的進化。在這種進化論的支配下，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舊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國文化是古代的，西方文化是現代的。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新與舊的不同，是古代與現代的不同。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是壞的，新的就是對的，舊的就是錯的，因而只有以歐洲文化取代中國文化中國才能得救。陳獨秀斷言:「歐洲輸人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人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這是線性進化論在文化研究上的極端表現。這種線性的進化論迫使人們作兩極思考，中西兩方文化，要麼新，要麼舊；要麼是，要麼非；要麼靜，要麼動；要麼物質文化，要麼精神文化等等。難道除此以外，就沒有更好的答案了嗎?正當新文化運動蓬勃開展的時候，梁漱溟應聘入北大講學。一踏入北大校門，他劈頭便問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對孔子的態度，蔡沉吟片刻回答說: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梁明確告訴他，他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梁處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日感問題壓迫之重，逼迫他對文化問題進行思考，得出結論。在新文化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梁漱溟思考成熟了。1921年暑期，梁應山東省教育廳之邀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並使業已結束的中西文化的大討論再起波瀾。梁漱溟認為，以往所有對中西文化的討論都是表面的，浮光掠影的，都未能抓住文化背後的根本或源泉，因而得出的結論也就難以使人信服。他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法。「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他認為意欲就是文化的根本和源泉，因而要求得一個民族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要看一個民族的意欲的方向。由此他以意欲為尺度對中、西、印文化展開比較。他說: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意欲是文化的軸心，西方人向著這個軸心的前方走，印度人向著軸心的後面走，而中國人則徘徊於軸心之間。西方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第一條路向即向前要求的路向，中國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第二條路向即意欲轉換、調和、持中的路向，印度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第三條路向即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的路向。西方人由於意欲向前要求，所以對自然持征服、奮鬥的態度，由此而產生了「燦爛的物質文明」、「銳利邁往的科學方法」及「德謨克拉西」精神。他說:我們一望可知西方人所走的路向是人類文化的第一條路向—即向前要求的路向:（一）征服自然的異采。西方文化之物質生活方面現出征服自然之異采，不就是對於自然向前奮鬥的態度嗎?所謂燦爛的物質文明，不就是對於環境要求改遷的結果嗎?(二)科學方法的異采。科學方法要變更現狀，打碎分析來觀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對面的東西的態度嗎?科學精神對於種種觀念、信仰之懷疑而打破掃蕩，不是銳利邁往的結果嗎?（三）德謨克拉西的異采。德謨克拉西不是對於種種權威勢力反抗奮鬥持出來的嗎?這不是由人們對於人們持向前要求的態度嗎？在他看來，物質文明、科學方法、民主精神只是西方的表象，而決定西方產生這兩個東西的是其背後的根本精神即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是西方人的人生態度。西方人的人生態度就是奮鬥的態度，改造局面使其滿足我們要求的態度，念念向前要求的態度。而中國人意欲調和持中，因而對自然抱融洽為樂的態度，它是「安分知足，寡慾攝生，而絕沒有提倡物質享受的。」在中國輪船、火車、飛機、大炮是不會出現的，科學方法、民主精神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是同一條路向上的快慢遲鈍問題，而走的根本不是同一條路向，所以西方文化的成果在中國絕對不會出現的。