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他者：你們的芭蕾

自啟動至落幕，由國家大劇院主辦的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歷時近9個月，終於開花結果。而正如著名舞蹈家塔瑪拉·羅赫所說的：「跟過去不一樣，這次是我們來參加你們的比賽。」當我們再回眸整個賽事，的確能感受到一種「我們」的力量——這是我們的芭蕾，也就是他者眼中的「你們的芭蕾」。

□ 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鄭榮健

□ 本版圖片 王小京

賽事：激烈角逐芭蕾藝術基金大獎

自賽事啟動後，共有20多個國家的200多名選手報名參賽，最後共50名選手進入決賽。經過9場激烈角逐，最後中國選手馬曉東獲得芭蕾組芭蕾藝術基金大獎，戰薪潞、李人秀（韓國）分獲芭蕾組、編舞組金獎，費波獲古典芭蕾組最佳現代舞編舞獎。另外，評委會特別大獎、國家大劇院特別獎、觀眾最喜愛演員獎等也盡數頒發。

論壇：撐起腳尖不能承受之重

7月14日、15日，舞蹈界人士聚首賽事特意舉辦的芭蕾舞和編舞論壇，針對國際芭蕾比賽的商業化和技術化傾向，交流信息，碰撞觀點，特別對舞蹈創作、舞蹈藝術教育和國際間的人才流動等話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為堅守藝術本體，他們撐起了腳尖不能承受之重。

榜樣：人文的力量

比賽期間，主辦方還特意舉辦大師班活動，塔瑪拉·羅赫、廉姆·斯加雷特等著名國際舞蹈家和編舞家執起教鞭，讓中國的年輕舞者親炙受教。塔瑪拉·羅赫關於舞蹈演員應該多學習人文知識的觀點更是讓趙汝蘅驚喜不已，認為給中國的年輕人提供了榜樣。

芭蕾藝術基金大獎獲得者馬曉東和女子金獎獲得者戰薪潞

譚元元和埃德溫·里瓦佐夫表演《茶花女》

瑪麗亞·塞萊斯卡雅和斯坦尼斯拉夫表演《天鵝湖》

商業化氛圍下我們的藝術堅守

——訪中國舞協主席、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藝委會主席趙汝蘅

記者：為什麼想到要創辦這樣一個比賽？

　　趙汝蘅：為什麼要搞比賽？這個是我一直想的。我曾經問歐建平，在北京搞一個這樣的比賽多不多，他說不多，於是他就把我忽悠來了。但後來我想，北京的確需要這樣一個城市文化品牌，同時也可以為舞蹈藝術交流搭建一個好的平台，就把比賽張羅起來了。

記者：您曾擔任過許多國際芭蕾舞比賽的評委，這跟您的經歷或觀察有關嗎？

趙汝蘅：為了這次比賽，今年我去了一趟紐約。在那裡，我發現了一對俄羅斯的夫婦，他們搞了一個大的比賽，那個比賽有400多人參加。後來我覺得，這個比賽已經很商業了。在這個比賽的頒獎儀式上，台上坐了好多評委，他們是各個團的團長，或者各個學校的老師。他們兜里都揣著工作邀請函，我看有的選手就得到了三個或四個信邀請他們去工作。實際上，在這些比賽中，他們不但給獎，不僅是獎金或者獎盃，而是一個工作，這是我在紐約感受到的。2009年1月，我到洛桑去當評委，我也非常吃驚。在比賽結束後，有很多的小圓桌，好像就是一個市場，大家坐在一起談工作合同。許多國際芭蕾舞比賽已經很商業了，堅守藝術變得越來越艱難，因為這些比賽的確很有吸引力。同時呢，這些比賽越來越重視技術，問題是技術真的很吸引觀眾，看到演員做出各種高難度的動作，觀眾的掌聲就特別多。這兩個問題一直讓我很困惑。我也在想，別的比賽那麼有吸引力，那我能給選手們帶來什麼呢？

記者：在這次比賽中，編舞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各類國際芭蕾舞比賽中，引入編舞比賽並不多見，這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趙汝蘅：編舞比賽是這次特別希望做的，在我自己擔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的15年里，一直就覺得創作問題是困擾我們的最大問題。古典芭蕾發展到如今，我們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總不能永遠跳佩蒂帕的東西。就這一點上，我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芭蕾是國際化的，我們被英國皇家芭蕾舞舞團請去演出過，被巴黎歌劇院請去演出過，他們喜歡看的都是我們中國的芭蕾，比如《紅色娘子軍》《大紅燈籠高高掛》。但是，怎麼才能使我們的創作更進一步呢？我覺得，關鍵就在挖掘編導。很多年前，我們跟張藝謀合作排《大紅燈籠高高掛》，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就是要開拓視野，去看看別的藝術、別的舞蹈都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相信，不只是在中國，我想全世界都希望如此。

