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醫療和教育成為暴富領域在歷史上很少發生(3)

06-27

為什麼你是執政黨，因為你要領導改革；那麼你怎麼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給社會一個願景

記：經濟改革的成就獲得全世界公認後，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動力在哪裡？或者反過來問，如何給出一個理由，擊退那種拒絕改革的聲音？

鄭：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誰都知道。但是，什麼樣的政治改革，怎樣改，這才是關鍵。好多人光談重要性，談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覺得已經不夠了，關鍵是怎樣定義政治改革。談論政治改革，世界上不僅是中國這一家，從共產主義國家來說，越南共產黨也進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談論改革；前東歐共產主義轉型國家在談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國家也在談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談論政治改革。但是每一個國家政治改革的內容是不一樣的。中國政治改革的定義權，應當由中國人自己來做。

中國談論政治改革，迄今為止談得最好的還是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談得非常明確。

領導制度的改革是要強化一個國家的執政黨的領導作用，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是這個領導作用要通過改革，通過制度建設來實現。我受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影響比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講領導權的問題，領導權不是為了領導而領導，領導權是要做事情的——建設國家啊，推進改革啊，這些都是領導權的內容。就是說，你要確立一個領導權，但領導權並不是為了維護你自己領導者的利益，而是要為整體社會做事情。如果講中國政治改革的話，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確立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去領導改革。這和執政黨自己的定位有關係，為什麼你是執政黨，因為你要領導改革；那麼你怎麼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給社會一個願景。

實際上，中國這十多年來應當說改革議程還是明確的，沒人說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會所期望的已經相差很大了。甚至說，大家每天都在談論改革，但沒有很多實質性的動作，中國社會已經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麼樣改了。以前鄧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確定一個什麼樣的目標，我就動員改革的力量，來達成這個目標。80年代是這樣，90年代尤其是南巡談話之後更是這樣。現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無論從政策方面、體制方面，但是最近幾年大家都意識到，變化就比較少了，尤其是體制上的變化比較少。

記：但是改革的空間還是存在的，而且並不小。

鄭：當然。我們強調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種、很宏觀的那種，其實好多細節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須注意和重視改革的細節。

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黨政關係，黨政關係的改革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內容。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為西方的政黨只是選舉黨。中國就黨政關係的問題，80年代提出過黨政分工、分開，也做過一些試點，並不是很成功。我剛才所說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很多年的努力，希望從一個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但是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一個行政黨，政黨親自抓行政事務。這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政治事務誰負責呢？政治事務就荒涼了。執政黨是要抓領導權的，但是現在執政黨在抓行政權。這方面怎麼來改革，我覺得有很大的空間。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治責任制。從人類政治史發展來看，無論是民主社會、非民主社會，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要確定一個政治責任制的問題。很多人意識到政治責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實現。實際上，這個問題涉及黨內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黨內票決民主一做的話，很多的變化因素就都出來了，政治責任也會明確起來。

這是黨的這一塊。政府和人民之間也是有空間可以做的。人大、政協廣義上說就是中國的代表機構，相關制度需要改進。怎麼樣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間的關係呢？怎麼樣讓人民通過他的代表來表達他的利益呢？這些都是制度建設應該考慮的。

另外，司法過於政治化，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現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於此。如果有權有勢的人，可以通過權力或者錢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這麼做。中國當前的局面是，不僅當官的、有錢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議、遊行、自殺，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觀點是，既然按馬克思的說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體現，那麼執政黨可以主導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產生了以後，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過專業的司法人員進行司法，保證這個程序。因為司法在任何社會都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不可以再政治化。這一塊中國也有很大的空間。

記：現在有一種聲音，強調民主的細節。你對此有何分析？

鄭：民主當然也要有細節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問題。在農村我看到很多情況，村委會是選舉出來的，黨支部不是，村委會的合法性就比黨支部高。我們設想，如果鄉長、鄉黨委是選舉出來的，而縣長、縣委不是，這個縣長、縣委就很難有合法性。選舉民主，中國叫票決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這非常符合中國特點，先要黨內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會民主。黨內的票決民主應當早於政府的票決民主，否則黨政衝突一下子就會爆發出來。同時，中央的民主要先於地方的民主。這樣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國家制度建設的邏輯。在中國，在考量民主化的時候，尤其要把國家的整合和統一考慮進去。

現在大家都在推動自下而上的民主，這是很危險的一個過程。自下而上，第一會產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我幹嗎要聽你的，幹嗎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會產生制度的分化。因為如果制度建設都在地方進行，那麼就會產生國家制度多樣性的問題，各地方就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這樣，以後國家在制度層面怎麼整合？中國的司法現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個民主因素的話，就更地方化了。過度地方化以後，國家的制度建設怎麼做？按照政治學上國家制度的邏輯，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沒有一種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種壓力和推動力，不是建立制度的過程。