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漫長的魯迅時代

06-27

　　一

　　吳中傑《回歸真實的魯迅》（《文學報·新批評》2016/9/22）和李澤厚劉再復對話《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魯迅為什麼無比倫比》，以及吳小攀《劉再復的魯迅研究》（《粵海風》第五期）是有見地富有思想力和精神信息的好文章。

　　吳文以「人文魯迅」為基點，縝密地剔抉了自魯迅1936年10月逝世後的八十年春秋，林林總總張揚「真實魯迅」的文章里，「人文魯迅」與「招牌魯迅」相互糾纏不已的兩股社會思潮——眾多研究魯迅的文章可歸於這兩大類,人文魯迅是抵達真實魯迅的唯一通道。

　　這不但因為現代人可以用人文視角評判文事和文人，更重要的，是魯迅本人在留學現代轉型的日本（境外）之後，用現代人文情懷對中國文化傳統與人事時事的觀察與感悟，「人文」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標識，是比較靠得住的抵達真實魯迅的路徑。當多年流浪海外的李澤厚劉再復以其境外感悟重新尋找「真實的魯迅」，當年魯迅「隔江觀火」這一潛在的國情考察與存在感喟也就有了曠世呼應，自然也延伸了探尋「真實魯迅」的新路子。

　　探尋「真實魯迅」是中國漫長現代轉型的的文化現象，中國的魯迅時代是漫長的。

　　要是細究，猶如白色是一種顏色，「人文魯迅」也是一種「招牌」，但這是與權勢無關而與人文探尋和文勢有關，與魯迅所處時代的人文狀態有關的招牌。所謂人文探尋，就是在懷疑和批判中，發現並尊重人及其價值，所謂文勢，就是基於個人化的觀察與獨立思考，在既定語境下對人文境遇的深刻體察中，對研究對象有著精神共振而呈現的生命氣場——上述文章就彰顯了這樣的生命氣場，顯然，「人文魯迅」背後正是中國現代轉型，如今仍未完成的時空遷延，而「招牌魯迅」基於某種權勢做背景，或渴望得到權錢的青睞，以神化和教義化的魯迅為利器，充斥造神和居高臨下訓斥「假想敵」與「娛樂化魯迅」的意味，突出「魯迅在轉變」和「轉變中的魯迅」，也是以展現「真實的魯迅」而出現的，它把魯迅當作沒有體溫的各種衣料不斷進行重新組合，如此「招牌魯迅」，正如吳文所說，「弄得人們對魯迅也很反感」。因此，「招牌魯迅」其實無視真實的魯迅，只把魯迅當作一塊敲門磚，卻起到了「驅逐魯迅」和「魯迅過時」的效果。

　　當然，以「不是魯迅時代，應該走出魯迅和超越魯迅」這種與時俱進的時代情境，也會厭煩「魯迅話題」。應該承認，魯迅是魯迅時代的精神面相及其匯聚，也還是魯迅之後百年我們社會的精神面相，客觀上我們仍無法繞開「魯迅」這一巨大存在，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自然又會滋生出「探尋真實魯迅」這類精神命題，於是探尋真實魯迅成了超越魯迅的一個扔不掉的拐杖或叫途徑，由此推及我們社會已成常態的諸種精神樣式，我們的許多所謂「走出」或「超越」，總是陷入「回到真實（人和教義）」這一循環的思維圈套，其中卻只有「人文路徑」較為靠譜，比如沿「人文魯迅」之途，所揭示的「真實魯迅」方能與新時代的人的心靈共振，方能找到並確立作為精神原點的魯迅，這種原點既是魯迅的，也是我們民族的，與每個國人的心靈息息相關。