　　記者：一個好的舞蹈編導，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在這次比賽中，您發現了什麼？

趙汝蘅：在全世界，我相信好的年輕編導特別多，中國好的小編導也特別多。但在編30分鐘以上的作品時，就需要這個編導應該具有相應的文學水平，有非常好的音樂修養，同時有非常好的編舞技法。如果說我們通過編舞比賽能夠看到點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收穫。在這次比賽中，我們安排了芭蕾組評委和落選選手的一次對話，我也特別感動，我感動什麼呢？每個評委都記了很多的筆記，當這些落選的選手坐在對面的時候，他會講得非常仔細，那麼這個孩子肯定沒白來，他知道他好在哪裡壞在哪裡。通過各種各樣的環節，我覺得可能我們的收穫還更大，因為我們吸引了更多的人到中國，他們可能會來當演員或者到中國來編舞，到各個團去發揮他們的作用，讓我們的芭蕾藝術真正交流起來。

記者：作為首屆比賽，籌辦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了嗎？這次比賽的評委陣容非常耀眼，我想許多人肯定很好奇，您是怎麼邀請到他們來的？

趙汝蘅：一直在忙，開始都沒想到過困難，但現在回頭去看，是啊，的確請了不少人，而且都是國際舞蹈界很有名的大腕，有的還很年輕，比如塔瑪拉·羅赫、吉田都、廉姆·斯加雷特。第一次辦比賽，又是國際性的，可能困難主要是宣傳，是如何讓世界上那麼多國家的人們知道有這麼一個比賽，然後來報名參加。但請了這麼多評委，而且他們都來了，是我意想不到的。比如廉姆·斯加雷特，他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編導，他是第一個到北京來報到的。還有塔瑪拉·羅赫，她也表現很積極，報名大師班給孩子們講課。她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年輕舞蹈家，做事特別認真，總能給人帶來驚喜。在很多國際舞蹈比賽中，評委常常局限於一些熟悉且年齡較大的面孔，這勢必形成一種局限。在這次比賽中，我們也希望走出這個圈子，找一些年輕的、有理想、有激情和號召力的藝術家來，找到一種突破。

記者：您提到您的兩個困惑，同時認為無論是工作對演員還是技術對觀眾都很有吸引力，在論壇的討論上，肖蘇華老師提到要堅守藝術的本體，您和他似乎有一個小小的交鋒？

趙汝蘅：不，不是，我和肖老師的觀點並沒有什麼衝突。我只是提出我的困惑，就是在商業化氛圍很嚴重的環境中，我有一種擔憂，因為藝術之外的吸引力很強，我們該如何繼續堅守藝術本體呢？這會很困難，我們也在探索。比如說，台下那麼多人揣著合同、揣著工作機會來看你比賽、表演，演員怎麼還能不為所動呢？我們不能強按著人家說，你必須給我重視藝術。這次我們請了這麼多評委來，包括很多年輕的明星，之前我也講過，要給國內的年輕演員提供一個榜樣。什麼榜樣呢？就是除了跳舞和訓練技術，他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很多人說，舞蹈吃的就是青春飯。不是的，你看看這次來的這麼多評委，他們從演員到藝術管理者、教育者甚至研究者，都走過了一條不尋常的路。演員除了跳舞，還能做的有很多，人文修養很重要，需要不斷地去學習。

記者：那麼，您希望這次比賽能給中國芭蕾舞界帶來什麼？

趙汝蘅：從我的私心來說，我希望通過比賽能夠使中國留下更多的好演員，能夠使更多的評委為中國舞蹈提供一份力量；同時又希望這些演員在世界舞台上發揮他們的作用，包括我們有潛力的演員。芭蕾舞演員是流動性特別大的，有的人就走了，到別的地方去了，有的很好的編導也到國外去發展了。我一直非常困惑，甚至有的時候為這個問題睡不著覺，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做這麼一個比賽，我們得到了什麼，這是我常問自己的問題。你也知道，國外的很多比賽已經很商業了，我們有的選手去參賽獲獎了，然後就不回來了。當今社會是一個交流的社會，我們能夠理解這種人才流動，但我們真的很心疼。我們培養了那麼久的人才，就這樣流失了。然後我反過來想，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向各國舞蹈界人士拋出這個問題，大家一起來討論，同時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吸引力。