他說:「我可以斷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界不通風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漠克拉西』精神產生出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若是同一條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另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因為中國人遇到間題不是要求解決，改造局面，而是隨遇而安，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的路向是人類文化的第二條路向，在這條路向上，不會出現西方文化的成果。梁漱溟對中西文化的斷定令人瞪目結舌！對他的這些驚人斷語我們放到後面再去批評。我們覺得他對中國文化細微的比較倒更耐人尋味。如他說，西洋文明是成就於科學之上的，而東方文明是成就於藝術之上的，西洋人秉科學精神，產生無邊無數的學問，中國人秉藝術之精神，產生不出一門一樣的學問來，以西方學問的標準衡之，甚至可以說中國古代是「不學無術」。西方人所用觀念要明白而確定，是科學方法，而中國人無論講什麼都是拿陰陽來講，其結果是一切都玄學化了。科學方法之所得是知識，而玄學方法天然不能得到知識，頂多算是主觀意見而已。梁是位相當有頭腦的人，他的這些話今天看來不仍然令人深思嗎?至於印度文化，他認為其物質文明無成就，社會生活不進化，不但不及西方且不及中國。其文化上唯一獨盛的只有宗教之一物，而哲學、文學、藝術附屬之。其精神生活畸形發展，而精神生活中宗教又畸形發達，所以它走的既不是西方文化的路，也不是中國文化的路，而是人類文化的第三條路。他說:「印度既不象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於解脫這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翻轉向後，即我們所謂第三條路向。」印度持的是禁欲主義的生活態度，追求的是一種神秘和超絕的出世理想。在梁漱溟看來，中、西、印三種文化路向不同就主觀說是由人生態度不同決定的，就客觀說則是由其面對問題不同決定的。他認為西方文化解決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而中國文化解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印度文化解決的是人與自身之間的關係。所以西方人所面對的「礙」是自然界，而中國人所面對的「礙」是他心，而印度人所面對的「礙」是自我「生命」。問題不同，解決的方式自然也就有差異，第一個問題解決的方式是「從對方下手，改造客觀境地。」第二個問題解決的方式是「反求諸已，」「盡其在我」。三個問題有先後次序之分，程度高低之不同，它們分別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西方文化研究的著眼點是物質問題，也是人類發展過程中首先遇到的問題，其所用來解決問題的東西是理智；而中國文化其著眼點是內在生命，其所用來解決問題的東西是直覺；而印度文化其著眼點是無生本體，其所用來解決問題的東西是現量。西方文化是人類發展中首先遇到的問題，而中國文化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能遇到的問題，而印度文化是人類發展到最後階段才遇到的問題。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是第一條路向尚未走完就折向了第二條或第三條路向，它們是人類文化的早熟。為什麼中國文化會早熟呢?他認為這是天才作用的結果。在他看來，文化是出於天才的創造。中國文化古初的幾個天才即所謂「古聖人」不同尋常，他說:「我總覺得中國古時的天才比西洋古時的天才天分高些，此即便是中國文化所由產生的原故。」由於西洋人太笨和孔子太聰明，才產生了中國文化的早熟。天才固然對文化的產生與形成會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只是將中國文化早熟的原因歸結到這裡對於成熟的思想家來說是相當窘迫的。對此梁漱溟似乎也無可奈何!梁漱溟是典型的意欲中心論者。他認為人類求生的本能意欲可以決定一切，範圍一切，故而可以將整個人類文化都拿到意欲的尺度進行衡量。以今日的眼光衡之，這是很有問題的。因他只考察了意欲對生活的決定作用，而忘記生活本身就可創造意欲。不過梁漱溟比較文化和哲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它突破了兩極對立思維方式，衝破了文化線性進化論在學界的獨霸地位，發現了比較不同文化形態的新角度。在梁看來，以往的所有中西文化的新舊之爭，動靜之爭，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爭，都是相當膚淺的，甚至是沒有價值的，因為近年來流行的種種文化學說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和要害。而只是想將西方的民主科學兩種東西引進來而不去考察其背後根本精神，即不去考察產生民主與科學的人生態度、文化路向，結果將問題弄得面目全非，貽害無窮。應當說這是對西化派強有力的回敬。梁明確告訴他們，以他們的法子引進民主與科學是不會成功的。梁的貢獻在於重新校正了比較文化中的意義方位。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國文化是舊的，過時的，中國文化是低級的，西方文化是高級的，而梁研究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在他那裡，中國文化是高級的，而西方文化反而是低級的，西方文化是舊的，是行將過時的，而中國文化恰好代表了人類文化的未來。當然梁所說的並非句句是真理，然而認為梁所說全是謬誤也不盡然。梁是中國現代少有的好學深思之士，他的文化說持之有據，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給人不少啟發。人們可以不同意他的結論，然而卻不能無視他對文化問題的思考。