　　魯迅是全球化之下中國現代轉型的精神原點。

　　與「魯迅話題」相比照，《紅樓夢》研究也是個欲說還休常說常新的話題，雖然文革中有從階級鬥爭理念闡釋《紅樓夢》（只是曇花一現），它有著相對純粹的文化研究特徵卻是社會的一種共識，而不會在真假曹雪芹上糾纏不已。大家明白《紅樓夢》屬於另一個消失的時代，它敘寫了中國傳統年代的世態炎涼和一切皆空的哲學感悟，即《紅樓夢》話題並不具有急切的現實性，它至多屬於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文化招牌」，而沒有形成社會公共話題的「招牌紅樓夢」（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這樣的研究曾做過革命批判的招牌之用），而「魯迅話題」歷經百年仍具強烈的現實性，「人文魯迅」「招牌魯迅」糾纏不已，表明「魯迅話題」的源頭及不斷變化的「現實」中，由「魯迅」所涵蓋的社會思想話題仍在騷動奔突之中，應該積累積澱而沒有或無法積累積澱，在「魯迅」上沒有形成社會共識——我們的社會共識仍處於一種撕裂狀態。

　　二

　　探尋並回到「真實魯迅」的呼聲並未減弱，根本的原由還在於，當下的社會、思想和精神情境與魯迅的時代相近，即我們尚未走出魯迅時代，比如國民性建設（批判），就像錢理群在《1949—1976：歲月滄桑》後記說的，「大陸知識分子以致普通民眾的某些觀念，思維，情感，心理，行為方式，形成新的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而且影響至今」，這種「新的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跟魯迅時代所揭示的國民性血脈相承，並沒有質的改觀，卻烙有新的時代的質素。比如新近提出「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所折射的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再次躍起的姿態。諸如激進的、掀翻鐵屋的、復古的、維持現狀的、左翼、右傾、封建、頹唐的、背叛的、孤絕的、才子加流氓、敵人的明劍、朋友的暗箭、中庸、無產者、資本家、喪家的、山大王、奴隸總管、國民性、亭子間、象牙之塔、大眾、個人、鐵屋子、人血饅頭、橫站、中間物、海派、京派、商家、官家、趙家、過客、暗夜、荒寒等等，都與轉型時代的中國境況、人文精神盛衰及基於人文的感悟相關聯，且不說對它以新的揭示，就是以批判而言，感受最深，批判最深刻的仍莫過於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也是這樣認為的。魯迅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精神原點」。

　　國民性批判應該成為中國現代轉型的文化命題（比如我們已經能夠接受柏楊《醜陋中國人》的討論），可它仍是我們社會的現實話題，而現實話題在我們意識形態化的國度，必然引伸出禁忌和雷區，如果以魯迅為精神圭臬或為招牌，勢必激發「人文魯迅」和「招牌魯迅」的對峙，這樣的對峙恰恰反證我們現實中揮之不去的精神糾結。

　　魯迅以他的懷疑和批判性寫作與韌的戰鬥張揚了五四精神，昭示了中國傳統人文的現代轉型或面臨轉型，人文質素成了社會精神的新生面，人文魯迅成了一面旗幟，成了不可忽視的中國現代轉型的巨大文化存在，也終於成了當時在野的毛澤東的一張統戰招牌，當然，由於毛的叛逆性格與當時遭受黨內外夾擊的語境和處境，毛對魯迅的尤其是硬骨頭精神的崇高評價，正如吳文所分析的，毛是出自真心——包括對其戰友、同事、得力助手以及社會賢達的評價，毛當時都有真心的一面，即他與魯迅有著心靈共振，但他作為政治家，「一切服務他的政治」即「一切成為他的手段」，是他的最大考量，又有著「招牌」即一時功利的考慮，所以當處境一變，他可以完全置他有過的評價而不顧，或者說，由他的筆杆子（比如周揚、陳伯達、胡喬木）做出符合他意圖（如知識分子思想轉變）的權威詮釋，這些筆杆子其人其文後來也被他丟棄，足見「招牌式研究」可以「合法地」進行張揚，卻因其內涵常常變化而維繫乏力，不能形成有機的文化積澱。於是，對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無法繞過的魯迅，對其有著偉人白紙黑字蓋棺論定的評價，只有走「曲解」一途（在既定官方看來是唯一的正解），由是按照既定的政治需要（連魯迅夫人許廣平也不能免俗），把魯迅打造成「思想轉變」的革命作家，把了解魯迅並張揚其「發展論」的胡風蕭軍們打進冷宮（其實胡風「發展論」也有著濃厚的招牌意味）。