記者：在一些媒體的提問中，您似乎不太願意談本次比賽的偏好或標準，那麼，作為首屆比賽，您希望給未來沉澱下怎樣的傳統呢？

趙汝蘅：從一開始，我們就把比賽放在了一個高品質、高品位的定位上。為什麼最後進入決賽的只有50人呢？因為我們希望用一個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如果說要為未來沉澱下什麼傳統的話，我想就是藉此引起更廣泛的關注，關注並尊重我們的舞蹈，尊重我們的芭蕾。現在我們的比賽還是首屆，以後每兩年會舉辦一屆，跟國際各大芭蕾舞比賽相比，我們還很年輕，我想我們會慢慢積累出經驗的。

怎樣培養編舞家？

——訪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編舞組主席林懷民

在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中，編舞被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引入賽事。對主辦方來說，這是一個創舉，更是一個探索。也許，透過現象我們可以看到舞蹈界的一種焦慮，即國內芭蕾舞創作上的乏力。事實上，比賽已經承擔起了舞蹈藝術交流的重要任務，因為許多優秀選手在這裡匯聚，許多國際大腕在這裡碰撞觀點。著名編舞家、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以親身經歷為線索，講述了生活對編舞者的重要意義，可以說是對賽事創意的一個重要呼應。（以下為記者的採訪實錄）

這樣活著因此做出這樣的作品來

在台灣，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看不到多少舞蹈表演，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有了錄像以後，我才知道格蘭姆長成這個樣子。因為錄像帶很少，所以像巴郎西的東西倒過來倒過去，到最後是前半拍起跳的還是後半拍起跳的都要弄得很清楚。我很喜歡保羅派樂，他有一萬個排隊的方法，國慶閱兵的時候都沒有那麼複雜。他有很多的排列組合，這是我著迷的地方，看保羅派樂如何完全不講樂理、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音樂，這些東西都非常有趣。

可是，慢慢地我知道我必須走自己的路，不是我不願意編一個像保羅派樂的舞蹈，而是我不會編，我不會那樣，我排不出那樣的隊，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來搞定。馬賽克·格蘭姆到台北來，請我到他房間，在房間里吃晚飯。他到台灣的時候帶了整整兩大箱的書，然後就很憂愁地在抽煙。他告訴我在台北哪裡看到了一隻蟲子，他花5分鐘的時間告訴我蟲子的事情，這非常有趣。巴郎西能彈一手好鋼琴，他喜歡吃好東西，他喜歡自己做飯。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生活的積累，他們這樣活著因此做出這樣的作品來，而不是因為規格。

編舞家的真正考驗是在成功之後

怎麼培養編舞家？事實上我一直企圖這樣來培養我的舞者，帶他們到威尼斯，帶他們去佛羅倫薩，到所有的地方看，跟他們講，同時帶他們吃飯，所有的場面所有的餐廳怎麼吃飯，看人家怎麼講話，怎麼樣穿衣服，就是管到人家小朋友要發瘋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大學生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就休學一年，幹嘛？到歐洲去混，去遊學，去打開眼界，這是美國的中上層家庭的一個傳統，這些都是養分。

我們的教育，包括藝術教育，永遠在講是與非，鼓勵你創作又不讓你越過雷池一步。比如說音樂，樂理都講過了，考試都考過了，孩子回家有沒有在聽音樂呢？你把巴郎西所有新古典主義如何運用在音樂課堂上都分析完了，最簡單的小樂曲，小朋友會哼嗎？不會，他們根本不在生活裡面，所有的課都教完了，然後全部又是一張白紙。更糟的是他以為他懂了，因為教過了背過了考過了，所以這些東西通通變成了創作的障礙。一個編舞家的真正考驗是在他成功之後，因為有盛名之累，有不能失敗的壓力。

修養是一切的基礎

說到最後，仍然是一個好奇心的問題。這個好奇心的範圍有多大，都是在養成教育裡面放進去的，沒有這些東西再多的錢砸下去也是緣木求魚。那個基本的東西，那個敏感度說到最後已經不是一個敏感度，是一個渴求，是一種饑渴，是這個饑渴成就了一個編舞家的開始。

那麼，有沒有技巧呢？事實上，編舞到最後就像打毛線一樣，你天天做，然後就會編了，這個問題處理不好三年後我一定幹掉，這是技術上的問題。可是你到底要幹嘛呢？這個技術上的東西可以解決，但是你要講的話，你要表達的東西，這是需要從你的生活裡面打點出來的。說到底，這就是修養的問題，這是一切的基礎。所以我認為，技術可以等著來，但是那個東西一定要在那裡。編舞就像是大廚，他不是跟著水土在煮飯的，課堂不是希望孩子們編舞的時候好像有個規格，給你提供標準。對編舞的人來說，有的人不編會死，這些人可能會有病。編舞就像走進一個好像很熟悉的路，你還要花很大的精力拔出來讓自己逃掉。是不是走進森林的另外一端你永遠不清楚，你以為你走出來了，到舞台上以後，好像又有300個地方必須改，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的。每次看我的作品我充滿了遺憾，我還編舞，所以我說我是有病的。