二走孔家的路，過孔家生活梁漱溟在對中西印文化系統進行分析比較之後，對世界文化的現狀和未來作了預測。在他看來，西方文化和路向已經走到了盡頭，其征服自然的態度所產生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方法已走向了反面，不僅不能給人帶來幸福，而且還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西洋人由過去物質上的不滿足轉向今日精神上的不安寧。這就使西洋人不得不由第一條路向轉向第二條路向即孔家路向。他指出西洋人在經濟、學術、人生三個方面都已露出這種轉向的跡象。由此他得出結論說:現在是西洋文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文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而中國文化復興之後，繼之將是印度文化的復興。由這種判定，梁漱溟提出了對中西印文化的態度。他說: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來。他認為印度的態度是絕對不能要的，因為它太超前。如果此時提倡印度的態度，中國便禍亂無已，如果倡導人們過佛家的生活，只會延長中國人的水深火熱的生活。但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求將全盤西化的態度根本改一改，另一方面他又說三西方的德謨克拉西精神和科學精神是完全對的，「只能為無條件的承認；即我所謂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既反對全盤西化，又要對西方文化全盤承受，豈不前後矛盾?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不是西方表面的東西嗎?西方之所以產生民主與科學不是由其意欲向前要求的根本精神和念念向前奮鬥的人生態度決定嗎?這些東西不是與中國文化的路向或者說與中國人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相矛盾的嗎?而中國文化意欲調和持中的根本精神又如何能接納民主與科學呢?面對諸如此類的問題，梁漱溟認為中西文化的衝突不是表面的衝突，而是其根本精神的衝突，中國人不能簡單地將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引進來就算完事。「我們要去學他，雖然不一定照他原路走一遍。但卻定要持他那路向走才行，否則單學他的面目絕學不來的。」這樣梁主張將中國原來的態度批評的重新拿來。

他所說的中國的態度就是孔子的態度。孔子的態度就是剛的態度。而以往中國人的人生態度過分偏重陰柔坤靜一面，近於老子，而不是孔子陽剛乾動的態度。剛的態度與欲的態度有相同一面，都是向前動作，但欲的動是向外逐去，剛是真正充實有力的動，而欲則是假有力的動。他認為他所提倡的剛的態度是提倡奮往向前的風氣，但同時排斥那種向外逐物的頹流。剛的態度就是不安、不容己的態度，他指出:正如我們要求自由，不是計算自由有多少好處才要求，而是不自由不可安才要求。他說:現在根本啟發一種人生，全超脫了個人的為我，物質的欲慕，處處的算帳，有所為而為，在從裡面發出活氣來——羅素所謂創造的衝動——含融了向前的態度，隨感而應，方有所謂情感的動作，情感的動作只能於此得之。只有這樣向前的動作才真有力量，才繼續有活氣，不會沮喪，不生厭苦，並且從他自己的活動上得了他的樂趣。只有這樣向前的動作可以彌補中國人夙來缺短，解救了中國人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應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適合從我們從上以來研究三文化之所審度。這就是我所謂的剛的態度，我所謂適宜的第二人生。梁一向反對中西文化融合之說，事實上他的追求仍然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不過他所倡導的融合不是現象的拼湊加減，而是文化本源上的融合即從人生態度上的融合。他所倡導的人生態度即剛的人生態度已不是隨遇而安，調合持中了，而是一種超脫了個人利害，隨感而應，發自內在的向前追求的態度。他認為這種人生態度是孔子的人生態度即剛的人生態度的復活，但這裡的復活其實是假西方人的態度完成的。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湧入，梁漱溟大概不會發現中國人生態度的缺陷，也不會有向前要求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仍可將梁文化理想視為中西文化的融合。就向前要求的態度說，他是取自西方的，就不計較、不算帳、不安的態度說，他是取自中國、取自孔子。他批評地將中國原來態度拿來，就是將中國人從前偏於陰柔的一面打落掉，轉換出奮往向前的風氣。有了這種風氣就可以全盤接受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了。從這裡談中西融合是真正的融合，談西化是真正的西化，談中國問題的解決是真正的解決。他說:「現在只有踏實的莫定一種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下的種種學術種種思潮而有個結果;否則我敢說新文化運動是沒有結果的。」