　　作為現實生活中的思想者魯迅，受特定情境影響和推動，他的思想當然是生長的、變化的，但作為公共話語的「魯迅思想轉變」其背後有著某種意識形態的制肘，跟真實魯迅了無關係。打著某種旗號而所作所為南轅而北轍，也許是一種只有在中國盛行的文化現象。由於政治的內容不時而變，魯迅的「思想轉變」也就永遠在路上，「招牌魯迅」也就時時翻新，但居以懸浮狀態，「魯迅」也就難以形成中國百年現代轉型的文化共識，難以向「文化範式」轉化。

　　三

　　把一個在中國社會的巨大存在且發生深遠影響的人物及其典藉視為思想原點，後來的工作（包括後輩）就是圍繞這株「大樹」做無盡的詮釋，要使自己的「詮釋」(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作者闡述主題)有力並存為正宗，非得拔高美化「大樹」的某一方面，也勢必遮蔽另一方面，曲解也就發生了並延續，縱然有一點幾點自己的思想感悟，也被自己所操刀的曲解給掩蓋了，所以，中國難出原創性思想者和作家。所以還得回到真實的魯迅，汲取其巨大的精神資源。應該說，人文魯迅是抵達真實魯迅的一條確切之路，由此《回到真實的魯迅》仍顯現新意和深度。

　　我覺得，魯迅百年之後的今天，「回到真實魯迅」的旗幟依然獵獵，正是基於對社會現狀精神現狀的憂思。在學術意義上，是對「魯迅研究」的現狀不滿，或叫渴望對「魯迅研究」的超越；在社會意義上，是對當下社會現狀、精神現狀（包括國民性延續並異變）不滿，還呼籲學人（知識分子）重建道統意識。20世紀初魯迅留學日本歸來，中國沒什麼改變，或正醞釀改變，他以求變中的日本為借鑒建立了全球視野，以人文之火燭照了國人精神上的荒寒，這方面，我們又得承認，魯迅是繼承以司馬遷《史記》所確立的道統大於政統和學統這一傳統，並向著現代人文轉化（其道統有著現代人文內涵）的第一人。從而我們又發現，數十年以來，我們所奉行的是政統高於道統更高於學統的思路，「招牌魯迅」便是這種思維的文字結晶。因此，「回到真實魯迅」又有著「回到有價值的中國文化傳統」和建立基於中國文化傳統又擁抱世界的新道統的意味，這又是「現實的觸發」，魯迅這一精神原點有了新用場。

　　四

　　有趣的是，跟《回到真實的魯迅》的同一時間段，李劉對話《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魯迅為什麼無比倫比》，以及吳小攀《劉再復的魯迅研究》，也屬於「人文魯迅」研究路子。由於李澤厚和劉再復是懷揣「魯迅」上路的；這種「上路」，既是他們的生活之路，也是他們的思想之路學術之路；他們一直在追尋「真實的魯迅」——以展示真實的魯迅心路為己任，魯迅是他們重要的、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資源，他們的「生存」可以視為思想文化的生存，由於驟變的時代境況，他們從境內漂泊境外，他們對「真實魯迅」的探尋也延遷到境外，不期然獲得了當年魯迅擁有的境外視角，由於地域不一樣，他們的魯迅研究也就呈現出新意和新的深度，既是他們在境內各自「魯迅研究」的延伸，也是反撥，也呈現他們同中有異的分野。

　　李澤厚和劉再復是魯迅研究的大家，他們歷經著漫長海外(不是在轉型的亞非發展中國家，更不是在朝鮮那樣的封閉國家，而是在准現代的歐美國家)流亡的孤獨經歷，一次次回望祖國，重新感悟魯迅。他們的中國視野中已然揉和著全球現代情境，並不是他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所持的中國視野所能比擬的，認識「真實魯迅」獲得了新的視角，但也表明，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今天，他們仍為「逼近真實魯迅」所糾結。

　　顯然，「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有著真實魯迅的內涵，但又是李劉的夫子自道——精神獨白，是他們魯迅研究新的價值取向。換言之，研究魯迅有素的李劉，基於和擁抱現實仍須爭鬥，仍在尋找「真實的魯迅」。可李劉的差異也是明顯的，說不上分道揚鑣，但也昭示著同在「人文魯迅」之下，「回到真實魯迅」不同的思想側重點，當然也豐富著「人文魯迅」。