記者觀察

一切皆有可能

7月17日，由國家大劇院主辦的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正式落下帷幕。如果細數整個比賽，可圈可點的地方真是不少。獲獎者固然載譽而歸，落選者也可稱滿意。正如主辦方一直強調的那樣，比賽是為了「搭建一個舞蹈藝術的交流平台」，事實證明這並非一句套話。選手們在台前幕後相互交流，耀眼的評委陣容也不是擺設，對選手們的表現均做了豐富的筆記，特別是評委與落選選手面對面的環節里，真誠的點撥讓人感動。

在眾多國際芭蕾舞比賽中，北京賽事因新生而充滿豐富的可想像空間。自1964年保加利亞舉辦瓦爾納芭蕾舞比賽以來，國際芭蕾舞賽事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從瓦爾納、莫斯科、洛桑、巴黎、盧森堡到紐約、名古屋、漢城、上海，有的穩居TOP榜並成為世界芭蕾明星的搖籃，有的則淡出並不再舉辦，但新的芭蕾舞比賽在世界各地仍不斷產生，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就是其中之一。有意思的是，當人們習慣於把1954年蘇聯專家入駐北京舞蹈學院作為新中國芭蕾事業的起點時，往往忽略了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上海租界由岡察洛夫帶到中國的芭蕾火種。如今，新生的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與先期舉辦的上海國際芭蕾舞比賽一北一南，遙相呼應。我們很難下結論這與歷史有關，但傳統鋪墊的風景足堪欣賞。

事實上，主辦方似乎無意強調某種傳統。不是沒有媒體多次詢問「比賽的偏好是什麼」，但作為比賽的主要創辦者和發起人，中國舞協主席、國家大劇院舞蹈藝術總監趙汝蘅的回答更像是在強調包容性和開放性：為舞蹈藝術搭建交流平台，為年輕的舞者提供榜樣。

但任何人都能看出，此次比賽遠不僅如此。在古典芭蕾舞比賽中，特別引入編舞比賽，這在各大國際芭蕾舞比賽中並不多見，絕不可能只是玩「花哨」做點綴。那麼，在此次比賽中植入分量頗重的這一環節，根據是什麼呢？在比賽特意舉辦的論壇研討上，趙汝蘅道出了兩個困惑：一是各大國際比賽越來越重視技術而忽視藝術，二是許多國際賽場越來越商業化。應該提到的一個細節是，在首場閉幕演出現場，一位老先生跟我說：「古典芭蕾太講究程式規範了，來來回回又這麼來一遍。」我當即愕然，才發現真的是這樣，先「出場」、「慢板」雙人舞，然後男女「變奏」獨舞，然後穿插表演至「結尾」雙人舞。但對很能展現演員技術水平的「變奏」，現場多數觀眾反應熱烈。某種意義上，它恰恰證明了技術「硬指標」的商業價值。這些指標被各國際賽事所喜愛，以招徠更多的經紀人或院團來「狩獵」人才，進一步擴大賽事的影響。當技術化、商業化逐漸結成了同盟，技術在塑造人物、講述故事特別是傳達抽象意味上的局限就越發顯露。在緊盯著國際重大賽事的國內芭蕾舞界，受此影響顯而易見。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以中央芭蕾舞團為代表的國內院團創作了《紅色娘子軍》《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樣的經典，最近又編創了芭蕾舞劇《牡丹亭》，但趙汝蘅依然覺得，國內芭蕾舞創作乏力的局面必須扭轉，這也正是其納入編舞比賽的原因。

可以說，此次北京賽事的意義，就在於突破，在於打破國際賽事的評委圈子，在於形成一套開放的機制。只要看看受邀而來的評委，資深如多麗絲·萊恩、林懷民、伊雷克·穆哈梅多夫，年輕如明星塔瑪拉·羅赫、吉田都，他們組成的「拼盤」又獨特又新鮮，無異於給國際芭蕾舞比賽送來一縷清風。對國家大劇院來說，在演出經營、劇目生產和藝術普及之外，主辦比賽是一個創舉，更是藝術資源整合的新探索。前面是什麼？未來。

此時，可想像的空間無限延展，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