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的復興是中國人生態度的復興。在他看來，那種視清代學術為中國文藝復興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清代學術根本沒有人生態度的復興，也有人視五四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他認為這種說法更荒謬。因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只是西洋化在中國復興，根本算不上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他指出，要復興中國文化，昭蘇中國的人生態度，必須重開宋明儒者所倡導的講學之風。只有像宋明儒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樂趣為現代人開出一條人生之路來，解決他們所煩悶的問題，中國才有希望。「只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從裡面發出動作，才是真動。中國不復活則已，中國而復活，只能於此得之，這是唯一無二的路。」

可見梁漱溟所理解的中國文化復興並不是對中國古文化的重複，而是在更高層次上對中國文化的整合與再創造。後來，梁既排斥歐洲近代以來的路，認為那是中國第一條走不通的路，也拒斥蘇俄的路，認為那是中國第二條走不通的路，但這並不意味著梁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憲政，不要科學，不要合作，否則他參與創建民盟，積極從事政黨活動就不可理解。梁的用意是在警告世人，中國人不要邯鄲學步，生硬模仿，以致失卻自我，而要在認取自家精神，發揮自家特長，立足自家精神上求奮鬥，求發展，走出一新的政治道路，組織一新國家，來一個人類文化的大創造。

梁漱溟在舉國上下羞於談及中國舊文化及孔子之道時，公開主張走孔家路，過孔家的生活，這是需要學術勇氣和道德力量的。梁是哲學奇才，也是一位怪傑，怪之所怪在於他反流俗，鄙時尚。流俗滔滔天下皆是也，他不僅能獨立不倚，而且勇於對流俗作出堅決的批判。正是「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提倡，可有那個出頭?」這說明梁漱溟有擔當的勇氣。在當代新儒家學術陣營中，三、四十年代，梁的影響遠遠大於熊十力，由於海外崛起的新儒家中雖說大都是熊、梁的學生，然而在精神血脈上近於熊而遠於梁，所以就儒學發展自身說，熊的影響遠遠大於梁。港、台新儒家當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為典型，然而牟與梁的關係是由熊十力才聯繫起來，他們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師生關係，徐復觀走上學術的道路較遲，與梁也沒師生之誼，故牟、徐是熊十力的弟子。唯有唐君毅才聽過梁的講演，算是梁的學生。而且梁唐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關係，唐每有著作問世，總不忘寄予梁漱溟一聞，而梁對唐評價甚高，並對他的著作的有些章節專門作了摘要和評說，唐對梁也頗為尊敬和客氣。而牟對梁則有批評甚至是相當嚴厲的批評，但也有很高的評價。他稱梁極有性情，有思考力，「獨能深人孔教最內在的生命與智慧」「使孔子的生命與智慧亦重新活轉而披露於人間。」說他開啟了宋明儒學之門，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的生命與智慧。本人一直在想大概牟與唐正像上代的熊與梁，牟是熊的嫡傳，當然牟非熊所限，對梁也有取捨，唐似乎是梁的傳人，學問氣貌極近於梁，在學理上與熊十力顯得有些疏遠。

梁漱溟對東西文化的比較及其根本精神的揭示固然是意欲決定論，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就是主觀唯心論。不過，哲學上的問題除了黨性原則之外，還有思維深化和認識發展的問題。梁的文化哲學對於推動人們對中西文化關係的思考，深化對東西哲學的研究無疑具有啟發性。他要求人們看到文化時代性的同時，還應看到文化的民族性，這對於糾正線性進化論的偏頗功不可沒。他主張走孔家的路，過孔家的生活，學術界一向以此斷定他是復古主義者，其實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他理解的孔子，他所謂的孔子的真精神已與傳統的孔子有了很大的差別。他所謂的孔子的精神，剛的、仁的、生動活潑、不計利害向前要求的生活態度，不僅不排斥民主與科學，而且還積極要求民主與科學，是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生根的真正基點。梁的思想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余英時曾謂，中國近代以來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梁漱溟積極要求民主與科學也是一位激進主義者，這樣固然也有失偏頗。我們只想學者注意，在指出梁漱溟是復古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同時，注意到他開放，要求變革的另一面。

小編有話說：深切緬懷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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