　　這次「對話」，李澤厚發現並強調魯迅「從俗返真，從真返俗」的三段論：「魯迅由孤獨的個體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處……從提倡啟蒙到超越啟蒙又返回啟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衝突和結合融匯充分展現出來，所以特別深刻豐富。」當然也就是特別「真實」。李說「把魯迅描繪成孤獨的個人，恰恰抹掉了魯迅最偉大的一面」。從《中國古代思想論》《中國近代思想論》《中國現代思想論》《美的歷程》，李澤厚是從整體上（包括文化精神現象）研究個人（荷戟獨彷徨）的魯迅，加上他去國後不像劉再復處境的一度孤絕，他的魯迅研究依然保持著既有特徵。他說：魯迅的現代孤獨感仍然不同於西方那種「孤獨的個人」，他感受的，是「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鳴的孤獨」，也是真實魯迅「大音希聲」的孤獨，他著重的，是魯迅「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由此他歸納為「超越啟蒙和提倡啟蒙相矛盾相衝突，卻又相結合相融匯，這才可能有那深層次的孤獨絕望中仍然展示出對人世的關懷，既絕望、孤獨，超越卻又仍然啟蒙的戰鬥情懷和人道心緒。」他關注的是「時代苦悶內容」，是群體性的精神現象，此局面下有追求和擔當的個人，而不是獨來獨往的原子式個人，而後者恰恰是劉再復思慮和側重所在，由此顯現了劉走向「真實魯迅」的不同路徑。

　　劉再復在境內已感受到了郭爾凱戈爾式的個人孤獨（他對魯迅《野草》情有獨鍾蘊含著這一精神糾結）,去國處境更經歷一番艱辛慘淡（有他的《獨語天涯》等作品為證），他再次感受魯迅的，是「魯迅對人性不信任」，「人性的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虛偽，這一切魯迅看得透徹。」簡言之，劉再復多年的海外經歷，使他對全球現代情境中存在主義意味的個人處境有更深的感悟，他又在魯迅身上找到了相對應的精神呼吸。他回過頭重新檢視魯迅的《野草》，在這次劉李對話中，他強調的是，「中國現代作家處於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之下，他們的焦慮主是是群體生存問題，不是個體存在意義問題，或者說，他們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合理性的問題，不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問題。因此，中國現代國家普遍缺少現代感。」但他仍在魯迅那裡找到「在現代社會面前的不安感與孤獨感」，用「天才」來說明魯迅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具有現代感」。他的「回到魯迅」強化了現代情境中，存在主義上的個人孤獨和個人擔當，劉再復偏重於個人和現代情境，與李澤厚的精神指向已然不同。

　　《劉再復的魯迅研究》分析了劉再復的「兩度人生」，在「第一人生」里，劉是注釋魯迅，借魯迅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但對魯迅其實仍取一種仰視的視角，仍未徹底擺脫主流的進化論、階級分析的影響。就是說，這個階段劉的魯迅研究仍有「招牌魯迅」之嫌。而在「第二人生」里，劉不再有外在的拘囿，完全回歸學術，得以進入魯迅本體，以獨立平等的視角反觀魯迅，改變以往那種單向度的「我注魯迅」或功利性的「魯迅注我」，以平等、互動的姿態進行魯迅本體研究，還魯迅「一個豐富的充滿矛盾的真實存在」。於是劉再復在魯迅身上感受到「人格分裂的複雜性」這一現代感，正是基於存在主義個人孤獨並反叛的立場。在劉再復，當然匯聚著中國情境的現實感，分析魯迅就是分析現實中的群體與個體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在分析劉再復自己。劉再復哲學化魯迅，也哲學化自己。

　　倘若與《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天地》即「李劉對話」相對照，《劉再復的魯迅研究》的判定卻有些含混，如吳文認為，劉對魯迅「人格分裂的複雜性」背後有一種天才的現代感，這種現代感慨令他超越同時代的中國作家，又不同於西方的那種「絕對的原子式的」個人孤獨，「彷徨無地」又立於大地，提倡啟蒙又超越啟蒙，並最終回到啟蒙，從而達到一種形而上的深刻性。即便吳文從劉再復的《魯迅論》得出這樣的歸納和認定，但與上述「李劉對話」各自的精神內涵相映照，這樣的結論倒更符合李澤厚，而不怎麼符合劉再復，「形成了自己更逼近真實的獨立判斷」也是吳文的一家之言。「李劉對話」當在劉出版《魯迅論》之後，可見劉「回到人文魯迅」的精神方向越來越偏重「現代情境中的孤獨個人」，於是突出魯迅的「人格分裂和孤獨」。

　　但在我看來，當年魯迅並未完全形成郭爾凱戈爾式的處世情態，那是因為，一當時的中國現實與風行神學的19世紀丹麥不可比擬，兩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精神氛圍不一樣，而魯迅是「改造中國」積極介入現實的思想型戰鬥型作家，與「絕對的原子式的」個人孤獨無緣。二當年變革維新的日本，屬於偏重家國的東方世界，同樣與19世紀丹麥不可比擬，郭爾凱戈爾式的個人化並未形成日本的精神文化氛圍，留學日本的魯迅只是對郭爾凱戈爾有所知，而沒有把他當作精神資源。

　　因而，同樣面對「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地」的魯迅話題，以此為紅線勾勒「真實的魯迅」，李澤厚與劉再復的精神內涵不一樣，從魯迅那裡尋找的精神面相也不一樣，所呈現的「真實魯迅」很不一樣。曾幾何時，在風雨如磐的「暗夜」，描繪魯迅的孤獨——孤獨也是魯迅最偉大的一面，也是一條抵達真實魯迅並得到廣泛社會共鳴的路子，一如「娜娜走後怎樣」，魯迅——中國知識分子孤獨後又怎樣？從此退隱山林和做權勢的棋子、做市場的戲子都是一種選擇，許多知識分子正是這樣做的，但魯迅並未自我終結，晚年他的「決不寬恕」就表明魯迅走出孤獨回到爭鬥的人間。這個話題有著強烈的現實感，李澤厚劉再復都看到了這樣的「現實」。

　　李澤厚對「真實魯迅」的這種再逼近依然側重於群體性民族性的情感與啟蒙，而至少在這次李劉對話上，劉再復突出的則是魯迅與郭爾凱戈爾式的個人孤獨相溝通。如是展現的李澤厚式的「真實魯迅」、劉再複式的「真實魯迅」，固然表明「真實魯迅」仍然有著多種解釋或多條路徑，也潛含著現實生活（包括精神生活）中不同的姿態和情態。

　　概而言之，從魯迅那裡寄託現實感，或藉魯迅作現實感的表達，是「回到真實魯迅」的精神動力。這種現實感的確立和獲得，由於個人所處的國內或國外的不同情境，就會有不同層次的表達。若問，跟那些從大漢大唐大明大清的典藉——從古遠歷史找現實的比照，或叫找現實的靈感，即「回到」某個朝代，跟基於人文的「回到真實魯迅」的區別何在？前者「借古鑒今」是單向度的，其人其事與現代人文基本不搭界，今人只是就事論事，而後者呈多向度，最重要的是有著現代人文視域，它與全球化視域相通。魯迅及他所生活的時代過去了，但中國式現代化正在展開——「魯迅情境」正在延續，於是尋找真實魯迅沒有盡期。

　　很讓人無奈，走不出魯迅就是走不出我們的心獄。就像青年學生膩煩那種機器人似的應付考試，又得走考試一途，人們還相信考試可以有效地檢驗知識積累和水平，以及人人可以參與的最基本的公平，我們仍相信「魯迅」並未窮盡，基於「人文魯迅」會有新的發現，如此數十年數百年反覆，猶如千百年反覆藉助孔子，孔子成了中國的聖人，漫長的魯迅時代，魯迅也會成為孔子之後的大聖人。

　　 2016年9月28日初稿

　　 2016年10月31日正稿

　　出處：《創作評譚》（江西）雙月刊201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